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美国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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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分析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分析层面上，将体系层次的分析与单元层次的分析相结合，强调两者的互动关系，所以这一理论有独特的理论优势。《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签署，是北美地区贸易秩序和贸易规则的重新架构，同时也是美国为应对自身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的对策。另外，这一协定的签署，与单元层次的变量息息相关，特朗普的个人因素、美国的国会议员、利益集团都是影响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对这一协定的签署进行分析，能够更全面地分析美国对外政策的成因。
　　关键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新古典现实主义;体系层次;单元层次
　　一、作为分析框架的新古典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在分析国际关系问题上出现了不足，无法解释国际社会中出现的某些新现象。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古典现实主义单元层次分析与新现实主义体系层次分析的基础上，将单元层次分析与体系层次分析相结合，将两者共同作为对外政策分析的因素，并更强调单元层次的因素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出现，并非致力于批判原有的现实主义学说，也并非为了挑战其他的国际关系理論学派，而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补充与发展。
　　在国际体系中，对外政策的做出不仅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权力有关，更与国家内部的各种因素息息相关。作为一种对外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坚持了现实主义的核心观点，即权利和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绝对重要地位。相比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流派认为相对权力和相对收益更加重要。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现实主义在分析国际问题上更倾向于在国际体系内进行分析，而忽视了国内的变量因素对政策的影响。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指出现实主义的四个重要局限：领导人正确感知体系刺激的能力、国际环境缺乏明确性、理性问题和动员国内资源的难题。①在此基础上，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着重分析了单元因素对对外政策的影响。代表人物法德里·扎卡利亚的政权中心型现实主义、柯庆生的国内动员模型、兰德尔·施韦勒的“国内制衡不足”的解释②，都是基于单元因素的解释模型。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将国际体系作为外交政策政策的自变量，将单元因素和次单元因素作为外交政策的中介变量，将时间范围作为因变量，并解释了这些变量的相互作用关系。在不同变量的分析中，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着重强调中介变量也就是单元因素的重要作用。
　　二、美国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体系层次原因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协定》的前身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18年11月30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总统在墨西哥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重新签署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协定》，取代了原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为了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北美地区建立了致力于北美经济发展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加、墨三国的经济互补性使得三国间贸易额逐年加大。但同时，美国在本地区的贸易逆差也逐年加重。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的国际霸权相对衰弱，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实力在不断增强，原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不再适合美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如何与他国在经济领域进行合作成为美国的难题。正如基欧汉所言：如果世界政治经济要存在下去的话，其中心的政治困境将是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怎样组织各国间的合作。③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多场合发表的言论强调：是中国和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导致美国失业率问题严重。数据表明，近年来美国的国际贸易收支状况确实堪忧，贸易逆差逐渐加大，在整个国际体系中，美国的贸易优势不再明显（见图1），加之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与他国发生的贸易摩擦，致使美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困难，根据美国经济部门数据调查显示，美国2018年第三季度的出口占GDP比重相比第二季度下跌4.4%。④总体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近年来美国的失业率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较高水平（见图2），这成为影响美国国民经济生活水平的一大问题。
　　美国不仅在世界范围内贸易逆差扩大，在北美地区的贸易中的优势也不再明显。为了防止其他国家的产品进入北美市场，进一步加重国内经济矛盾，此次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协定》在农业、汽车原产地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都有针对性的条款。数据表明，过去的美国在北美地区的国际收支状况也不理想。21世纪以来，美国在2015年才实现对加拿大贸易顺差，但对墨西哥贸易逆差却逐年加大，总体来说，美国在北美地区的贸易呈逆差状态，在2017年这一差额就高达6 598.5亿美元。⑤在过去，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也是唯一的霸权国，美国为世界经济秩序提供了最多的公共物品，而随着其他国家经济竞争力明显增强，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弱，世界其他国家的“搭便车”行为使得美国付出和收获不对等，刺激了美国新的协定签署的决心。
　　三、美国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单元层次分析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在承认体系层次因素对外交政策的重要影响下，单元层次的变量分析不可或缺，在体系层次的刺激和影响下，单元层次作为中介变量发生变化，并最终影响对外决策。特朗普在这一协定签署的过程中的影响不可或缺，同时，美国的成熟民主政治制度，为国内的议员、利益团体、非政府组织、个人等提供游说、集会、游行示威、听证会等方式来参与决策过程。
　　（一）特朗普个人因素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对外决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国家的决策行为中，因为国家本身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决策精英就扮演了“理性人”角色。⑥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言：“亲身经历、成年早期的经历、影响个人及其国家的事件，这些都会对一个人后来的知觉倾向产生重大影响。”⑦特朗普的军校学习经历、从商经历等都会成为影响特朗普从政风格的因素。 　　特朗普曾经的商人身份，使其在成为政治精英以后依然有商人的特质：计较利益得失。从特朗普上任以来的对外政策来看，特朗普对于国家相对利益的关注程度非常高。退出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重谈北美自由贸易问题，都是基于美国在相应的国际组织中并未获得相对优势的利益，相反，可能在这些组织中美国成为为他国“搭桥”的跳板，成為其他国家获得利益的助力。在新的协议签订之前，特朗普曾在讲话中强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于美国贸易来说就是一个灾难。
　　除去商人的特质以外，特朗普的个人性格特征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因素。特朗普的不羁善变、精干有为、逐利自我、好胜执着、积极外向等五个个人特质维度决定了他打破传统、善于欺骗和谈判、行动力和执行力强、凭个人知觉决策、追求尊重和利益交换、报复心强等诸多政策和行为偏好。⑧在乔治·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都面临重谈的境地，各位总统也都在各场合提到重新谈判，然而，几番下来，却只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几位总统在任时都没有将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提上议事日程。而上任以后的特朗普则积极展开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二）美国国内议员的影响因素
