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因素、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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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经济转型期，董事网络对自主创新的作用受到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8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结构性嵌入视角，探讨董事网络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关注市场化水平、产权性质和内部控制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董事网络中心度与自主创新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提高市场化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能够增强二者间的倒U型关系，同时，二者间的倒U型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揭示出董事网络创新驱动作用的阈值效应，为企业结合自身内外部环境，合理运用董事网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 环境因素; 董事网络中心度; 自主创新
　　【中图分类号】 F2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0）10-0085-08
　　 一、引言
　　 创新是企业进步之魂，因此，科技创新应该永无止境。然而，由于研发活动周期长、结果不确定性大，企业的自主创新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在中国现阶段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下，企业为快速发展，会主动寻求关系网络作为自身的保护屏障。而董事具有决策和监督职能，其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董事会中的董事个体以及董事之间通过至少在一个董事会同时任职而建立的联结关系集合形成了董事网络[ 1 ]。国内外对董事网络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较为丰富，主要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角度，认为嵌入董事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可以为企业提供资金、知识、信息和战略等，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资源保障[ 2 ]。另一种观点从代理理论的角度，认为董事网络中镶嵌的权力所激发的短视行为，会导致关联董事更加关注网络寻租或进行“软监督”，不利于创新决策的形成。错综复杂的网络结构将各成员的认知和思想束缚，此时网络通过发挥锁定效应，限制新思想、新知识的产生和流通，进而削弱企业创新动力[ 3 ]。
　　 然而，网络中的资源和信息既可能为企业提供保障，亦可能使企业增加外部性，降低创新投资动力，即董事网络具有“双刃剑”作用，仅用单一理论并不能全面揭示网络的这种复杂性，需要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代理理论重新审视董事网络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此外，董事网络的作用必定受到组织所处环境的影响，这既包括外部的市场化水平，也包括内部的产权性质和内控质量。尤其在我国现阶段，制度保障不完善、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仍然存在，市场化水平影响着企业对资源的吸收和控制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产权性质差异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不同，二者对董事网络的关注度与需求程度存在差异。财政部于2010年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0号——研究与开发》，要求企业同时关注市场开拓与技术开发，可见内部控制对董事网络以及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在不同环境因素下，我国上市企业如何构建适当的董事网络中心度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立足于董事的决策与监督作用，关注董事网络中心度对上市企业自主创新产生的非线性影响。进一步，结合市场化水平、产权性质和内控质量三个方面，由外到内，较为全面、具体地探究环境因素对董事网络的调节效应，关注不同环境因素下，董事网络中心度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差异，以期帮助我国上市企业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合理利用董事网络资源优化自主创新行为，进而获取核心竞争力。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自主创新
　　 企业自主创新是指涉及企业技术研发、探索性活动的创新，旨在通过整合新旧知识创造新技术，把握未来潜在的市场[ 4 ]。然而，自主创新活动具有投入多、周期长等特点，使企业面临较高的技术风险与市场风险。因此，企业实现自主创新不仅需要丰富的新知识和隐性信息，更需要大量资源的长期性支持。由董事在多个企业兼任形成的董事网络中镶嵌着多种多样的关键资源，包括市场动态信息和互补性技术资源等，这些稀缺资源决定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5 ]。企业的董事网络中心度反映企业在整个网络的位置，居于中心位置的企业对其他成员的影响更大，且具有更强的资源获取和控制能力。因此，董事网络中心度的提高，通过对資源的获取和控制以及影响融资约束程度实现对自主创新的作用，具体表现为：第一，居于中心位置的企业利用自身威望更容易获取创新资源，并保证资源的真实性和及时性[ 6 ]。这些资源包括异质性知识、市场动态信息和战略思想等，从而帮助企业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对知识的吸收和消化[ 7 ]，提高识别风险和创造新思想的能力。第二，居于中心位置的企业具有控制优势。其他成员对中心位置的企业有较高的依赖性，这种依赖使得中心者的“桥梁”作用更加显著。居于中心位置的企业更有机会将信息和资源筛选后再进行二次传递，通过控制隐性信息和关键资源流向自身而促进自主创新[ 8 ]。第三，居于中心位置的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连接的数量更多，互动频率更高。这种高频率的联系能够提升彼此间的信任度，有利于企业增加外部融资、延长融资期限，进而缓解融资约束[ 9 ]，为自主创新提供资金保障。此外，居于中心位置的企业，其关系伙伴往往也处于中心位置，具有较高的信誉和声望，这能够促进双方合作成功，降低交易成本和创新风险。
