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中国的进出口\汇率与宏观经济运行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黄秋凤

　　摘要:本文利用凯恩斯经济学的思路――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考察了中国的进出口、汇率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并尝试对中国的价格上升与经济高速增长、价格下跌与经济增幅下降的现象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进出口;汇率;储蓄;收入
　　中图分类号:F83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7-0020-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7.04
　　
　　在凯恩斯学派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中,有经典的两部门、三部门和四部门IS-LM模型[1]。本文的分析思路与四部门的IS-LM模型大致吻合,但只考虑了国际贸易因素,而未考虑国际资本流动因素。笔者认为,在中国资本账户不自由兑换的前提下,有国际贸易的三部门IS-LM模型基本上可以解释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对于分析具体时空的问题来说,如果前提假设与经济现实脱节,那么,无论理论模型多么精巧,其结论必定不能解释现实。因此,本文认真地考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条件,从中抽象出与现实较为贴近的前提假设、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框架,从而对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做出相对准确一些的结构分析。
　　一、商品市场均衡分析
　　基于中国的现实,居民消费额是收入和价格的函数,即C=f(Y,P')
　　其中,C表示居民消费;Y表示GDP;P'表示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指数。在价格一定时,消费额是收入的增函数,这自不待言。消费额是价格的减函数,这是需求曲线效应:在收入一定时,价格下降,人们将消费更多的需求价格弹性大的商品和服务,因此消费支出额上升;价格上升,商品和服务变得昂贵,人们减少对于需求价格弹性大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因此消费支出额下降。价格指数采用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指数,是因为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的价格涨跌一般是对于前一期价格而言的,很少有人考虑定基指数概念。
　　本文采用中国1985―2009年的数据,可完全证实消费函数:
　　lnC=0.96InY-0.065lnP'
　　t1=128.3 t2=-3.8 S1=0.007 S2=0.017
　　R2=0.999DW=1.74 F=5586.2
　　中国投资函数的建立相对而言较麻烦,与典型的凯恩斯投资模型有较大的不同。笔者认为,投资是国内总需求和外商投资两个因素拉动的。
　　影响国内总需求的因素很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做分析。笔者用GDP平减指数这个比较全面的价格指数表示总需求的变化。此时受价格影响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价格上升意味着求大于供,呼唤着理性的厂商进行投资,这是供给曲线效应。其二,若理性投资是用银行贷款形成的,由于银行名义贷款利率相对僵硬,不宜作为变量使用,而价格的变动则反映了实际利率的反向变动;若理性投资是以证券融资方式形成,价格变动也反映了实际市场利率的反向变动。况且,在中国经济改革的30多年中,银行信贷多是配给的,证券市场将部分储蓄转化为投资也是近几年的转变,因而银行利率和有价证券收益率都不宜作为变量使用。所以,理性的投资应是价格的增函数,即实际利率的减函数。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一般要求有相应的国内投资资金配套,又可以带动相关的上游、下游产业投资,对国内总投资的拉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因此,笔者用实际利用外资额代表外商投资作为投资函数的另一个自变量。将此思路用函数形式表达如下:
　　I=f(P,FI)
　　上式中,I表示投资;P表示定基价格指数;FI表示外商投资。
　　本文采用中国1985―2002年的数据,可完全证投资函数:
　　lnI=1.39lnP+0.37lnFI
　　t1=14.6 t2=4.0S1=0.10 S2=0.09
　　R2=0.9DW=1.61F=344.2 ?籽1=1.03 ?籽4=-0.35
　　政府购买决定于政府收入(以税收为主),而政府收入又取决于GDP,同时,政府购买又有很强的连续性,受上期政府购买的影响较大。因此,笔者设定,当期政府购买是当期GDP和滞后一期政府购买的函数,即:
　　Gt=f(Yt,Gt-1)
　　上式中,G表示政府购买;Y表示GDP。
　　本文采用中国1985―2009年的数据,可完全证实政府购买函数:
　　lnG=-0.98+0.57lnY+0.41lnGt-1
　　t1=-2.21 t2=3.16t3=2.32S1=0.44S2=0.18S3=0.18
　　R2=0.997DW=1.11F=2078.9
　　笔者设定中国的出口额是贸易伙伴国GDP和人民币汇率的函数。在直接标价法下,作为被解释变量出口额与两个解释变量均为正数相关[2],即:
　　X=f(Yf,e)
　　上式中,X表示出口额;Yf表示贸易伙伴国GDP;e表示直接标价法的人民币汇率。在选取统计量时,笔者用世界GDP指数替代贸易伙伴国GDP。计量分析结果如下:
　　 lnX=-17.79+3.37lnYf+1.51lne
　　t1=-34.34 S1=0.52 t2=17.67 S2=0.20 t3=19.12 S3=0.08
　　 R2=0.999 DW=2.10F=4853.84
　　同出口的机理一样,进口的主要影响因素笔者确定为中国的GDP和直接标价法下的人民币汇率,所不同的是人民币汇率与进口额是负相关的,即:
　　M=f(Y,e)
　　上式中,M表示进口额;Y表示中国GDP;e表示汇率。中国的进口模型如下:
　　InM=0.91InA-0.48Ine
　　 t1=3.08 S1=0.30 t2=-2.21 S2=0.21
