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环境下的中国迷文化:理论取向与现实观照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张晨阳

　　在受众心理、媒介推动与社会氛围等多重因素作用下，迷文化在当下中国发展迅速、日益繁荣。西方媒介研究领域对迷文化关注较早，其理论值得借鉴。近年来，其中的积极性阐释成为主流，用其观点对目前中国迷文化的发展与研究进行观照发现，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提高了迷的文化参与程度，迷文化因此呈现出新的特征。同时，迷理论的负面阐释取向也警示人们，海量媒介内容对迷的时间侵占与深度思考能力的损害不容忽视，其解决之道关键在于提升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媒介素养。
　　[关键词]迷；迷文化；新媒介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１１－０２４６－０４
　　张晨阳（１９８１―），女，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理论。（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介和传统媒介融合”（项目编号：０８ＢＸＷ０２５）、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项目（项目编号：１１ＣＧ２６）阶段性成果。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兴起的大众文化热曾引发过关于追星族的讨论，如今，人们则更习惯于把大众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与消费者称为“粉丝”，即ｆａｎｓ――迷。所谓迷，指的是技巧熟练的媒介使用者[１]（Ｐ１２１），是流行音乐、言情小说、漫画、影视作品、演艺明星等的“过度的读者／受众”（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ｅｒ），他们对对象文本的投入是“主动的、热烈的、狂热的、参与式的”[２]（Ｐ１６３），他们的活动主要围绕明星与媒体产品展开，他们乐于参与多种社群活动，并以群体性的力量带来“粉丝产业”、“粉丝经济”的勃兴。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迷”这一特殊群体的接受行为与消费行为对于媒介娱乐工业以及当下流行文化风向的强大影响力，学界对于迷文化（ｆａｎ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一译作“粉丝文化”）的关注也随之逐渐升温。
　　一、中国迷文化的现状与成因
　　大众文化消费／娱乐文化已在官方――大众――精英的三方文化格局中占据绝对强势的地位，其伴生的迷文化也蔚为风景：电视荧屏选秀节目热造就了“玉米”、“凉粉”等著名的粉丝群体；在跨文化影视传播领域，出现了“美剧迷”，如美剧《越狱》迷们跨越太平洋的热情，拯救了《越狱》在美国本土的颓势；就连素以严肃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学术领域，也拥有像于丹的“鱼丸”、易中天的“乙醚”、钱文忠的“潜艇”等迷群体，成为颇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在当下最热的微博中，企业家名人、演艺明星的一举一动吸引着数以十万计的粉丝们的即时关注。总之，目前中国演艺明星、体坛明星、学术明星、作家明星可谓群星闪烁，中国的迷文化也处在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其成因可从内部与外部进行解析。
　　首先，从受众心理而言，迷的产生是与人们的明星崇拜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神灵崇拜、英雄崇拜等人类崇拜心理并列的一种类型，明星崇拜是随着西方电影业的兴起、明星和明星制的出现，并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和大众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崇拜，是大众社会崇尚世俗的消费主义的表现之一。[３]（Ｐ１６９－１７０）从人们对张学友等冠之以“四大天王”、对王菲冠之以“华语天后”、将姚明称之为“姚天王”等具有膜拜意识与绝对权威性的称呼中不难看出，明星崇拜已大有取代传统社会中的神灵崇拜、英雄崇拜之势。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追求成功是每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最重要的需求，而个体的缺陷、能力的有限、环境的制约，使得绝大多数人的自我设计与现实之间存在或大或小的差距，因此，人们下意识地将对成功与完美的渴求转化为对代表着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明星的崇拜之情，从明星身上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明星也因此契合大众的深层心理需求从而获得大众的认同。
