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验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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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财经》首席经济学家 沈明高
经济转型的压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并且难以回避
中国已经进入了从一个传统的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的关键时期。
肇始于2007年下半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年之后突然发威,将主要工业化国家拖入衰退的深渊,并直接考验新兴市场经济应对危机的能力。对中国而言,这场考验才刚刚开始,2009年或许是判断中国经济耐冲击能力的关键时期。
在新年里,中国将在结构调整上面临或进或退的选择。退或许可以保一时的经济稳定,但以未来更大的调整和经济波动为代价;进虽可以利用目前全球经济放慢的机会,建立更加独立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却不得不承受短期调整阵痛。
无论如何,2009年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实,且难以回避。
脆弱模式
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向型程度不断提高。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不到5%翻番到了1986年的10.5%,到1994年又加倍上升到了21.6%。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外向型经济进入了八年的调整期,直到2002年出口占GDP的比重才突破前期的高点,达到22.4%。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及之后全球化的迅猛浪潮,把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推到了2007年37.5%的历史新高,如果没有2005年开始的汇改,占比很可能又已经在2002年较高的水平上实现了翻番。
以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经济的外向型程度,中国不是最高的,但却是大国中最高的之一。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美元计价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为37.3%,高于全球平均的27%,在2007年全球十大经济体中仅次于德国(40.7%)和加拿大(37.9%),也高于同属新兴市场经济的俄罗斯(35.2%)、印度(19.9%)和巴西(15.1%)。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中国外向型经济的脆弱程度远超出我们已有的经验。一般认为,这次始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应该不大。一方面,从中国金融体系的角度来看,近几年虽然对外开放的程度在逐步加大,但中国投资者直接投资于海外金融机构和产品的程度还有限,遭受的直接投资损失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仍然较小,在2005年以前一直没有超过5%,到2007年时攀升至8.1%,约为2万亿元人民币。
然而,2008年10月以来经济出现的大幅度下滑表明,外需放慢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经济调整的深度已经超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显然放大了外需放慢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出口同比增长从2008年10月的19.2%直落到11月的-2.2%,一些出口企业早在2008年夏天就感受到了外需的寒意,这些企业提前收缩生产规模。在外需市场持续疲弱的情况下,国内工业生产很可能会继续收缩,直到刺激内需的政策逐步见效。
出口放慢对经济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也是因为中国出口产品的产业链相对较长,其对整个经济的拉动或阻碍作用明显。就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长而言,重工业产品出口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2006年和2007年其出口增幅分别为18.4%和15%,2008年1月-10月的同比增幅略微放慢至14.1%,而同期轻工业产品出口增幅分别为26.1%、22.1%和1.4%。这表明,在中国出口产品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轻工产品遭遇的出口寒流远大于重工业行业。尽管轻工业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大约只有30%,但对就业和整个上游产业链的负面影响却不可低估。
增量在哪里
从政策层面来看,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从平衡贸易和防止经济过热着手,为国内经济降温,对防止经济和市场继续冲高后更为激烈的调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宏观政策调整并没有配合有效的结构调整措施,在抑制一部分增长的同时为经济谋求新的增长点。国内股市、房地产市场和汽车市场的调整在2008年上半年就已经开始,这是市场快速发展后的正常调整,不过国内市场调整与国外经济向下周期重叠后产生的共振,打击了市场的信心,投资者担心短期内经济增长后继乏力。
另外,最近两年大量国有企业上市,非国有企业占投资的比重不断提高,整个经济中企业对业绩的关心程度有明显的改善,在面临经济不确定性时,企业积极消化库存,在生产和投资安排上更为谨慎,使得经济下调的速度明显加快。
在企业和消费者发现观望是最好的选择的时候,政府政策将决定2009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政府出台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以及后来推出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显示政府决心通过稳定外需、扩大内需的方式实现“保增长”的目标。具体而言,为了达到稳定外需的目的,过去两年里为平衡贸易而采取的改革措施中的大部分被修正,这包括出口退税的上调、出口关税下调和人民币的小幅贬值等;扩大内需的主要政策措施更加注重投资,特别是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很可能将中国经济的列车再次推向投资的快车道。
目前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保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下的增长,2009年经济“保八”的目标应该有可能实现。假设明年人民币计价的外贸顺差保持零或略负的增长,2007年时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近3个百分点的贡献就会消失;关键是要判断出口放慢对经济增长负的溢出效应,假设外需放慢通过产业链影响经济的其他部门同样3个百分点的增长,在不考虑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前提下,明年经济增长或许会滑落到6%。如果政府“4万亿”的计划能够额外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明年GDP有可能实现8%左右的增长。
那么,2009年经济增长的增量在哪里呢?如果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持续衰退,明年稳定外需的任务将非常艰巨。即使政府进一步加大力度鼓励出口,过分强调稳定外需很可能会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拱手让给别人,并且需要以更加扭曲经济结构为代价且不确定性很大。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增幅逐步加快,7月-10月较上月增持的额度分别为150亿美元、237亿美元、446亿美元和659亿美元。在美国去杠杆化的浪潮下,中美之间的失衡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加剧了,为此中国将被动承担美元潜在的贬值和通胀风险,以及美国国债的流动性风险。
通过大量增加国内投资的方式扩大内需,很可能是未来两年稳定经济的着力点。但如果消费不能得到有效刺激,两年后中国GDP的结构将更加向投资倾斜,投资占GDP的比重很可能超过50%,跨入世界最高的行列。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2005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为43.9%,当年有该项统计的近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有五个高于中国。
退一步而言,即使稳定外需和投资扩张的政策能够见效,环境的变化已经今非昔比,严重影响政策的效率。由于外需环境的改变,去杠杆化意味着即使外部经济复苏,短期内也难以回到危机前的最高点。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中国制造业仍然在人工成本和较长的产业链上具有比较优势,但比较优势的发挥更多地将以中国出口质的提升,而不是量的叠加。再加上企业结构的调整,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和私营企业的业绩约束明显强化,传统的稳定经济手段的效率也大不如从前。
2009年,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扑面而来,在传统的出口和投资之外,寻找新的增长点是惟一可能的选择。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已经进入了从一个传统的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的关键时期。挖掘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的潜力,不但可以改善民生,还可以为中国制造业的再生提供良好的机遇。从根本上讲,刺激消费就是要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国家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从改革税收体制和理顺价格机制着手,改革内需,激励消费。以可操作的政策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重振市场信心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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