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银行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高 玮

　　摘 要: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1932年至1936年间71家中资银行的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展开了研究。结果发现,不同性质银行的效率水平存在差异,其中,官办银行和官商合办银行技术效率的提高与技术进步共同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而且随着政府对金融业垄断程度的加强,官办银行的技术效率呈现出持续的上升趋势;而商办银行的技术效率相对较低,且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同时,技术效率的降低也造成此类银行生产率的衰退。
　　关键词: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Malmquist指数
　　中图分类号:F8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1-0010-04
　　
　　一、引言
　　
　　中资银行在1932-1936年间发展速度较快。根据刘克祥(2007)[1]的统计,中资银行数在这段时期内从210家增加到258家,年均增长率为4.2%;资产总额从30多亿元增长到70多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9.4%。国民政府对银行业的管制是这一时期中国银行市场的重要特征,一方面,国民政府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渗透、控制商办银行;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1935年先后设立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控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改组中国农民银行,建立起了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国家垄断金融体系。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官办与官商合办银行的数量和资本占中资银行总额的比重分别从1932年的20%和35.4%上升到1936年的24.7%和56.3%。
　　关于这一时期中资银行发展迅速的原因,钟思远(1994)[2]从竞争环境变化角度进行了解释,1933年废两改元的实施和票据交换所的成立,便利了银行业务的操作,使得钱庄的优势地位被彻底动摇。同时,外商银行的特权在这一阶段受到限制,钱庄和外商银行两股势力的消退为中资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朱荫贵(2002)[3]从银行家队伍的成长和银行经营运作理念的变化等内在因素,以及银行制度的演变、银行业法规的建设等外部因素的角度做出解释。
　　上述研究有助于认识20世纪30年代中资银行的经营概况,但是,目前还没有研究考察过这一时期中资银行的技术效率。银行技术效率指的是银行在业务活动中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通过衡量中资银行的技术效率,就可以判断其市场竞争能力、投入产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文将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估计1932-1936年中资银行的技术效率,并将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鉴于所有权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也是银行效率研究的焦点之一,两类银行的效率差异也有待于本文的进一步分析。
　　
　　二、模型构建及数据选取
　　
　　DEA运用线性规划来构建生产前沿,并衡量相对于前沿的效率。假定有N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有K个投入和M个产出。第i个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向量分别表示为xi和yi。投入矩阵X表示为K×N,产出矩阵Y表示为M×N,代表了N个决策单元所有的数据。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基于投入导向的决策单元效率值求解如下:
　　公式(1)中, 是效率值, 是常数向量。如果 =1,那么该银行是有效率的,因为它处于生产前沿;如果 ,银行是无效率的,需要减少 的投入量才能够位于生产前沿。
　　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其投入产出的定义方法通常包括生产法、中介法和资产法,其中中介法最具可操作性,也是运用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本文采用中介法定义银行的投入产出。中介法所选用的投入变量通常包括员工、资本、设备和存款;产出变量通常包括放款和投资。本文的估计模型采用四个投入变量和两个产出变量,投入变量包括固定资产净值、营业费用、所有者权益和存款;产出变量包括放款和有价证券。本文选取1932-1936年间具有连续时间序列数据的71家中资银行 作为分析样本,其中官办银行12家,官商合办银行9家,商办银行50家。数据来源于1934-1937年的《全国银行年鉴》。[4]本文的研究利用了DEAP Version 2.1统计分析软件。
　　
　　三、银行效率实证分析结果
　　
　　按照前述所选取的投入产出变量,并采用规模报酬可变(VRS)条件下,投入导向的DEA模型,得出样本银行的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的分值,对所估计出效率值的分析如下:
　　(一)技术效率变化
　　如表1所示,中资银行的整体技术效率平均值仅为0.599,说明中资银行的投入资源浪费约40%,即中资银行整体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将银行资产和负债转化为放款和有价证券投资的能力不强。从时序变化来看,中资银行整体的经营管理水平在样本期内不断下降。1932年的平均效率值最高,之后呈现下降趋势,1936年的平均效率值最低为0.56,相对于1932年下降了17.3%。
　　从不同银行情况来看。首先,官办银行的平均效率相对较低,5年平均值仅为0.587,略低于样本整体的平均效率。除了1936年,官办银行的年度平均效率均低于样本整体的平均效率。但是,官办银行的技术效率变动趋势不同于样本整体,在1933年之后表现为不断增长趋势,1936年达到最高水平,相对于1933年增长了42.7%。官办银行技术效率的逐年提升,一方面是官办银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运用资源能力增强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政府加强对金融业的垄断有关,官办银行放款总额与有价证券投资总额占样本总额的比重,分别从1932年的15.11%和2.35%上升到1936年的22.31%和17.65%。