　　其次，迷文化的兴盛与媒体推动密不可分。集普及性、通俗性、娱乐性于一体的呼风唤雨的大众传媒及其背后的文化资本是将明星推上神坛的直接推手。传媒为明星的公众形象营造了“光环效应”（晕轮效应）。媒体赋予明星相应的符号意义，这些被高度塑造、标准化的符号意义直接指向的是价值无穷的商业资本。不难发现，明星乃是媒体与消费合谋的产物，是媒体高强度、高密度宣传的结果。随着传媒改革的深入，传媒娱乐服务功能的被肯定、媒介商业化运作的需求，这一合谋也得以更合法化、普遍化。
　　再次，迷文化的繁荣与社会氛围息息相关。中国社会自９０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得以大幅提高，其用于文化消费的收入比例增大，造就了社会文化娱乐化的物质基础。在社会文化氛围更为宽松、宽容的同时，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带来的紧张感与焦虑感却愈加深重，人们也更倾向于用“迷”的心态和行为进行娱乐、放松，以缓解情绪。在以上综合因素作用下，中国的大众文化迷当然也就突破了原先聚焦于港台流行音乐与歌手的范围，弥散在日常消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二、西方：迷文化理论的资源库
　　相比较而言，由于西方文化娱乐工业起步更早，因此受众研究中对迷的探讨（ｆａ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已有三十多年研究史，值得借鉴。对于迷，其有以下两种取向的阐释。
　　（一）病态与非理性：“着迷的孤独者”与“歇斯底里的群众”
　　在早期的迷文化研究中，迷常被大众和学者概括为两种“病态类型”[４]（Ｐ１１７－１３３）。第一种是“着迷的孤独者”，即在媒介的影响下，这类迷进入与明星强烈的幻想关系中，其中不乏极端分子。这一贬低并非没有现实依据：１９８１年，里根总统遭到一名有精神病史的２６岁青年的暗杀，刺杀者的目的竟是为了引起当红女影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２００８年，一名疯狂的麦当娜歌迷冲入正与麦当娜办理离婚手续的盖•里奇的拍摄现场，企图刺杀他。无怪乎研究者指出：“迷是一群因过度沉浸于媒体建构的虚拟世界而扭曲了时间概念，甚至于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主动的受众。”[５]第二种病态类型则是“歇斯底里的群众”，表现为对歌星大喊大叫的歌迷，或在观看比赛、表演时有咆哮、骚动等失常行为的狂热球迷。
　　将迷描述为“社会心理紊乱的心理症候”的语句，大量出现在西方七八十年代有关迷与迷文化的新闻报道与学术著作中，并将迷定性为被大众传媒制造并操控着的危险的他者――他们受到媒体、自恋的社会、催眠的摇滚乐、群体感染等诸多因素左右，寻求与名人的接触以补偿自己欠缺的生活，为了沐浴在反射的荣耀中而发展出对明星和体育球队的忠诚，为了体验虚幻的社群感而参加音乐节或体育赛事，总之，他们是“非理性的、失控的、易被外界力量左右的人”。
　　（二）富有辨识力与创造力：“盗猎者”与“游牧民”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文化研究的转向带来了对迷进行积极阐释的契机。英国文化研究鼻祖之一霍尔提出了著名的制码／解码理论，一扫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立场的悲观色彩，认为受众能够对大众文化产品进行自我阐释并形成新的、甚至是与产品中主导意识形态完全相悖的意义。以此为起点的转向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得到进一步发展，迷的第一次真正的研究浪潮到来，标志着迷研究被纳入“主动受众”研究范式之中，并逐步得到正面评价，进而成为西方受众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也是当下迷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德塞都的社会学强调普通人以自己的方式使用消费社会的自由，而消费者的这些做法能够“构成一个反规训的网络”，他认为民众对于文化商品采取的是一种狡猾的弱者的艺术，是一种“盗猎”的方式。受众积极的阅读是一种挪用式的盗猎，类似于文本的“游牧民”（ｔｈｅ ｎｏｍａｄｓ）。

　　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深受德塞都理论影响，他肯定迷是“消费者中特别活跃和善于表现的一个社群”[６]（Ｐ４３）。同时，他推崇德塞都的“盗猎”概念，认为“盗猎”与“游牧民”模式强调了意义制造的过程和大众阐释的流行性与丰富性。迷作为自由能动的“游牧民”，他们能从先前文化产品的零星碎片中不断挪用新材料，制造新的意义；迷的创造力还模糊了读者与作者的界限――他们不仅消费文化产品，还生产自己的迷杂志故事、图画、歌曲、录像、表演等，也就是说，迷可能通过文本的再生产进而形成独特的、持久的社群文化。