　　 R2=0.99 DW=1.76F=763.82
　　数量模型中,A为国内需求,A=C+I+G。将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出口和进口函数代入国民收入恒等式,得
　　Y=fC(Y,P')+fI(P,FI)+fG(Y,Gt-1)+fX(Yf,e)-fM(Y,e)
　　整理可得出一个关于GDP的多元方程,写成一般函数形式,即
　　Y=f(P',P,FI,Gt-1,Yf,e)
　　上式可大略地视为中国的IS曲线表达式。需说明的是,式中的汇率变量在中国一直是政策变量,不会与价格变量产生多重共线效应。
　　二、货币供求均衡分析
　　前文分析在宏观经济学中被称为“简单模型”,因为没有考虑货币变量。以下笔者对货币均衡问题进行了讨论。当收入外生变化时,货币贮藏需求是收入的函数,这在中国大略等于银行定期存款,即:
　　Mb=f(Y)
　　上式中,Mb表示货币贮藏需求。实证检验模型如下:
　　lnMb=-7.27+1.48lnY*
　　 t1=-11.30S1=0.64 t2=22.90 S2=0.06
　　 R2=0.976DW=1.58F=524.22

　　该曲线的斜率首先与收入水平有关,这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效应。该曲线的斜率又与中国的各项福利制度有关。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中国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公众的存款愿望日益强烈,这条曲线的斜率愈发陡峭。该曲线的斜率还与心理预期有关,在公众心中产生了通货膨胀预期时,该曲线的斜率将趋于平缓;反之,在公众心中产生了通货紧缩或失业预期时,该曲线的斜率将趋向陡峭[3]。
　　当收入(即商品与服务的数量)一定时,价格是货币交易需求的函数,即P=f(Ma),Ma表示交易需求。在中国,交易需求大略等于狭义货币M1,①这是现实的购买力。当收入一定、货币供给量一定和贮藏需求曲线的斜率一定时,交易需求的货币量就被决定了。Ma决定着价格水平。在中国经济改革的30多年中,无论是中央银行被动地服从财政部的要求增发贷款,还是中央银行主动的货币扩张,每每价格上涨必先有MI的上升,否则就没有强大的现实购买力。即,价格是交易货币量和实际收入的函数:
　　P=f(Ma,Y*)
　　实证检验模型如下:
　　lnP=0.76nlMI-0.7lnY*
　　t1=11.32S1=0.07 t2=-9.41 S2=0.08
　　R2=0.98DW=2.32F=115 ?籽1=0.70 ?籽2=-0.57
　　 Ms=Md(=Ma+Mb=M2)是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在改革初期,中国的货币供给可大略地视为财政当局通过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由于改革初期中国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中央银行的货币扩张和货币紧缩政策便可以变动货币供应量。当收入一定、贮藏需求曲线斜率一定时,中央银行变动货币供应量,可以直接改变交易需求的货币量,从而改变价格。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专业银行商业化的进程开始了。因此,中央银行一家决定货币供给量从而决定价格(收入一定时)的局面被打破,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大大减弱。中国的货币(M2)乘数可以表示为
　　K2=
　　式中,K2为M2乘数,rl为法定准备金率,rov为商业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金率,q为现金漏损率,即流通中的现金对全部存款的比率。
　　从货币供给总量角度来看,商业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率对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率起着相当大的制约作用,从而造成了“刹车易启动难”的局面。在银行信贷过量增长造成经济过热时,央行可以用法定准备金率的提高强行拉起下降的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相反,当由于商业银行“惜贷”(超额准备金率上升)造成货币供给量减少时,央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的努力却未必奏效。因为,商业银行惜贷是由于存在着较大的信贷风险,否则,商业银行是不会做出此等非理性行为的。央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于降低信贷风险无补,所以,央行的努力很难奏效。在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必须守法――收缩信贷,别无选择,使得准备金不少于法定数额;在央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时,可不是说商业银行必须信贷扩张――准备金不得高于法定数额,而是由商业银行在安全和盈利之间做理性的选择。
　　从用于交易的货币量来看,中国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是随着改革进程而渐弱的。随着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中国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加之职工下岗和下岗预期的影响,公众的货币贮藏需求渐大。虽然中国从1996年开始7次降低存款利率并加收利息税,但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仍一路上升。在货币供给曲线位置一定时,贮藏需求的增大,就是交易需求的减少。就交易货币量而言,无疑是央行、商业银行和其它经济主体共同决定的。我们把货币的交易需求大略地用MI表示,MI的货币乘数为:
　　KI=
　　式中,KI为MI乘数,n为可开列支票的活期存款占总存款的比率,其它符号意义同K2。
　　货币贮藏需求的上升(大略以定期存款表示),从而n的下降,在其它因素不变时,导致KI的缩小。正如对K2的讨论一样,rov的变化也在对KI起缩小作用。在物价下跌过程中,社会公众的继续下跌预期无疑也在对交易货币量下降起着推动作用。
　　显然,本文分析集中在通货紧缩方面,通货膨胀时的经济运行机理正好相反。按均衡条件Ms=Md=Ma+Mb联立有关方程,可得LM曲线方程,即给定收入所对应的均衡价格。
　　三、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均衡点的移动与几点思考