　　其次,官商合办银行的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702,高于其他两类银行。官商合办银行在样本银行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其数量只占到样本总额的15.5%,但是放款总额与有价证券投资额占样本总额的比重,在样本期内平均为43.9%和25.72%。官商合办银行技术效率平均值的变动趋势与官办银行相一致,1933之后持续上升,1936年的平均效率值相对于1933年提高了41.6%。
　　第三,商办银行的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583,低于其他两类银行的平均值。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1932年商办银行的平均效率值为0.655,1936年平均效率值仅为0.488,相对下降了25.5%。
　　由于商办银行在样本中占主体地位(商办银行数量占样本总体的70%),商办银行的技术效率水平对中资银行整体技术效率的影响最大。但是,鉴于商办银行资本规模在样本整体中的比率已经从1932年的52.68%下降到1936年的37.3%,样本整体的技术效率平均值更多地反映了商办银行资源利用的效果,而没有充分反映出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的技术效率。为了更准确地考核这一时期中资银行的整体资源利用效果,可以用年度资产加权平均效率(AWE,即每家银行技术效率与本行当年资产占全部样本银行总资产的比例乘积之和)进行测算,计算公式为:
　　公式(2)中, (i=1,2…….N)表示第i家银行的资产加权效率系数,Ei为第i家银行的技术效率,Ai为第i家银行的资产数,N为样本银行数。(2)式的经济含义是资产数量大的银行对社会资源配置效果的影响也大。
　　测算结果显示,资产加权效率明显高于整体平均效率,5年平均值为0.686,比整体平均效率值高出14.5%,表明资本规模较高的银行技术效率相对较高,经营管理状况相对较好。1932年和1933年资本规模集中度为50%的前7家银行中,官商合办银行有2家,官办银行有2家,商办银行有3家,三类银行对资产加权效率的影响较为均衡;1934年和1935年资本集中度为50%的前几家银行中,官办银行1家,官商合办银行2家,商办银行分别为2家和1家,尽管三类银行对资产加权效率的影响仍然相对均衡,但是资本规模的集中度有显著的提高;1936年资本规模集中度为50%的前5家银行中,官办银行有3家,官商合办银行有2家,资产加权效率受这两类银行的影响最大,同时,也反映出1936年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国家垄断金融体系形成之后,一方面官办银行和官商合办银行的资本规模在银行业市场中占有了绝对优势,另一方面,这两类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随着政府控制的加强而上升,从放款的角度看,这两类银行的放款占样本总额的比率,分别从1932年的15.11%和39.29%上升到1936年的22.31%和17.65%,与技术效率的提高相一致。

　　表1 1932-1936年中资银行技术效率变化情况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平均效率 标准差 平均效率 标准差 平均效率 标准差 平均效率 标准差 平均效率 标准差
　　整体 0.677 0.335 0.571 0.340 0.595 0.351 0.594 0.381 0.560 0.328
　　官办 0.655 0.360 0.487 0.363 0.549 0.271 0.556 0.345 0.690 0.264
　　官商合办 0.811 0.296 0.553 0.379 0.585 0.418 0.781 0.315 0.783 0.310
　　商办 0.655 0.337 0.593 0.331 0.608 0.361 0.569 0.396 0.488 0.323
　　资产加权效率 0.805 0.641 0.636 0.667 0.680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1934-1937年《全国银行年鉴》数据整理得出。
　　
　　(二)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
　　纯技术效率反映的是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政策和水平,规模效率可以判断银行是否处于最优生产规模。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可以判断技术效率损失是主要源自纯技术效率损失还是规模效率损失。如表2所示,样本银行的整体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且存在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其中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758(即纯技术效率损失大约为24%);规模效率平均值为0.748(即规模效率损失大约为25%)。纯技术效率损失和规模效率损失较为接近,表明二者同为样本整体技术效率损失的主要来源。从年度效率值来看,各年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之间的差距不超过0.025,与之前的结论相一致。
　　从不同类型银行来看。首先,官办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736,规模效率平均值为0.75。纯技术效率损失和规模效率损失同为其技术效率损失的主要来源。其次,官商合办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平均值分别为0.818和0.810,高于其他两类银行。这一方面说明官商合办银行的管理水平以及银行规模和管理水平之间的匹配程度,相对高于其他两类银行;另一方面,则反映出纯技术效率损失和规模效率损失同为官商合办银行技术效率损失的主要来源。再次,商办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平均值分别为0.752和0.732,两类效率损失分别为25%和27%。商办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在样本期内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说明商办银行的管理水平下降以及规模和管理水平之间的不匹配问题日益严重,造成了技术效率的降低。
　　
　　(三)中资银行Malmquist生产率变化指数分析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TFP Index)表示银行在t期至t+1期整体生产率的变化程度,可以分解为相对效率变化指数(EC)和技术变化指数(TC)的乘积。如果M>1,表示生产率呈现上升趋势;如果M<1,则表示生产率呈衰退趋势。Malmquist生产率变化指数形式如下:
　　=
　　 =
　　=(3)
　　表4列出了中资银行在1932年至1936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效率变化(EC)和技术变化(TC)指数。其中,样本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期内的均值为0.993,表明样本整体生产率的变动在样本期内呈下降趋势。样本整体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平均值为0.957,说明整体技术效率的变动呈现出衰退的趋势,这与表1中样本整体技术效率的变动趋势相一致,反映了整体的管理水平有所下降;样本整体的技术变化指数平均值为1.070,表明样本整体的技术变动呈上升趋势,即存在技术进步。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源于两次币制改革、多种信用机构的设立,以及信用工具的运用。1933年的废两改元为银行业带来极大的便利;1935年的法币政策稳定了中国货币制度,使得发行集中、货币统一。这一时期设立的信用机构包括银钱业自设的联合准备库、票据交换所、票据承兑所,以及鉴证类中介机构,如中国征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