　　在约翰•费斯克那里，迷比普通读者更具有辨识力、创造力，他们从文化工业的商品（文本、明星、表演）中创造出自己的文化。[７]（Ｐ３０－４９）他借用德塞都的理论，对通俗报刊、麦当娜、牛仔裤等流行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文化工业只能制造文化的文本“库存”或文化资源，而大众则在生产自身的大众文化的持续过程中，对之加以使用或者拒绝。大众并非被动无助、无分辨能力的“文化瘾君子”，他们总是在权力以及对权力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抵抗和规避之间，在军事战略与游击战术之间，显露出持续斗争的痕迹。[８]（Ｐ２５）
　　这条脉络的演进中，迷的主动性与创造力以及从中获得自己的快感与意义的能力也被浓墨重彩地凸显出来。然而，这一思路也一直面临着质疑与批评，即在强大的、日益具有垄断特征的媒介文化环境中，费斯克们所持的意见是否过于乐观？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两种取向实际上也是关于受众接受理论内部矛盾一个具体的表现。笔者认为，第一种取向在当下媒介文化工业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下仍有其警醒与批判意义，但随着新媒介时代的来临，第二种取向也正显示出充足的理论活力。因此，对中国迷文化现实的观照，需采用两者结合的视角进行考察。
　　三、新媒介情境中对中国迷文化的现实观照
　　近年来，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在中国发展迅速、形态日益丰富，深刻影响着社会的传播方式。目前中国的网民人数已达４．８５亿，可以说，新媒介的普及是媒介领域最大变化，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深层次渗透是当前和未来最值得重视的问题之一。在新媒介未出现前，迷的文本生产受生产条件、传播渠道所限，其生产力只能体现在较小的、传统的范围内，且缺乏专业文本的流畅性。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新旧媒介不断融合，迷所创造的文本与专业文本间的差距被技术的鸿沟填补。迷可谓是所有新媒介技术的最早使用者与推广者之一[９]（Ｐ３８６），新媒介的便利性、快捷性、交互性以及低门槛等特征使得迷的社会参与度极大提高。这种参与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迷充分利用新媒介技术，通过网络即时对话工具（ＱＱ、ＭＳ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迷的对话”（ｆａｎｓ ｔａｌｋ）。其二，步入以用户参与为主要特征的ｗｅｂ２．０时代后，迷充分利用以博客、微博、播客为代表的“自媒体”（Ｗｅ ｍｅｄｉａ），随时随性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ｆｌａｓｈ等多媒体融合的形式发布分享自己关于所迷文本的意见。其三，迷运用百度贴吧、ＢＢＳ、ＳＮＳ社交网络组进行集群并发展成独特的迷文化。最后，专业性的迷网站，如中国粉丝网、粉丝帝国等的兴起，切中了当下迷文化影响力遽增的脉搏，推动了迷文化的扩展。这一系列媒介现实的改变带来迷文化理论的进一步推进，也为迷文化现实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契机与新的特征。
　　（一）迷的文本生产力的解放、迷成为信息的传播者
　　费斯克所强调的“迷”的文本生产力在新媒介技术的刺激下得到充分解放。在新媒介时代，迷从源文本中抽取各自感兴趣的侧面进行再次创作，并在一系列媒介文本中做出互文联系，进而通过颠覆、戏仿、挪用、夸张、拼贴等多种形式来重新建构文本意义。具体创作形式表现为写作文字、制作音频视频、创造主题桌面等，形成多元化的亚文本。例如，２００５年，胡戈恶搞陈凯歌电影《无极》的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下载率甚至超过了电影本身，这种戏仿、拼贴带来的喜剧感超出了原先文本的设定意义。这一现实与费斯克的高度评价互相印证：“迷生产的文化资本也是所有文化资本中最发达、最显眼的。”迷绝不只是“积极的受众”，在新媒介技术的帮助下，他们更是信息的创造者与传播者。
　　（二）迷更易形成网络社群、形成群体认同
　　迷是私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交往现象。参与性越高的迷，认同感也就越强烈。 在传统媒介环境下，迷用打扮举止高度模仿流行偶像，用荧光棒、海报为偶像助阵，现在，他们更愿意用网络让自己融入大众文化表演的集体狂欢，从而实现群体身份的认同。目前，由于新媒介技术的便利，迷文化的参与性与认同的扩展还体现为跨地域、跨文化的迷群的产生。比如月浏览量超过２００万的“美剧迷”网站，现已形成了名符其实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跨地域“趣缘群体”。
