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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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
　　民营企业里面确实有一些是依靠权力等非正常手段的，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就说民营企业整体都不好。而且郎咸平教授的一个背景思想是国有企业挺好的，这个我不赞成。
　　
　　张维迎
　　我非常佩服这些搞得好的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为什么？因为他有责任心。如果是在私营企业当经理人，你搞不好就完蛋了，但是好多国有企业你搞不好也不完蛋。那么你为什么要搞好国有企业？所以这些人是非常令人尊重的。你不能反过来说，如果当时国家不给你这个位子，你能搞好吗？那我们要问，给机会的人不止是这些人吧，不止是张瑞敏，不止是倪润峰，当初那么多人都给了机会了，又有多少人把企业做好了？一个健康的社会要有一个导向，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以后就不会有人愿意为社会贡献，这对整个社会是一个损害。
　　
　　周其仁
　　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后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我认为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根源就在这里，所以多少国企、集体企业搞得一塌糊涂。可以骂那些草包经理不像话，问题是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之以恒地盯住他们？就是没有，传统国企才需要改制。抽象的主人有，也就是“全民”或“集体”，可抽象的主体怎样具体行为？说什么历史长、包袱重，不是说得通的托词。历史长不一定包袱重，没有最后委托人才是问题的根本。
　　
　　林毅夫
　　国企问题主要不是产权问题，国企难题是由政策性负担造成的。由于政策性负担的存在，就必然有政策性亏损。由于信息不对称，许多企业会把经营性亏损说成是政策性亏损，形成预算软约束的情形。只要这种情形存在，不管什么样的公司治理，不管什么样的改革都不会有效。
　　经营层的收入怎么样才算是合适，很难用简单的方式去评价，如果没有一个竞争性的经理人市场，任何的定价都不会很准确。应该有一个竞争的经理人市场来定价。
　　
　　陈志武
　　郎咸平说现在许多国家还有国营，他从静态上看是没有问题的，而从动态上看，他忽略了一个很大的事实，就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世界上有一百三十多个国家都在私有化的浪潮中。这个浪潮所涉及的数量和程度真的让人佩服。你看每一个国家过去的二十年中做了一系列的朝着市场化的改革。
　　郎咸平以前在做公司财务问题时是不错的，但他出名后一系列的大的言论，我觉得他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最近几个月他的言论脱离了他最核心的专长，他主张大政府主义，还有一个就是中央集权，国营经济等。这些方面我与他的看法不一样。大政府主义与国有经济是一对相配的两个东西。
　　
　　杨帆
　　不要把企业家说成天马行空的能人。确实有这样的经理，比如说比尔.盖茨，但是大多数的企业是靠关系，现在这种所谓改革不仅维持不了工人农民利益，在权力体系内部也不平衡。后果就是这样了：你分给我特别多的资产，我还要私下送给那些和我有关系的，有权力经济部门的人，经济部门那些人就会收到很多企业股票。
　　80年代我们都是最积极的参加改革开放的人，对国有企业的体制确实是深恶痛绝，这个没有争议，到现在也没有变，问题在于怎么分？我认为不能给你一小撮，不管是什么天才。
　　
　　郎咸平
　　中国目前推动国家产权改革的重要思维基本上不是透过研究而是透过拍脑袋想出来的。产权改革基本上是公司治理的范畴，也就是金融学的一部分。我本身就是专研这个课题的学者，但是我必须很痛心地指出，公司治理课题中根本就没有所谓“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当然有所有人――而这个所有人就是国家。
　　我的家原来又脏又乱又差，找来几个保姆，帮我把家收拾干净了，但资金是我出的，政策是我给的，那么保姆能说这个家就成为他的了吗？收拾干净，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国有企业也如此，公司的业绩做好是你的责任，是你应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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