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顶摩崖：一部刻在绝壁上的梵净山佛教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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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梵净山新金顶绝壁之上，刻有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到民国时期的摩崖十七处，最早摩崖至今已有近500年历史，是为著名的“金顶摩崖”。本文拟通过考察“金顶摩崖”的阶段分期和具体内容，揭示明清至民国时期梵净山佛教源流和兴衰起伏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金顶摩崖” 梵净山 佛教
　　中图分类号：K247-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9）02-107-113
　　Abstract：On the mountain of the clifs in Fanjing Mountain’s new Jin Ding， There were  carved in 15 Clifss carvings  from The beginning of Ming Wanli to Mingguo Times， it has been lasted for 350 years， it is famous for the cliff paintings. Through the survey of Jinding Carving cliffs painting ， its section of time， and its real content， it embodies and discover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Fanjing Mountain’s Buddhism resources and its properious period or decading times.
　　Key words：Jinding Carving paintings;Fanjing mountains;Buddhism.
　　梵净山是贵州历史名山和佛教名山。早在汉代，就以“三山谷”之名载入《汉书地理志》;其佛教最早则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1宋代已经在周围州县建有寺庙。2据相关地方志资料记载，明代前中期，佛教已经传播至梵净山核心地区，主要分布在主峰凤凰山、金盏坪一带，留下许多佛教遗址;降至明代中后期的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梵净山寺庙已经转移到新金顶一带，凤凰山佛教于是逐渐淹没无闻。3笔者长期考察梵净山佛教源流，注意到明代留下有一部重要的梵净山志书——《九龙山志》，该志在清代文献中广为引用，而新金顶4佛教就是梵净山佛教最鼎盛时期的产物。与此相印证的是，在新金顶绝壁之上，保存有從嘉靖、万历到民国时期（1920）的十七帧摩崖，最早摩崖至今已有近500年历史。1981年，“金顶摩崖”已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文通过考察“金顶摩崖”的阶段分期和具体内容，揭示梵净山佛教在新金顶一带兴衰起伏的历史过程。为了简便起见，先将“金顶摩崖”全部列表如下：
　　一、佛教传入新金顶和朝山道的开辟
