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共享生态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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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和美国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对所处时代的焦虑，是史家著书立说、心忧天下的反映，他们的史学实践及其蕴含的忧患意识为当下人们如何作为树立了榜样。在国际社会早就强调可持续发展、中国已然宣布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背景下，提出“绿色公众史学”理念并筹划成立“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可谓正当其时。这是不断思考“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之后交出的答卷，其中包括对“绿色公众史学”内涵的思考，以及对“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工作的定位。
　　[关键词]史学家;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绿色公众史学;绿色公民
　　一
　　1964年，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大学作报告，严肃地思考人类的命运问题。他说：“就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我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非同小可的重压与焦虑感的时代。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当它将临之际，我们又该如何应对？”①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种焦虑感是否减轻了呢？没有，肯定没有，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还是这样说：“我们已然进入一个焦虑与脆弱的时代。”②无论是汤因比还是沃斯特，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时代的先觉者对所处时代的焦虑，无疑是史家著书立说、心忧天下的反映，这在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展望二十一世纪》《变革与习俗》，以及沃斯特的《尘暴》《帝国之河》《在西部的天空下》等著作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由此，他们的史学实践及其蕴含的忧患意识为当下人们如何作为树立了榜样。
　　常言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人人有之。2018年10月2日，剑桥大学新任校长杜思齐（Stephen Toope）在发表就职演讲时也说道：“我们陷入了一个焦虑的时代（an age of anxiety）。”有意思的是，杜思齐作为剑桥大学八百多年历史上首位非英国籍校长，早年是文学和历史学出身，因此，他在就职演讲中还这样说道：“自人类诞生以来，或多或少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面临着空前绝后的困难，经受着祖先曾无法想像的危险。我不敢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比任何时候都大，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绝对比任何时候都复杂，而且直接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①显然，这位文学和历史学出身的校长的焦虑，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历史的意蕴，也属于史学家忧患意识的范畴。
　　中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瞿林东先生说得好，史家之忧，充分说明史家都是关注现实社会的前途命运的;史家之忧，说到底是以社会之忧为忧，以天下之忧为忧②。正所谓良史之忧忧天下，这不仅仅是史学家的责任，也是每个有良心的社会人的责任，如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鉴于此，在国际社会早就强调可持续发展、中国已然宣布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背景下，轮到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人来继续思考：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放眼望去，在这个世界上，赫然呈现于我们面前的，除了锦衣玉食、花团锦簇的繁华盛景，还有难以掩饰的自然凋零、文明败落的哀歌。而这一切，无不是人类经年累月所作所为的结果。所以，美国史学家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在1969年这样控诉道：
　　我们将垃圾乱扔在地上;
　　我们侵占了上天赋予的空地和荒野;
　　我们砍光了森林、剥落了草皮，使大地退化为荒芜尘土;
　　我们污染了生而呼吸的空气;
　　我们弄脏了河湖海洋连同海岸带;
　　我们将致命毒素排入土壤、空气和水体，危及一切生命;
　　我们灭绝了各种鸟类、动物，并使其他物种岌岌可危;
　　我们使地球上人口过剩;
　　我们将自然界搞得丑陋不堪、喧嚣不已，剥夺了人们享用的美景，打破了滋养其精神的静谧。③
　　对于纳什所控诉的人类的种种恶行及其结局，美国史学家小林恩·怀特（Lynn White，Jr.）又称之为“我们的生态危机”④，我自己则常常用“国在山河破”加以形容。而在纳什看来，“最终要消除这些基本问题，关键在于人心，而非机械”，因此，他曾倡导“一场针对环境的行为革命”⑤。
　　无独有偶。最早在1978年提出生态文明概念的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教授，在强调“迫切需要生态文明”时特别提醒：我们渴望的生态文明，是以社会主体对于这一制度的自觉意识为先决条件的;它唯有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行为的改变，作为尽可能多的人的行为的改变，才能得以实现⑥。