　　（三）迷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关系更为紧密
　　一方面，迷文化是支持文化工业的重要基础，通过迷延伸而来的“认同经济”，使得消费者愿意为偶像或喜爱的事物付出金钱与时间，为生产者带来庞大的经济效益。可以说，文化工业利用并依赖迷。但另一方面，迷的网络集群力量对于文化工业也具有话语权与抵抗力。如２００６年在网络上连载并拥有众多拥趸的长篇小说《庆熹纪事》即将出版之际，由于插图作者在博客上对原著出言不敬，引起了“庆熹”迷们的强烈抗议，联合要求出版社撤换插图作者并获得成功，成为近年来迷的力量影响出版方的有力佐证。可以说，对于文化产业而言，迷使文化商品变得更充满张力、矛盾与妥协的乐趣。
　　但在肯定迷文化在新媒介环境中的发展新契机与新特征的同时，也不能忽略迷文化的繁荣中隐藏的负面因素，有以下两点亟须注意：
　　（１）被吞噬与控制的时间。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提出了著名的大众传媒的“社会麻醉”负功能。他们认为，现代大众传媒将现代人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滔滔洪水中，人们每天在接触媒介上花费了过量的时间与精力。这一观点是针对报刊和广播提出的，今天，新媒介高效的传播力与海量信息，使这种“麻醉作用”有增无减。迷面对各种屏幕的时间更多，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被媒介吞噬了时间，生活的节奏反而被媒介控制，因而可能影响其社会实际行动能力与深度思考的能力。
　　（２）青少年迷群的非理性行为。在迷文化中，迷在公众场合打出大幅标语、声嘶力竭、因见到偶像而痛哭流涕，不同群体的迷在比赛中有语言、肢体冲突可谓是惯常现象，而发生在２００７年的刘德华的歌迷杨丽娟事件更成为近年来迷文化研究不能回避的话题。在媒体的炒作与推波助澜下，非理性的迷表现出的几近疯狂的偏执引人深思――对于迷，尤其是社会阅历、自控能力相对较弱的青少年迷而言，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媒介素养教育显得尤为迫切。只有通过外在教育引导其正确认识自我与明星、理性与非理性、适度与过度沉迷的界限，同时加强其内在媒介素养，才能使迷文化在其成长过程中起积极作用而非相反。
　　总之，中国的迷文化在新媒介环境下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需要克服的负面影响。这一现实也促使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者抑或是文化工业的制造者们都有必要继续观察迷文化新动态并借鉴国外相关理论资源，积极作出回应。
　　
　　[参考文献]
　　 [１]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ｉｅ，Ｎ．ａｎｄＬｏｎｇｈｕｒｓｔ，Ｂ．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８．
　　[２]（美）约翰•菲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Ｍ]．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祥贵．崇拜心理学[Ｍ]．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
　　[４]（美）朱莉•詹森．作为病态的粉都――定性的后果[Ａ]． 陶东风．粉丝文化读本[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刘潆檑，莫梅锋．迷的病态化与传媒责任[Ｊ]．新闻记者，２００７，（６）．
　　[６]（美）亨利•詹金斯．大众文化：粉丝、盗猎者、游牧民――德赛都的大众文化审美[Ａ]． 陶东风．粉丝文化读本[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７]Ｆｉｓｋｅ，Ｊｏｈｎ．“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ｆａｎｄｏｍ”． Ｔｈｅ ａｄｏｒｉｎｇ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Ｆ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ｅｄｉ-ａ．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２．
　　[８]（美）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９]（美）亨利•詹金斯．昆汀•塔伦蒂诺的星球大战――数码电影、媒介融合和参与性文化[Ａ]．陶东风．粉丝文化读本[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责任编辑：王立霞】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16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