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山有路勤为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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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有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见读书与写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读书是什么？毛泽东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语言，给读书下了十分确切的定义：“读书是学习”。人生从上小学开始，就一直在读书。人生的知识十有七八来自书本，书本是最好、最近便的老师。在人生的各种消费中，买书是最划算的，又是最便宜的。如果你连买书的钱都不愿意花，还可以到图书馆借书，所以人们称图书馆是不收费的老师。可有的档案人从离开学校那一刻起，就远离书本不再读书了，偶尔读书，也只是把读书作为一种消遣，而不是学习。这就很难适应社会的需要。当今的社会是学习型社会，当今人的学习是终身学习。前些年，党内曾经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三讲”教育活动，其中“讲学习”位列“三讲”之首。若从“读书是学习”的角度看，一个人不读书，怎么能做到“三讲”，首先是“讲学习”的要求呢？
　　档案人做的是文案工作，是标准的白领阶层，更要养成读书的习惯。学校中所读的书，只不过为我们从事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初步基础。要想与时俱进地做好工作，比如起草一个能有效指导档案管理的红头文件，撰写一篇能反映档案工作的调查报告，编研一本有分量的档案史料，都要翻阅许许多多的书报资料。所以，惟有通过多读书，不断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触类旁通，提高认知水平，继之提高写作水平。有的档案人说，我可没少读书，写作水平却总是没有长进，什么原因呢？其实读书也有个方法问题：
　　一是要有意识地为提高写作水平而读书。这样在读书时，就不仅是阅读内容，了解事情，更要从中感悟作者的写作门道。比如作者是怎样安排章节段落结构的，是怎样阐述中心思想的，是怎样遣词造句和用典的。建议档案人多看一些短小文章，如散文、通讯、短评、文件、简报等。同阅读长篇小说比较，多读些短篇，不但节省时间，而且对写作的帮助更大。
　　二是要用严谨的态度，甚至是质疑的态度去读书。比如，当年毛泽东就曾考证了《滕王阁序》的写作时间与王勃的年龄。毛泽东认为“有人根据《唐摭言》、《太平广记》二书断定:在南昌作序时年十三岁，或十四岁”是不准确的。他通过多方面的查证认为王勃在淮南、南昌作序时，应是二十四五六岁。又如，对千百年来传诵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神话，做客《百家讲坛》的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却从《史记》原文“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一句中，指出“缪”就是“假装”的意思，从而揭穿了县令作“托”、司马相如精心设计的劫色又劫财的骗局，并指出这是因为司马迁非常欣赏司马相如的文采，不愿记录他婚姻上的“污点”，所以就采用了比较隐蔽的“曲笔”写法替先人“遮羞”。显然囫囵吞枣式地读书，无益于写作水平的提高。“尽信书，不如无书”，此话虽然有些偏颇，但却不乏真知灼见。就当前出版界几乎无错不成书的实际情况而言，如果你能抱着挑错、甚至是校对的态度读书，相信写作水平很快就会有一个飞跃性的提高。
　　三是“不动笔墨不读书”。毛泽东非常推崇徐特立老师的这一读书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别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据说当年毛泽东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和日记等，积了好几网篮。所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只要看看毛泽东读过的《二十四史》上的标注和批语，人们就会明白“读书破万卷”中“破”字的含义了。买书是为了读书，不是为了赶时髦，更不是为了装样子附庸风雅。建议初学写作的档案人，最好每读一本书，都写一篇读书笔记。如此坚持数年，在写作上必会有大的长进。
　　四是学会用零散时间读书。如今到处人满为患，到车站买火车票要排队，到银行存取款要排队，等公交车也要排队，好容易上了车，车还要在马路上排队，至于不能准时准点开会更是比比皆是。这时，最好的办法是口袋里有本书，抓住这让人烦心的零碎时间读书。此举不但平和了烦躁的心态，还能做到开卷有益，何乐而不为。书山有路勤为径，善于利用零散时间读书，正体现了一个“勤”字。
　　总之，读书吧！文笔好的人，十个有十个是爱读书、且读书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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