　　 然而，董事网络的过度嵌入会产生锁定效应。中心度越过一定的阈值后，企业过度关注声望导致网络寻租成本不断增加，造成对自主创新资源的挤出[ 10 ]。随着信息和资源不断增多，冗余信息增加，边际资源减少，大量同质性信息和资源的累积使企业的创新思维受到约束，此时，董事网络发挥认知锁定，削弱企业的创新动力，抑制企业自主创新[ 3 ]。综上，提出假设1。
　　 H1：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
　　 （二）市场化水平、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自主创新 　　经济转型期，中国价格体系和法律机制尚未完善，市场交易成本较高，使得企业主动寻求关系网络实现交易[ 11 ]。根据社会镶嵌理论，董事网络作为企业经济行为镶嵌的重要形式，受到企业所处市场化水平的影响[ 12 ]。因此，市场化水平的差异会导致网络嵌入的作用机制发生变化，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各个国家之间，还存在于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地理和历史因素导致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各省市之间市场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一方面，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往往有更少的政府参与，强调市场的主导地位，不仅能够加速产业集聚[ 13 ]，促进信息和知识的流通[ 14 ]，还能够减少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能够为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进而提高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同时，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注重对创新的扶持，这种政策鼓励在一定范围内有利于企业运用董事网络位置优势进行创新。但是，网络中心度过高时，产业集聚和创新扶持政策会加剧企业间的资源争夺，并挤出创新资源，从而放大对自主创新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对专利加强保护，其法律法规较为完善，能够为交易合同提供安全公正的环境保障，有助于引导企业间的合作创新，进而减少“搭便车”现象和企业外部性[ 15 ]。较高的市场化水平能够增强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避免不必要的专利纠纷，为自主创新提供更充足的资源支持[ 10 ]。较高的市场化水平可以为企业的自主创新保驾护航，但过高的网络中心度使这种保护成为一种依赖，从而削弱企业的创新动力，放大董事网络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抑制作用。综上，提出假设2。
　　 H2：提高市场化水平能够增强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
　　 （三）产权性质、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自主创新
　　 我国主要存在国有和民营两大类企业，两者在资源获取和代理问题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产权性质方面的差异会影响董事网络作用的实现。一方面，从资源获取的角度看，在我国转型期，政府掌控着大量的重要资源，国有企业拥有天然的政治关联[ 16 ]，这种攫取政治资源的优势降低了国有企业对董事网络内在价值的追求，产生类似于资源诅咒的效果[ 17 ]。而民营企业在政治资源方面较为匮乏，董事网络成为其获取资源的关键途径。另一方面，从代理问题的角度看，相比于民营企业，由于出资人缺位引起的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在国有企业中更为严重[ 18 ]，国有企业缺乏对经理人的有效激励和约束，削弱了经理人追求董事网络创新驱动作用的动力。此外，基于政治观，国有企业可能由于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而背负沉重的政策性负担[ 19 ]，信息不对称时，经理人更易推卸责任，以政府干预为理由而降低工作积极性和努力程度[ 20 ]，进而忽视董事网络的潜在价值。综上，提出假设3。
　　 H3：相对于国有企业，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
　　 （四）内部控制、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自主创新
　　 内部控制作为现代企业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之一，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信息传递成本，缓解创新活动中的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因此，内部控制质量方面的差异也会影响董事网络作用的实现。第一，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意味着有效的信息沟通和风险评估。董事网络的位置優势能够为企业带来丰富的隐性信息。一方面，企业内部有效的沟通和传递有助于管理者对信息和异质性知识的及时掌握与分析[ 21 ]，提升其对知识的消化和吸收能力，促进创新思想的产生。另一方面，风险评估能够帮助企业筛选出董事网络中的关键信息。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评估，有助于企业快速识别风险，及时制定并实施风险应对策略，降低企业自主创新的不确定性[ 22 ]，增强管理者承担风险的自信心和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然而，网络过度嵌入时，企业创新动力下降，企业对风险的高度识别会增强其对风险的敏感度，从而强化企业对风险的规避。第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意味着有效的规范和监督。董事网络的位置优势能够为企业带来丰富的核心资源。一方面，有效的规范和监督能够避免管理层在创新活动中的违规操作[ 23 ]，防止网络带来的创新资源被挤出，保障资源在自主创新活动中得到高效配置。另一方面，有效的激励和监督能够减少代理成本，有助于为企业提供用于构建网络关系和创新的专用性支出，从而强化董事网络的创新驱动作用。然而，当网络过度嵌入时，内部控制的制度化亦能够使管理层的思维更加固化，强化董事网络的锁定效应，使其更加注重财务的稳健性而放弃创新。综上，提出假设4。