　　梵净山新金顶最早摩崖是嘉靖年间四川成都府某县西街某人所刻的“南无阿弥陀佛—孝义坊天”摩崖。这对帮助我们了解佛教传入新金顶的情况十分有用，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原文如下：
　　该摩崖共9行，原46字，因15字散漫难认，现存只有31字，但不影响内容的识读，可以反映明代嘉靖年间佛教传入梵净山新金顶的情况。早在明代初年，梵净山地区比较出名的寺庙有印江县的宋代西岩古寺（965）和松桃县的天马寺（1373），江口县也保留有宣德铜香炉（1431）。但此后一百多年，梵净山佛教淹没一百余年之久，这是全国禁佛之故。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云：“计明宣德以后、隆庆以前百余年间，教律净禅，皆声闻阒寂，全中土如此，不独滇黔然也。”嘉靖、隆庆间弛禁，梵净山开始第一次重建。此次重建活动一直持续到万历初年，有30余年之久，除修复西岩寺、天马寺外，另据（道光）《印江县志》载，又新建了孝慈寺、回龙寺、天庆寺，2这是山麓寺庙的情况。该摩崖重要价值有三：一是可以将梵净山新金顶佛教传入的时间定位在嘉靖年间;二是表明梵净山佛教与四川佛教的紧密联系;三是梵净山佛教与推行儒家孝道有关。具体而言，该摩崖开宗明义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正文又有“孝义坊天”等四句偈语，表明佛教与儒家思想的融合;末尾三字，应当为摩崖刻写者，可惜无法看清，但他的籍贯是“四川成都府某县西街”无疑，他或许是居士，或许是文人，或许是游客;时间落款为“□靖□十八年□月十五日给”，嘉靖在位45年，“□靖□十八年”为“嘉靖一十八年”可能性较小，而为“嘉靖二十八年”（1549）和“嘉靖三十八年”（1559）可能更大，如此说来，佛教传入梵净山新金顶的时间最早可以确定为1549年或1559年，至今已有460—470年之久，比梵净山著名的《敕赐碑》（1618）还要早六七十年。
　　接下来是明代万历元年（1573）的《院道摩崖》，系印江知县雷学皋奉贵州巡抚蔡文等之命修建新金顶寺庙和开辟朝山大道的珍贵实录，原文如下：
　　院道
　　印江上街杨里老再运具诉，上司察院蔡、都清道曹、抚苗道杨总批，印江知县雷差委官义民王踏看。回呈委系古迹名山，申明详允。批准本县给颁火牌告示帖文，承招善人，开砍路到，通行朝睹，起竖庵殿。
　　招善士杨洪德、陈普庵、杨万林。
　　若有人损坏，一字承当经十部。
　　南无阿弥陀佛，万善同归。
　　《院道摩崖》是新金顶目前发现最早的官方摩崖，可以证明官府对于梵净山佛教的高度重视。按：“院”是贵州都察院;“道”是“都清道”“抚苗道”。“蔡”是贵州巡抚蔡文;曹、杨两人待查;“印江知县雷”，据《道光印江县志》是雷学皋。根据蔡文和雷学皋就职时间考察，他们在贵州有交集的时间为万历元年，故可以确定该摩崖刻于万历元年（1573）。
　　从《院道摩崖》原文可知：印江知县雷学皋奉巡抚蔡文和都清道曹、抚苗道杨之命，差遣委官和义民前往踏看，回呈称梵净山“委系古迹名山，申明详允”，于是蔡文批准印江县“给颁火牌告示帖文，承招善人，开砍道路，通行朝睹，起竖庵殿”。可知新金顶之上著名的“释迦殿”“弥勒殿”当建于此时，距今已有446年的历史。 　　无独有偶，在梵净山天池寺（护国寺）发现万历三年（1575）石雕佛像多尊，可以印证新金顶佛教在万历初年兴盛的情况。而天池寺（护国寺）至新金顶的西朝山大道成为当时最繁忙的朝山道。值得一提的是，在《院道摩崖》中的“善士”杨洪德，在棉絮岭剪刀峡的《募化重修朝山道摩崖》（1588）中再次出現，他就是开辟西朝山大道的功臣。原文如下：
　　……湖广镇远府板桥屯发心寿，舍资财，此日化缘。信善余刚、同男余嘉茂、古、录、训、注，婿男黄德平、女余氏，右既一家眷等，且余刚，人人清泰，寿命延长。土地起工，舍身岩、小尖山下，至处起至凉水井止。
　　修路用工：雷应德、冯邦成、录应春、王仲海、高应成
　　万历十六年中秋
　　化主：杨洪德