　　对这一点，我们这个社会开始有了明确的认识。在2018年的6月5日，也即第47个世界环境日，中国将“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确立为环境日的主题，旨在推动全社会各界和公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以切实可取的行动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而在“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五部门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该行为规范包括关注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践行绿色消费、選择低碳出行、分类投放垃圾、减少污染产生、呵护自然生态、参加环保实践、参与监督举报、共建美丽中国十个方面①。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这一主题及其宗旨，以及《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的试行，无疑切中了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一个共同的关键之点，即公众如何行动的大问题。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辩证统一的过程。要真正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显然面临着来自许多领域的问题与挑战，包括生产、消费、城镇化建设、天然生态系统、文化教育和法制管理等领域的工作。但无论哪一个领域、哪方面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人，都有赖于人的行动和作为，因为人既是实现各项功能的主体，也是制约各项功能的主体。三观不正，何以保护环境？三观不正，又何以建设生态文明？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思考：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 　　当此之际，我们提出“绿色公众史学”（Green Public History， GPH）理念，并筹划成立“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Green Public History， CGPH;以下简称“绿史中心”），可谓正当其时。一定意义上，“绿色公众史学”是我们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思考“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之后交出的答卷。在这份答卷中，我们这样写道：
　　绿色，生命和谐的象征
　　公众，环保护生的主力
　　史学，求真向善的阶梯
　　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
　　共建共享的生态家园
　　这份答卷包括对“绿色公众史学”内涵的基本思考，以及对“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工作的初步定位。
　　二
　　“绿色公众史学”，要言之，即以人与自然互动关系变化为主线，对各个时期人类关注环境、呵护自然、参加环保的思想观念、政策法规和行为实践的研究。而这一研究的主旨在于：为培养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提供必要的、可行的服务。这涉及如何理解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明确地说，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种新人，对这种新人，我称之为“绿色公众”或“绿色公民”（Green Public or Green Citizen）。致力于培养这样的新人，是“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工作的宗旨。那么，什么是绿色公众或绿色公民？对这一问题，其实学界和社会均有相关研究和实践，这里谨从历史的角度再作一点分析。
　　人，是一个历史范畴。古往今来，哲人们不厌其烦地思索着人的本质，因此，“人是什么”这一问题被反复地追问。人是政治动物，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精神的存在，人是意志的产物，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产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种认识，其实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思想结晶，并烙下了时代的印记。在环境问题丛生乃至出现“生态危机”的现时代，对具有生态意识与伦理观念的人的呼唤，就成为了时代的强音，甚至出现了“生态人”概念②。相对于“经济人”③和“社会人”而言，“生态人”则是现时代背景下学界对人的存在状态的一种新的假设与建构。
　　国内最早提出“生态人”假设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徐嵩龄研究员。他在1999年发表的《论理性生态人：一种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类行为模式》一文中指出，生态人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具有有限理性，二是追求生态的整体利益，三是追求物质获得与精神享受的统一。因此，他认为，“生态人”不仅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以维持生命的基本状态，而且能追求道德生命的终极价值①。此后，針对“生态人”的内涵以及对之如何建构的问题，中国学界作了大量的思考和探讨②。虽然有关“生态人”的定义纷繁多样，但是对其基本内涵，人们则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认为这指的是“具有充分的生态伦理素养和生态环境意识，掌握较高水平的科学技术，顺应生态发展规律，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和谐共存并协同进化的人”③。
　　其实，我个人并不主张使用“生态人”这个概念，理由很简单：生态，是用来指代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用来形容人未必合适。当然，我愿意借鉴学界关于“生态人”内涵的共识，由此提出绿色公众或绿色公民概念，并试图依据《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加以界定。我认为，关注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践行绿色消费、选择低碳出行、分类投放垃圾、减少污染产生、呵护自然生态、参加环保实践、参与监督举报、共建美丽中国的人，即是绿色公众或绿色公民。简言之，绿色公众或绿色公民，即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能自觉地按照《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行事的人。
　　三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涉及方方面面，细究起来，关注生态环境、呵护自然生态和参加环保实践三大方面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其他七个方面或者是这三者的细化，或者是其目标，因而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包容性和关联性。无论是十个方面还是三大方面，其核心思想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乃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要求。