　　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联立IS和LM两条曲线方程,即可求得均衡价格和均衡GDP的解。将IS曲线和LM曲线置于一个平面内,找到商品供求和货币供求同时均衡的点E0。
　　如果接受经济增长是好事这一规范判断,那么,均衡的国民收入水平未必是合意的收入水平。因此,在可能的条件下,政府就要动用财政的、货币的政策工具,将国民收入的均衡点向合意的位置推动。在中国经济改革的20多年中,往往首先对经济增长率做出一个数量目标,然后主要以扩大投资(包括内资和外资)的方式努力实现之。基本不受价格约束的政府的投资首先要由银行做出资金安排,在具体投资单位的银行账户上形成一笔贷款(在专业银行时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即形成了一块交易货币量。央行宣布下调人民币汇率,收购企业出口赚回的外汇后,也会在出口企业的账户上形成更多的人民币活期存款。上述两种情况均可使Ms曲线下移货币供给量扩张,LM1曲线移至LM2(见图1)。在贮藏需求曲线不变(或变缓)的条件下,Ma的扩张必然导致价格的上涨,价格的上涨呼唤着受价格影响的投资,IS1曲线随之移至IS2。于是,LM2与IS2的交点E1就是新的均衡点。在新的均衡点,P1大于P0,Y1大于Y0。在改革的30多年中,大都是物价上涨与经济高速增长结伴而行。
　　在中国经济出现货币紧缩、物价下跌的局面时,国家财政方面为了促使经济升温,往往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安排了数额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保工程投资(属于I0部分),商业银行体系积极地提供了货币。央行将法定准备金率连续下调,努力扩大货币供给。但是,由于货币贮藏需求曲线斜率渐陡,往往货币供给仍嫌不足。在图2中表现为,LM上移的幅度不足以拉动物价上升,且有下降。于是,受价格影响的投资发生额便收缩,IS曲线下移的幅度小于图1中IS曲线下移的幅度。在图2上,新的均衡点E1对应的物价P1较之P0下降,收入Y的增幅较之图1的Y增幅(Y1-Y0)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笔者对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做了初步的结构分析,力图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以及“是多少”一类的问题,基本属于实证分析范畴。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是否可以有这样一些思考:
　　第一,影响中国国民收入的重要因素是投资,在买方市场条件下,适度的事前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态势是拉动投资必要条件。在短期内,甚至中期内,反映供求关系和实际利率的信号――价格仍是影响投资的主要变量。有关当局在调节价格稳中有升方面仍要采取积极的政策。
　　影响中国价格水平的重要因素是MI,如前所述,中央银行增加供给量的能力已经大大受限,出现了“不能用绳子推车”的局面。拉动经济增长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财政政策的肩上。中国的人口已超过13亿,国内市场的容量是相当大的。总需求不足的尴尬在于:一方面,高收入阶层没有新的消费热点(对国产商品),从而大量储蓄;另一方面,低收入阶层对国产商品的消费能力太低。低收入家庭需求不足受预算约束是自不待言的,但是,同时也受预期收入看糟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财政政策的目标如果能够指向低收入家庭,应该是可以拉动消费需求,从而拉动投资需求的。我们所说的“指向”,一是指在财力允许的条件下提高低收入家庭的货币收入;二是指尽快、甚至强制建立和完善社保体系。我们通常认为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高收入者,这应该是在预期乐观的前提下成立的规律。如果预期悲观,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更善于节衣缩食。是否可以这样考虑,若想提升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说,建立乐观的预期甚至比增加收入更为重要。
　　第二,在长期中,影响投资的变量应该是技术进步,政府对技术进步问题应常抓不放。在中国改革的20多年中,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技术进步方面仍嫌不足。中国企业对高回报率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状况、高技术人才的储备状况,甚至包括国家在该方面的政策导向,都是不能令人乐观的。因此,企业创造新的消费热点、乃至于以供给引导需求的能力是比较低的,总供给只能是总需求的被动反应函数。实业界如果掌握了较高的技术,且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那么,总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拉动总需求的。一国的经济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最终要取决于科学技术。
　　第三,在长期中,我们完善金融市场的任务是艰巨的。众所周知,商品市场均衡的条件是,而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场所是金融市场,即,在其它条件不变时,。我们所说的“完善”在于两个层面:一是指较大的市场参与率和较大的市场容量,二是指较多品种的金融产品和较高的金融交易法制化程度。经济中如果存在着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有一个可计算的、齐一的金融资产收益率,不仅对于厂商的实际投资是重要的,而且对于技术创新也是相当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郝雁.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汇率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J].广东社会科学,2007(8).
　　[3]刘巍.对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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