二十一世纪以来苏青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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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青无疑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流行作家”，到了五六十年代却黯然消失，直到九十年代的“苏青热”，她再度进入学界视野。这样的起落沉浮背后是令人深思和耐人寻味的。进入到二十一世纪，苏青研究从理论阐释、文本解读、外延比较等方面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笔者现观照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苏青研究，对其进行综合评述。
关键词：二十一世纪;苏青;女性主义;研究述评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浩瀚星河中，通俗文学曾经几度受到贬斥与奚讽，尤其是鸳鸯蝴蝶派，因写才子佳人成双成对有如鸳鸯蝴蝶而得名，更是印证了当时的学界更多地只是认识到它作为“一个病态的消极的”文学流派的存在。但如今来看，这样的观点与立场无疑是片面的、狭隘的。
苏青，本名冯允庄，早期发表作品时署名冯和仪，是海派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她的文学创作集中于上海沦陷时期。对苏青的研究，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今天，已经近九十个年头，隐性或显性地展露出其特殊的轨迹，尤其是进入到二十一世纪，更加丰富，更加多元，视野更加开阔。我们将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苏青研究;2011年至今的苏青研究。
一、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苏青研究
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苏青热”，苏青研究逐步成熟，这必然成为二十一世纪起初苏青研究的重要财富，所以，这阶段的苏青研究仍有九十年代的影子。云南师范大学的叶向东在《苏青文学思想：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滥觞》（《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中仍然运用女性主义的视角进行考察与分析，但是叶向东认为苏青之前的受“五四”影响的女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她們心中的女性仍然是男性的附庸，对于女性解放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抑或说没有真正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而苏青才是真正的“独立于男性话语的女性写作”，认为她“对女性自身以及性的关注使她的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真正的女性话语时代”。
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对其作品进行分析的佳作还有苏州大学方贤绪的《女性主义的感觉世界——苏青解读一种》（《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笔者认为苏青是一个独特而孤立的女性主义者，这种女性主义意义在于：第一，清醒地意识到男权社会集体无意识中女性在性爱中主体意识的失落;第二，其作品不是一味地强调男女平等，而是肯定男女的区别以体现女性的特点和个性;第三，她敢于直面女性自身的缺陷和弱点，痛下针砭而不留情面。笔者虽然沿袭之前苏青研究的女性主义理论，但是又进一步丰富充实，观点较新颖，且论证过程比较系统化。
曲阜师范大学的张全之、程亚丽的《苏青与四十年代市民文化》（《德州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另辟蹊径，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对苏青作品进行了解读，强调“苏青正是在这种不宜文学生长的时代土壤中开始‘播种’文学的”，“苏青的文风与其为人一样都是平实而率真的，适应于四十年代特殊的政治气候，她为了谋生之必需，写作遂成为她解决精神和物质双重需求的手段”，并以此为论据核心与基点，对苏青“浅直俗白”的评价加以反驳，笔者强调在艺术实践上，苏青与张爱玲一道具有“新文艺腔”，以此获得读者的心。湖北师范学院李兴阳的《苏青小说中的男性世界——苏青叙事艺术谈片（之二）》（《理论月刊》2001年第10期）中通过分析小说中的男性世界和解析苏青男性人物的书写模式来证明苏青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展现方式。李兴阳对苏青笔下的男性人物的分析分为形体和精神两类：从形体方面看，苏青极少对男性人物进行语言鞭打，阉割矮化男性身体;从精神层面看，男女性别对立与男性自身的灵肉对立扭结纠缠，构成苏青小说叙事结构的基本模式。
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凌敏的《苏青及苏青所营造的世界》（《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中则认为苏青是一位超越的女权主义者，她不把男女平等视为终极追求，“饮食男女”是其作品的主题，但语言缺乏含蓄和主题缺乏意象导致艺术感低下，很难进入现代经典作品行列。这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为数不多的，而且比较早地阐释苏青作品的短板与不足。可浙江大学徐岱的《大世界与小天地：论苏青》（《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中又指出：作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与张爱玲齐名的优秀女作家，苏青的小说创作业绩独具风格，但相比起来，对她的文学艺术特色的把握至今仍不到位”，可见对于苏青作品的艺术特色也是各执一词，各有争鸣。