　　 H4：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能够增强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说明
　　 以2010—2018年上市企业为样本，剔除金融和保险业、ST等“T”类企业、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企业，以及其他缺失数据，共获得5 146个观测值。董事网络中心度是对CSMAR数据库中样本企业的董事任职情况表进行整理，汇总成矩阵输入Pajek软件，算出每位董事四个维度的网络中心度，最后处理成企业层面的数据。自主创新的指标源于CSMAR数据库中管理费用明细、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等公开披露的数据。本文运用软件Stata13.0，并对连续型变量采取Winsorize缩尾处理。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自主创新（Innovation）。计算方法为研究费用/销售收入，其中研究费用取自研发活动中研究阶段的费用支出，理由是这个阶段更具有探索性，能够更好地代表自主创新。
　　 2.解释变量：董事网络中心度（Cen）。借鉴陈运森和谢德仁[ 1 ]的研究，以程度中心度（Degree）、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接近中心度（Closeness）和特征向量中心度（Eigenvector）综合衡量Cen。各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Xij表示董事i与其他董事直接关联的数量;gjk（ni）代表董事j与k的捷径中含有i的数量，以（g-1）（g-2）/2消除规模差异;d（i，j）表示董事i到j的距离（测地线）;bij为邻接矩阵，若董事i和j在至少一个董事会共同任职，bij取1，否则取0。由于各维度指标量纲不同，采取以下做法：先将四个维度中心度分别按年份排列，然后同时将其分别划为十组并以1—10分进行赋值，再将以上四个维度指标的分值加权平均，计算出企业层面的中心度（Cen）。
　　 3.调节变量：（1）市场化水平（Mar）。以樊纲等[ 24 ]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公开的市场化指数衡量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由于地区市场化水平短时间内较稳定，用2014年数据代表2015—2017年缺失的指数。（2）产权性质（Control）。根据样本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情况，若国有股份具备直接控制企业的实际能力，则为国有企业，Control取值为1，若为民营企业，则取值为0。（3）内部控制质量（ICQ）。迪博的内部控制指数是由近60项指标合成，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风险管控水平和内部控制能力，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客观性，在内控相关研究中得到广泛的使用[ 25 ]。因此，本文的内部控制质量以该指数取对数表示。
　　 4.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股权集中度（H5）、成长性（Growth）、高管薪酬（MI）、盈利能力（ROA）、管理费用率（Adm）、政府补助（Sue）、年度和行业效应（Year/Ind）。
　　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
　　 （三）模型设定
　　 模型（1）中加入董事网络中心度（Cen）及其二次项（Cen2），用来检验董事网络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放入市场化水平分别与董事网络中心度（Mar×Cen）及其二次项的交乘项（Mar×Cen2），检验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放入产权性质分别与董事网络中心度（Control×Cen）及其二次项的交乘项（Control×Cen2），检验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模型（4）在模型（1）的基础上放入内控质量分别与董事网络中心度（ICQ×Cen）及其二次项的交乘项（ICQ×Cen2），检验内控质量的调节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结果显示，我国过半上市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低于市场均值，整个市场的研发强度和自主创新能力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且企业之间自主创新投资存在差异，为后文对此差异影响因素的探究奠定了基础;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董事网络有较高的覆盖率，上市企业整体的中心度水平较高，且波动幅度大;从市场化水平看，最高为9.78，最低为-0.3，标准差为1.5870，说明我国各省市之间市场化水平差异较大，发展仍然不平衡，后文将关注不同的市场化水平对企业资源流动和配置的影响;产权性质的均值为0.2524，说明样本中国有企业占比为25.24%，民营企业占比较大，民营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得到强化;内控质量的最大值为6.7528，最小值为5.2430，说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存在一定的差异，后文将关注这种差异对董事网络作用的影响。
　　 （二）回归分析
　　 根据Haans等[ 26 ]对倒U型关系及其调节效应的检验方法，倒U型关系应满足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样本最大值与最小值处斜率异号、拐点落在样本数據范围内三个条件。对倒U型关系的调节效应主要表现为左移（右移）拐点、增强（减缓）曲线陡峭程度，判断方法如下：基于模型（2），最终判断？茁1？茁4-？茁2？茁3结果的符号，大于0表明拐点随着调节变量的增加而右移，反之左移;？茁4显著为正表明倒U型曲线变平缓，？茁4显著为负表明倒U型曲线变陡峭。模型（3）和（4）同理。