　　该摩崖的时间为万历十六年（1588），文中提到“化主杨洪德”等十余人，可推知杨洪德因开辟西朝山道而募化到达了湖广镇远府（今贵州镇远县）一带，这些善士、信众积极投身到开辟朝山道路的行动中来，开辟了“土地—舍身岩—小尖山—凉水井”一段朝山道，时间距新金顶《院道摩崖》（1573）已经有15年，可见杨洪德开路时间长达15年之久，这正是从印江县—天池寺（护国寺）—剪刀峡—新金顶的西朝山大道中最艰难的一段。在西朝山大道必经之路的棉絮岭剪刀峡刻下此摩崖，表现他们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和祈求“人人清泰，寿命延长”的愿望。
　　《院道摩崖》表明梵净山因系“古迹名山”，由省、道两级级官员下令修建寺庙和开辟朝山大道，故印江知县和善士奉命重新恢复扩建。此次重建27年之后，梵净山因“播州之乱”（1600）遭到破坏;僧妙玄和尚隐居梵净，重修寺庙;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万历皇帝敕封梵净新金顶，1修建五大皇庵，开辟四方道路，梵净山沐浴皇恩，崛起成为西南佛教名山，梵净山佛教走向兴盛阶段。
　　二、清代重修新金顶与梵净山佛教鼎盛
　　崇祯元年（1628）梵净山发生“三山苗之乱”，2加之清初梵净山又成为抵抗清军的重要根据地（南明大臣谢国楩），故梵净山佛教遭到严重破坏。清康熙年间，镇压“吴三桂叛乱”之后，清朝在贵州的统治已经稳固，为了加强对“黔东苗疆”地区的治理，清王朝再次敕封梵净山，重修扩建寺庙，以强化佛教对少数民族的教化作用，故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新金顶连续出现多处摩崖，表现梵净山佛教在清代最鼎盛时期的情况。现选几处摩崖原文并分析如下：
　　其一、康熙五十二年思南府印江属地化稿坪深溪凹众姓等《重修金顶天桥功德碑》（1714）
　　思南府印江属地化稿坪深溪凹众姓等
　　李进美、范氏、毛启元、吴氏、田玉阶、袁氏、袁成文、田儒璋、周氏、吴门田、氏、卢国祖、杨氏、杨明臣、安氏、蒋学茂、毛氏、卢国太、蒋氏、史应朝、任氏、李门陈氏、陈万友、黄氏、邓门李氏、程秀、吴氏、傅门张氏、周国顺、李氏、程安富、史氏、田儒学、田玉璠、杨氏、李崇亚、田氏、杨明德、秦氏、梅之学、余德富、严门余氏、梅之洪、黄君袭、张氏、李崇明、吴氏、田景舂、刘氏、陆如敬、龚氏、黄金仲、田氏、陆近泰、周氏、罗应忠、李氏、邓自发、赵门田氏、田门安氏、赵子良、安氏、雷门罗氏、王门胡氏、袁成德、陈氏、田德普、徐启盛、安氏、吴元臣、雷氏。
　　信士田德纯
　　皇清康熙五十二年仲秋吉旦
　　该摩崖详细列出了“思南府印江属地化稿坪深溪凹众姓等”在“信士田德纯”带领下，捐资重修新金顶天桥功德的人名清单。按：田氏是梵净山地区郎溪土司一系，实力雄厚，素有威信，对梵净山佛教作出重要贡献。1另据地方志资料，新金顶原有天桥三座，均是僧众背负石块、攀登绝壁而建，可见僧众重修新金顶的艰辛与虔诚。
　　其二、雍正六年印江生员戴法贤、严璠等《重修金顶新路观音殿碑记》（1728）
　　……梵净山自我朝勅封以来，尤称黔州之佳境也。惟有半山之岩穴，为观音所居之地，因风云飘摇而金身渐颓。有坐净僧人，往往见金身而显像，对匠人向文泋而言谈。向彼欲一人而修殿宇，砌石栏、盖石瓦，因年岁凶荒，一人不能独成。有邓维梓等，募数人而出食闭门，向捐工成，而修左右二壁，宝棹一张，久之而殿宇维新矣。其外培砌，在于化主垂功也。是为记。
　　领袖：邓维梓、张国忠、杨正祖、王朝申、张文彬、廖伦、戴兴予。
　　思南府礼部员外安修德助银三钱，安永圣一钱六分。
　　率徒印江县人严璠
　　大清雍正六年戊申岁仲秋月吉旦印江县生员戴法贤题
　　该摩崖中的“印江县生员戴法贤”在印江县城峨岭村《戴氏宋谱》有载：“十四世祖代法贤，号豫章，邑生员，生下三子。”按：戴氏家族是印江县一大著名家族2，人口众多，人才辈出。与之有亲缘关系的是同处峨岭村的严氏家族，而严璠正是严氏家族的代表人物。由此可见，除了势力强大的田氏土司家族之外，印江戴、严两大家族也参与重修新金顶观音殿，对梵净山佛教也有力焉。