　　美国的众议院议员来自各州，是各州利益的代表。议员们可以就自己关心的问题，提出议案，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每位议员的利益诉求，同时也是各州的利益诉求，如果各州的议员们对一议案分歧很大，可以通过国会辩论的方式来争取其他议员的认可。美国的经济带有比较明显的划分，各州有自己的主导产业。所以各州利益诉求是不同的，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既得利益的州和地区来说，是不希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的，因为重新谈判可能会带来新的贸易壁垒，可能成为国家交换其他利益的筹码。而对于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定下影响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州和地区来说，启动谈判并重新构建贸易规则是对本州非常有利的。
　　通过在美国国会网站上检索，可以发现，在近几年，在美国众议院的提案中，有近300条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提案，国会会议记录则有2 322条之多。而这些提案的内容，大多数一致，那就是要求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改变美国的贸易扭曲状况，如果重新谈判不成功，则退出这一协定。在众多的议员中，有反对的声音，例如在2018年5月6日第H1381页的报告中，来自伊利诺斯州的达林·拉胡德（DarinLaHood）议员阐述了自己与特朗普总统见面之后，对特朗普总统的建议：“我所在的区是全国第八大农业区。对于像我这样的地区来说，自由贸易对于确保我们的农民和制造业有新的市场来销售他们的产品和商品至关重要。因此，我建议总统维持和加强我们现有的贸易协定，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不是撤销或制造新的自由贸易壁垒。”⑨
　　（三）国内利益团体的影响因素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论述了美国公民是天然爱结社的，不论是否有关政治，这成为美国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当然，美国公民的利益团体的参与度也是非常高的，通过利益团体表达政治利益诉求是美国民主决策的一部分。在美国，社会结构复杂，每个利益团体代表的阶层利益有所差异，表达的利益诉求也有所不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最重要的条款就是关于产品原产地的内容，而争议最多的则是在农业方面。本次签署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在这些重要的条款方面都做了重要的更新。这对美国的利益集团来说，是有重要影响的。
　　美国的很多重要的利益团体都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启动谈判发表自己的意见，并试图争取更大的利益。美国的劳工联合会—产业联合会（AFL—CIO）在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好坏所做的调差中，受访者中有35%—65%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坏的，并且，不论总统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做出什么调整，工会选民将一直关注，并追究总统的责任。⑩美国公民手握选举的权力，如果总统的政策不能满足个人的利益需求，那么选民会在投票选举的时候做出表态，这使得美国的对外决策要以满足公民的整体需求。美国商会（U.S.ChamberofCommerce）在美国的国家政策方面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一项报告中指出，重新谈判会比完全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要好，之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创造了百万就业岗位，而谈判后将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而且如果退出这一协定，最受影响的州是中西部工业州、腹地农场州以及德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等边境州，几乎所有这些州都在投票选举中支持特朗普总统。⑾这表明了美国商会大多数成员的想法：支持重新谈判，并创造更有利的就业机会，否则特朗普总统可能会损失这些州的选民的选票。
　　四、结语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国家行为的做出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影响，但一直以来，国家政策分析总是以体系层次的原因为主流的影响，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则是从体系层次回落到单元层次，强调国内因素的重要影响力。新古典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的发展，也将制度、观念等因素纳入分析的体系，不可避免地有理论缺憾，尽管如此，新古典现实主义仍能为我们提供理论上的支撑与借鉴。
　　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展开了长时间的谈判，最终以取得重大进展并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这一协定的签署是世界经济体系因素与美国的国家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世界范围内和地区范围内美国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国在体系范围内的利益失衡，同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弊端刺激了美国国内的各利益阶层。在体系范围的因素和单元层次的因素的互动影响下，特朗普根据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在各方利益的权衡取舍之下，最终取得了比较令美国满意的结果。《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签署，将会进一步平衡美国在北美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同时，也会带动北美地区经济的新一轮增长。而这一协定也会给美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满足更多公民的利益诉求。
　　注释： 　　① [加拿大]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著：《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18页。
　　② 李巍：《从体系層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135-140页。
　　③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④数据来源：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ECONOMIC STATISTICS - QUARTERLY DATA  https：//www.bea.gov/
　　⑤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http：//www.bea.gov/data/intl-trade-investment/international-trade-goods-and-services
　　⑥ 余文全：《超越理性假定：情绪、信念与国家决策行为》，《外交评论》，2018年第2期，第134页。
　　⑦[美]罗伯特·杰维斯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8页。
　　⑧ 尹继武等：《特朗普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第15页。
　　⑨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ttps：//www.congress.gov/congressional-record/2018/3/6/house-section/article/h1381-5？q=%7B"search"%3A%5B"NAFTA"%5D%7D&s=6&r=1
　　⑩  AFL-CIO   https：//aflcio.org/2017/11/30/what-union-activists-really-think-about-nafta-and-trade
　　⑾John G.Murphy：Which States Would Be Hit Hardest by Withdrawing from NAFTA？  https：//www.uschamber.com/series/modernizing-nafta/which-states-would-be-hit-hardest-withdrawing-nafta
　　参考文献：
　　[1][加拿大]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著：《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M].刘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李巍.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J].外交评论，2009.
　　[3]刘丰，左希迎.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J].外交评论，2009（4）.
　　[4]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5]余文全.超越理性假定：情绪、信念与国家决策行为[J].外交评论，2018（2）.
　　[6][美]罗伯特·杰维斯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7]尹继武等.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J].现代国际关系，2017.
　　作者简介：刘媛媛（1995—），女，山东淄博人，硕士，主要从事美国外交与中美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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