值得一书的还有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程亚丽的《毁誉浮沉六十载——苏青研究述评》（《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这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比较早的苏青研究述评。程亚丽关注苏青研究六十年中的独特轨迹，将苏青研究分为三段：第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青研究;第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苏青研究;第三，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2003年）的苏青研究。文章末尾也指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比较中肯的是认为苏青研究不应仅限于女性批评视角，应拓宽研究视野，采用一些其他的研究方法。
当然，这十年间还有一大部分研究是将其与张爱玲对比或通论的，例如：吕志、李萍萍的《冲出云围的月亮——苏青、张爱玲比较论》（《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中就个人经历与体验、女性意识、艺术风格三方面对二者进行了比较。刘艳的《市民文化的女性言说——张爱玲、苏青创作品格论》（《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强调张爱玲的“女性言说”和苏青的“女性话语”都折射出市民文化之精髓，蕴含市民的生存智慧和文化趣味。刘晓虹的《非常时期的“平常”取向——张爱玲与苏青的生存观与文学观剖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中，通过上编“落水者”的“救生圈”“以弱自处”“因弱卸责”的生存态度与文学姿态和下编“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现世主义和利己主义主导下的人生选择与文学态度两大部分，阐释了二者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非常时刻采取人生与文学上的“平常”姿态的原因，还有应如何评价这种取向等问题。 其他，如吕红的《女性异化：论苏青的创作特色及影响》（《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毛海莹的《苏青作品语言的民俗学解读》（《浙江学刊》2007年第3期）、张哲的《都市女性生存体验的真实表达——读苏青的<结婚十年>》（《黑河学刊》2009年第6期）等也都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对其进行了进一步阐释。
二、2011年至今的苏青研究
苏青研究不断丰富，而且评论家们也试图运用更多的研究方法考察其文学创作。翁少娟的《论苏青小说的性爱叙述及其精神分析》（《名作欣赏》2011年第27期）中从人“性本能”的角度出发，结合人的自我、本我和超我对人性的追求和压抑，对苏青小说中苏怀青等人物的性爱心理进行分析，追寻其性爱叙述的文学史意义。杨菁的《以生为本——苏青文学作品中对日常生活描写的意义》（《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中，格外注意到了苏青作品中的具体情节，把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抽离，又结合叙事学理论，阐释了其“以生为本”的生活文化意义。董文桃的《论苏青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5期）中，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苏青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第一是题材选取上，敞开了长期被遮蔽的女性的日常生活世界;第二是在价值立场上，其创作是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混杂的矛盾体，体现了个人和历史的双重局限。
各种角度、各种选取方式的研究述评层出不穷。王淑艳、耿传明的《近十年苏青创作研究述评》（《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从性别视角的延伸、时空定位的清晰取向、解读启示三方面将2000—2010年间的苏青研究进行了评述。吕纯的《张爱玲、苏青比较研究综论》（《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第2期）则以所有的张爱玲、苏青研究为背景，对其比较研究中的角度进行分类，从而指出了苏青、张爱玲比较研究中的创新点和盲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宁波大学左秀秀的《论苏青的世俗化写作》（《名作欣赏》2016年第2期）以苏青的日常世俗写作为切入点，结合苏青的小说、散文和相关史料，从世俗化写作的缘由、世俗化审美写作图景两方面对其世俗化写作的成因进行论述。在第一部分“世俗化写作的缘由”中，分为三类：地域文化培植的市民写作意识、“孤岛”环境下市民期待的塑造、生存处境的逼迫。今天来看这三个方面仍然具有学术意义，而且论证过程流畅，逻辑性很强。王艳芳的《论萧红、苏青的传统家庭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6期）则独树一帜，摆脱了“苏青只能与张爱玲比”的怪圈，从传统家庭的书写角度，把苏青与萧红相比较，分别阐释了二者作品中的传统家庭形态以及传统家长的异同。
郑晓宁的《论女性自身批判思想在苏青作品中的践行》（《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刘人锋的《论苏青作品中情欲与性爱的言说》（《名作欣赏》2014年第26期）、彭超的《民国视野下海派女性创作的“食色”人生——以张爱玲、苏青为例》（《当代文坛》2014年第3期）等都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评论文章，值得一读。
二十一世纪以来，苏青研究的论文数量不小，而且大多数都是具有对比意味的。在此还要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比较文学“比较”的内涵与意义，目前很多学者对“比较”的界定也是模糊的。笔者认为比较文学“比较”的最基本前提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之间或多国文学之间的比较”或“文學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之间的比较”，故使用“对比”一词。这就暴露出目前苏青研究的怪象，那就是对其人其作品研究尚未透彻，就转战对比，对苏青其人及作品的深度研究仍有空白。
作者单位：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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