　　其三、雍正六年外省游客摩崖（1731）。经过康熙、雍正年间的大力重修，梵净山佛教达到最兴盛阶段，朝拜之人远及四川、湖南、江西、江浙之地。雍正九年（1731）湖南芷江县、四川酉阳州众姓重修天桥;酉阳刘华里等九人所刻对联云：“到此间来来往往灭了许多奸雄，由是路口口声声念不尽的南无。”
　　其四、乾隆四十七年（1782）楚人“心”题游记摩崖一幅，反映了梵净山在湖南以及江南一带的影响。“心”题摩崖原文如下：
　　梵净嵯峨口净天，崇尊五岳共巍然。
　　古今世相生成佛，来往谁口为此山。
　　一凤山头开玉阁，九龙池畔拥金莲。
　　楚南迢递肯相谒，也是前身有此缘。
　　乾隆四十七年心题
　　摩崖刻在新金顶石壁路旁，无诗名，诗末有“乾隆四十七年心题”字样，推知“心”当为此人名字;而由“楚南迢递肯相谒，也是前身有此缘”一句，可知“心”来自荆楚一带。 　　其五、乾隆五十五年（1790），松桃长兴堡姚秀岚等《金刀匣碑》，原文如下：
　　金刀匣碑
　　长兴堡众等列名于后：
　　姚秀岚乙两五钱，谢田氏五钱，杨国柱乙两，杨绍富乙两，李张氏乙两，李胜兰五钱，姚胜聪五钱，姚秀达五钱，姚朝俸五钱，杨胜举五钱，向世举五钱，昊昌隆一钱，滕具忠二钱，宋德万一钱，李鳌一钱，杨正奇一钱。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
　　金刀匣碑于新金顶金刀峡中部，刻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记载铜仁府松桃长兴堡善男信女16人捐资修筑金刀峡的情况：所捐功德共8两6钱（其中最多捐l两5钱，最少捐l钱），这对了解乾隆年间梵净山地区普通民众的经济状况和对梵净山佛教所捐功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综合以上几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在新金顶所刻摩崖，可知梵净山佛教对贵州本省和周围湖广、四川，乃至江南地区的民众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从康熙、雍正一直延续到乾隆时期，时间有一两百年之久，地方志文献和诗人文集均有较多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梵净山因此达到最鼎盛时期。
　　三、清末至民国梵净山佛教的衰落
　　嘉庆年间，梵净山地区发生石柳邓、吴八月率领的苗民大起义（1795），清军残酷镇压，加之咸丰、同治年间铜仁“红号军”起义，梵净山遭到最严重的破坏，梵净山佛教进入清末的衰落时期。光绪年间虽经贵州巡抚岑毓英重修，并实行“军管”，梵净山佛教出现三十余年的中兴景象，1但从道光一直到民国时期，梵净山佛教衰落的总趋势还是不可挽回。新金顶有多处摩崖反映了清末至民国时期梵净山佛教衰落的情况，特选道光和民国两处摩崖为例分析之：
　　其一、咸丰二年六月湖南辰州府沅陵县彭业贤等《重铸金顶弥勒像观音像摩崖》（1852）
　　盖思人生幼小，全靠父母抚育成人，下至庶人，莫有不祭祀佛天神袄者也。此生成佛地，自明朝敕封仙山，钦命云南督臣铜铸佛祖二尊。道光廿七年，弥勒佛祖失见。于卅年进报恩，本月夜扬金鼎，梦佛命我成之。是以劝化众善，重铸铜弥勒佛一尊、救苦观音一尊，保佑国泰民安，永无灾难，是以为序。望后善修造佛殿是幸。承首彭业贤都酉，辰州府沅陵县人氏，在铜仁府城开店，劝化大善功德，难逑芳名，故列首事，但出功德者，佛必佑之。
　　常德、江西客助钱廿六千五百文;又常武陈、王、徐、汪、孟上金□□□;苏州、湖州朱、蔡、吴钱二千六百文;镇筸熊、李共钱三千文;铜城众善共钱六十二钱八百文;客寨众善共钱八千五百四十文;玉屏僧俗共钱十钱五百文;坝黄乡共钱一千六百文;坝盘乡共钱三千六百文;江口众善共钱十八千□□文;宙罗硐僧俗共钱十四钱□百文。
