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知识为基础，以信仰为纽带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丁　利

　　根据波兰尼1946年前后的路德演讲集整理出来的《科学、信仰与社会》，是他哲学生涯的开山之作，为后来的《自由的逻辑》和巨著《个人知识》奠定了基础。与稍晚的哈耶克、波普尔同被誉为“朝圣山三巨星” 的波兰尼，也以关于知识的探讨，作为其整个理论思索的起点。这位从世界级的科学家转型而来的哲学大师，从揭示人类知识（科学是其一个侧面）的性质出发，广泛涉及了科学活动的体制与组织，科学的建立与创新，以及社会组织和社会计划。一边是人类纯智力生活的科学活动，一边是世俗的社会，而联结这两者的则是“对某种精神实在的信仰” 。
　　我把自己关于这部小册的思考漫画式地归为三个方面：第一，获取知识的方式，以及我们相信自己掌握某种知识时的知识（心智）结构是重要的；第二，与前者有关，创新是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动力；第三，科学与社会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即是，如何处理那些凝聚且稳定下来的知识与自主创新之间的权衡。
　　第一个方面主要体现在波兰尼关于知识的分类上。“人类知识通常有两种：诸如书面文字、地图或者数学公式里所展示出来的，通常被人们描述为知识的东西仅是其中之一而已；另一些未被精确化的知识则是另一种形式的人类知识，比如我们在实施某种行动之时怀有的关于行动对象之知识。假如我们将前者谓为言传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后者则称作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那我们就可以说人类始终意会地知道自己正在支持自己的言传知识为真。”意会知识所具有的支援功能，使得我们通过意会知识赋予明言知识言传知识以直觉意义，才真正实现了理解(understanding)。
　　这个概念的脉络相当丰富，我自认为难以抓住其细微之处。波兰尼在《个人知识》里讨论过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定理通过一个足够复杂的数学形式系统都存在为真但不能被系统证明的命题表明，几乎所有形式系统（包括波兰尼所谓的言传知识）都具有本身不能克服的局限性。而正像哥德尔当年指出过的，我们作为研究者，能够判断那个不可证的命题为真，并进而认识到形式系统的局限性。这种“我们不得不一再地从直觉之泉中汲水”做出的“元理论”思考的能力，应该是对波兰尼意会知识观念的有力支持。当然，在进化过程中是如何获得这种能力的，几乎还是一个谜。
　　波兰尼把科学活动和社会行为都看做持有个人主观知识的人们在互动中的试错选择和调整进化的结果，即“个人参与实际指导和掌控着我们的认知能力”。所以，探寻知识的过程，与作为这个过程的其结果的明言知识言传知识至少同样重要。由此，我们也就被引向第二个方面，意会知识观念背后的创新性。
　　在波兰尼所生活的年代，甚至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极端的还原主义和客观主义，以科学的普遍性与统一性为借口，试图把个人性从科学活动中完全清理出去，其中一个极端的后果就是所谓科学的计划化，以及在社会组织领域的集权主义的国家观。波兰尼引用了我们熟知的伟大数学家庞加勒和哈达玛等人关于数学发现的美妙的突现(emergence)过程的描述，借以表明“走向发现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人类有意识之努力所无法掌控的自动自发的精神重组过程” 。这也揭示出计划化的科学的不可能性。因为引导着创新的往往不是对计划化所追求的物质和世俗欲望的满足，而是人类对世界的无穷的好奇心以及对潜藏于世界背后的美的观念的向往。
　　话题就很自然地过渡到第三个方面，支持创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一切发现都只有一个模式――在一个本质上沿科学生活的思路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依靠个体的努力而碎步前进”，即“实现发现进程的特定社会一定是以自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个过程，给科学家的个人判断留下了发挥的余地。” 因而，“自由的脸上始终横着一个古老的问号。为了阻止那无法无天的冲突，我们需要一种至上的权力。可是既然这权力崇高至上，如何才能预防它压制自由呢？”
　　 波兰尼相信解决方案在于“每个关于科学正确性的判断中均暗含了如下的假定：我们承认科学的前提，也承认科学家的良心值得信赖”。至于“在自由社会中，怎样的前提方能指引良心作出此类决定？答案是肯定的。在自由辩论的艺术之中，我们看到了深藏的公民自由传统，自由辩论最主要的原则有二，一曰公平，二曰宽容” 。“正因社会给公平和宽容的公众讨论以自由，理所当然地也就收获了个体成员的忠诚”。而那至上的权力只不过是科学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所使用的分立的、竞争的权力的汇聚效应。这个问题是有值得追根究底的余地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列出波兰尼的进化论式的事后确证，“科学家们共同接受了一种传统，他们彼此信任，深信别人也受同种传统的熏陶――科学的持续存在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 。
　　这也是我们经过许多思考所得出的判断，一个保证个体自由创新与人际间充分交流的社会结构，也许还要加上点运气，才会把这个社会推进到持有共同的基本信仰和信念。实现了这点，人类社会才会有可能在均衡中达到完美――波兰尼所谓的“人之上帝”与“社会之上帝”。
　　
　　（《科学、信仰与社会》，迈克尔•波兰尼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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