　　 为消除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前对相关变量采取中心化处理，回归结果见表3。首先，模型（1）检验董事网络中心度对自主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琢2为-0.0004，且在5%的水平显著，满足上述判断倒U型关系的第一个条件。经计算，Cen取值范围为-3.6221到5.3780，两端点的斜率分别为0.0031和-0.0041（异号），满足上述第二个判断条件。拐点为0.25，落在Cen取值范围内，满足上述第三个判断条件。因此，可以判断，董事网络中心度对自主创新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H1得到验证，这表明董事网络的创新驱动作用存在“阈值”，适度的网络嵌入能够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关键资源和隐形信息，过度嵌入则引发功能锁定和认知锁定，抑制企业自主创新。
　　 其次，模型（2）检验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经计算，？茁1？茁4-？茁2？茁3<0，表明市场化水平提高会引起曲线的拐点左移。？茁4为-0.0002，在5%的水平显著，表明曲线的陡峭程度增强。因此可以得出，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得到强化。说明良好的法治环境和高水平的经济发展能够加快网络中创新要素的流动，提升创新效率，强化网络中心位置的资源效应和锁定效应，放大董事网络的创新驱动作用和抑制作用，使董事网络的阈值效应更显著。进一步结合图1所示的曲线图，可以检验上述结论，H2得到验证。
　　 再次，模型（3）检验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经计算，？字1？字4-？字2？字3<0，？字4为0.0007，在5%的水平显著为正，表明相对于民营企业，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自主创新的关系曲线在国有企业中较平缓，即董事网络中心度对企业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和超过阈值后的抑制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结合图2所示的曲线图，可以检验上述结论，H3得到验证。
　　 最后，模型（4）检验内控质量的调节效应。经计算，？啄1？啄4-？啄2？啄3<0，表明内控质量提高会引起曲线的拐点左移。？啄4为-0.0031，在5%的水平显著为负，表明曲线的陡峭程度增强。因此可以得出，随着内控质量的提高，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得到强化。进一步结合图3所示的曲线图，可以检验上述结论，H4得到验证。模型（2）—模型（4）验证了董事网络的过度嵌入会导致企业自主创新发生“过犹不及”的现象。 　　（三）穩健性检验
　　 为增强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以董事网络中心度的均值为指标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检验董事网络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董事网络中心度与自主创新呈倒U型关系。模型（2）—模型（4）检验不同的环境因素对董事网络与自主创新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市场化水平和内控质量的提高能够使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得到强化，且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董事网络的倒U型影响更加显著。所有检验结果与上述结论均保持一致。
　　 五、研究结论及意义
　　 本文基于结构性嵌入视角，研究经济转型期市场化水平、产权性质和内部控制对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首先，董事网络中心度与自主创新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即董事网络的创新驱动作用存在“阈值”效应。其次，从外部环境来看，董事网络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受到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影响，提高市场化水平能够增强这种倒U型关系，即这种倒U型关系在市场化水平高的情况下尤为显著。最后，从内部环境来看，董事网络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产权性质和内部控制质量差异的影响。具体来说，董事网络对自主创新的倒U型影响在民营企业中较为显著，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能够增强这种倒U型关系。结果表明董事网络位置具有“双刃剑”作用，企业要结合内外部环境，根据自身情况，找到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地位优势的中心度阈值，避免联结过于紧密导致的“过犹不及”。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现有研究大多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代理理论的单一理论视角研究董事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较少关注董事网络在自主创新中的“双刃剑”作用以及阈值效应。本文从网络嵌入的“程度”视角出发，不仅关注董事网络的资源效应，更关注董事网络锁定效应，旨在警示企业注意网络创新驱动作用的阈值效应，进行合理适度的网络嵌入。第二，本文同时关注不同的环境因素，结合市场化水平、产权性质和内部控制，从“外”和“内”两个角度全面研究董事网络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以期帮助我国企业在经济转型期，结合不同的环境因素，合理孕育董事网络，加强内部控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民营企业，更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发挥董事网络这一非正式机制的积极作用，把握当前创新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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