　　首人唐士遂、熊富茂、葛文星、邹志连、廖有义、傅聚顺、吴鼎国、褚明光、胡来顺、杨吉顺、舒方禄、庄来荣、徐陶氏、田董氏
　　首僧明高、僧上斌、僧普湛、僧觉真、觉照
　　皇清咸丰二年六月
　　摩崖刻于咸丰二年（1852），记载明代所铸弥勒铜像在道光年间丢失的情况。湖南辰州府沅陵县彭业贤因梦见“佛命我成之”，于是承首募化，众助功德，重铸新金顶弥勒像、观音像。功德近的来自于贵州铜仁、江口僧俗的捐献，远的则有湖南、江西、浙江一带香客的捐献，结合梵净山《大香山》剧本在江浙和北京的流传，表明梵净山在晚清的影响已经传遍大江南北。由于梵净山重塑佛像本地无法承担，而需要远近僧俗和香客的捐献，也说明梵净山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了。
　　其二、民国九年六月镇远县万福香等《偷盗金顶铁瓦受罚摩崖》（1920）
　　光绪时期，梵净山佛教虽然出现短暂中兴。但降至民国时期，由于“军管”废除，管理松懈，梵净山佛教走向最终衰落。在新金顶石壁上，刻有民国九年六月镇远县万福香、沿河司张香首偷金顶寺庙铁瓦受罚摩崖一处，表明梵净山佛教在衰落阶段的状况：
　　金顶铁瓦不准人偷窃，倘或有犯者，神明定处决。时有镇远县万福香、有一梁国臣偷取铁瓦一块，被人拿获，伊香首田万兴自知理虚，罚钱一千二百文，勒石儆后。次日又有沿河司有一張香首仍蹈此辙，众欲送官惩戒，哀求免究，自愿出钱三千五百文，勒石刻碑，免后效尤。特此谨白，远近周知。
　　民国九年六月谷旦立
　　该摩崖明确记载镇远县万福香和沿河司张香首连续偷盗新金顶（释迦殿或弥勒殿）铁瓦的情况，两人分别被罚钱1200文和3500文。与康、雍、乾时期民众踊跃捐献功德、重修寺庙相比，民国年间的民众在梵净山寺庙里偷盗不断，表明民众虔诚朝拜梵净山佛教的盛况已经不复存在。信仰的丧失说明人心的堕落，也见证了梵净山佛教在民众心中已经失去神圣的地位，梵净山佛教在民国时期的乱世中最终走向衰落。
　　四、结语
　　金顶摩崖是梵净山核心地区珍贵的佛教文化史料，这十七处摩崖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时间较长，从明清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延续时间长达371年，最早摩崖距今已近500年;第二，内容丰富，反映梵净山佛教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可见其兴衰起伏之历史过程;第三，人员众多，既有省、道、府、县各级官员，又有高僧、文人、善男、信女，甚至还有盗窃寺庙铁瓦的不法之徒。在同一处绝壁上有如此众多摩崖石刻，这在贵州是绝无仅有的，梵净山作为贵州佛教名山，名实相副。
　　令人忧虑的是，新金顶摩崖虽然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列有保护标志，但随着梵净山旅游的开发和持续火爆，不少游客在金顶摩崖上刻画涂鸦，对原迹损害较大。另外，雄奇险要的新金顶也成为许多攀岩爱好者的觊觎之处，某县专门成立了攀岩运动基地，曾经组织了在新金顶绝壁上的攀岩比赛，钉下的铁钉至今还保留在金顶摩崖周围的石壁里，让人痛心疾首！呼吁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切实加强保护金顶摩崖，让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完整保留下去。
　　责任编辑：林建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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