　　分不同类型银行来看。首先,官办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期内均值为1.155,表明官办银行生产率的变动在样本期内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官办银行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在样本期内的平均值分别为1.177和1.100,前者大于1说明官办银行技术效率的变动在样本期内呈现上升趋势,这与表1中官办银行技术效率的变动趋势相一致;后者大于1则表明官办银行的技术变动在样本期内也呈现上升趋势,即存在技术进步;两类变动指数均大于1,表明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新技术的采用共同促进了官办银行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官商合办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期内的均值为1.043,表明官商合办银行生产率的变动在样本期内呈上升趋势。官商合办银行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在样本期内的平均值分别为1.043和1.025,与官办银行相类似,一方面说明官商合办银行技术效率的变动呈现上升趋势,存在着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表明技术效率的上升和技术进步是引起此类银行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第三,商办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期的均值为0.936,表明此类银行生产率的变动整体上呈现衰退趋势。商办银行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在样本期内的平均值分别为0.921和1.042,前者小于1表明商办银行技术效率的变动在样本期内呈下降趋势,这与表1中商办银行技术效率的变动趋势相一致;后者大于1表明技术变动呈上升趋势,存在技术进步。商办银行的技术进步主要得益于人才的培养,金城、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兴业等银行不仅开办训练班为行员提供培训,而且选派高级职员去国外实习、考察;[5]技术效率的下降是造成商办银行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表3 中资银行Malmquist生产率变动指数表(1932-1936年)
　　全要素生产率(TFP) 1932-1933年 1933-1934年 1934-1935年 1935-1936年
　　样本整体 0.962 0.910 1.335 0.765
　　官办 0.880 1.361 1.262 1.115
　　官商合办 0.666 0.820 1.735 0.950
　　商办 1.055 0.842 1.174 0.672
　　技术效率变化(EC) 1932-1933年 1933-1934年 1934-1935年 1935-1936年
　　样本整体 0.807 1.039 0.882 1.100
　　官办 0.673 1.606 0.812 1.616
　　官商合办 0.529 0.923 1.695 1.025
　　商办 0.914 0.955 0.799 1.016
　　技术变化(TC) 1932-1933年 1933-1934年 1934-1935年 1935-1936年
　　样本整体 1.192 0.876 1.514 0.696
　　官办 1.307 0.847 1.555 0.690
　　官商合办 1.262 0.889 1.024 0.926
　　商办 1.154 0.882 1.468 0.662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1934-1937年《全国银行年鉴》数据整理得出。
　　
　　四、结论
　　
　　本文选取1932-1936年71家中资银行为样本,利用DEA方法分析了样本银行的经营数据,测算了其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分别从静态和动态变化的角度分析了其效率值,判断效率的变化情况以及变化来源。
　　首先,中资银行样本整体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相对较低,纯技术效率损失和规模效率损失共同造成了技术效率损失。换言之,样本整体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同时存在规模不经济。此外,样本整体存在显著的技术进步,但是技术效率的下降造成了生产率的降低。
　　其次,官办银行的技术效率水平相对较低,纯技术效率损失和规模效率损失是造成其技术效率损失的主要来源。但是,随着政府对金融业垄断程度的加深,此类银行的技术效率在样本期内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同时,技术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共同促进了此类银行生产率的增长。
　　第三,官商合办银行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相对高于官办银行和商办银行,反映出此类银行的管理水平和规模经济状况相对较好。此外,此类银行的生产率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技术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是引起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第四,商办银行的技术效率低于其他两类银行,且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反映了管理水平的下降和规模不经济问题的日益严重。同时,尽管存在技术进步,但是技术效率的下降造成了此类银行生产率的衰退。■
　　
　　参考文献:
　　[1]刘克祥.1927-1937年中资银行再统计[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1).
　　[2]钟思远.1927-1937年的中国私营银行[J].经济学家,1994(3).
　　[3]朱荫贵.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中国银行业[J].中国社会科学,2002(6).
　　[4]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4-1937年)[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5]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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