　　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并不打算进行诸如人与自然如何相处才算和谐，能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这类形而上的沉思。这里想要进一步询问和理解的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历经变迁并已进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时代，人如何重新面对自然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自己的行为？在这个问题上，唐纳德·沃斯特强调的“人必须在对自然秩序的谦恭与尊重中实现与自然的和谐”之思想④，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此外，《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中也谈道，科学家以及现代所有人，“无论如何要从自己生命的内部改变对自然的态度”;必须克服“人类中心”的虚假观念，重提自然所具有的尊严性问题⑤;必须改变威逼自然的态度，重新恢复人类以前对自然的“崇敬”和“体贴”①。而“土地伦理”的提出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更是说道：“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②这些思想主张的核心在于，在自然面前，人必须保持适当的思想、态度和行为;借用沃斯特的那句话，即人对自然秩序的谦恭与尊重。那么，如何激发人对自然秩序的谦恭与尊重呢？
　　一般来说，人们在实际生产、生活和工作过程中都可以这么做，现实世界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人，如环保NGO人士、环境教育宣传者、环境历史研究者、环保实践者等等。2018年10月16日，我早年指导的研究生陈阳从美国西雅图发来信息说：西雅图公园与游憩局的志愿者伊莱恩（Elaine），在西雅图市区最大的公园（Discovery park）给他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解说，涉及对自然的认知和体验;10月19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大雅讲堂”系列讲座上，来自台湾地区的徐仁修先生分享了他的亚马逊河探险之旅，如雨林奇妙夜、蟒蛇湖奇遇记、穹顶之下的静谧与天籁等等③。这些活动的开展，对人们尤其是亲身参与实践的人们接触自然、了解自然、体验自然之美、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等，无疑具有重要的、直接的作用。 　　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尤其是环境史研究者，我特别想要强调的是，对环境史的学习和研究，也可以激发人们对自然秩序的谦恭与尊重。为什么这么说呢？
　　环境史，简言之，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对人与自然关系史的研究，即环境史研究或环境史学。按我的理解，环境史的研究对象是自古至今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和影响，研究宗旨在于从与自然相关联的角度来探索人类社会的历史，以更好地把握自然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作用，认识人类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从而为分析环境问题提供一种视角。这样，一个环境史研究者所揭示的历史运动，并不局限于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问题，而是包含一个土地共同体在何处、何时所共同经历的矛盾、挫折、失落，抑或还有成功，以及人类尝试解决矛盾的努力和教益④。这样的研究将会启发我们如何从与自然相关联的角度来思考各种问题，以更好地把握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来龙去脉，更好地理解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种种联系。因此，环境史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环境史是最大的公共历史，环境史学是最大的公众史学。
　　与之相联系，如上所述，我又将聚焦于各个时期人类关注环境、呵护自然、参加环保的思想观念、政策法规和行为实践的研究，具体称为绿色公众史学。这样说来，绿色公众史学是环境史学的一部分，致力于提供和传播如何关注生态环境、呵护自然生态和参加环保实践的公共历史知识，而这种公共历史知识对培养和塑造绿色公民，使之具备生态世界观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里所说的“生态世界观”，指的是以生态学的方法观察和分析世界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总的看法和观点，其特征表现为整体性和有机联系性。整体论意识，按照侯文蕙老师的理解，“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人和自然是相互作用依存的一个整体，它们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和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⑤;有机论意识则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整体的、有机的意识要求“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自然与人类双方在相互作用中共同谱写“天地人生”复杂的进化史。正如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在《哥伦布大交换》中所讲述的，欧洲人殖民美洲的过程，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因素作用下动植物和微生物病菌等共同塑造美洲的复杂故事。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在《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殖民者、印第安人和生态》中论述的人类活动在土地变迁中的状况，以及人以外的周围事物的变化，使我们看到这一变迁过程是自然因素与人的因素相互交织的过程，缺少任何一方都会丧失其完整性。
　　进一步看，在这种“生态世界观”的视域下，“世界”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还是一个土地共同体或生命共同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不仅有人类，还有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即丰富多样的生物群落。进而言之，这个“世界”不只是“我们的”和“你们的”，也是“他们的”。没有“我们”和“你们”，“他们”照样生息繁衍;而没有了“他们”，“我们”和“你们”只能坐以待毙。这不是抽象的道理，而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且这种事实已经为许多环境史研究成果所揭示。从这一史实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悟自然的巨大力量，以及人类和自然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
　　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怀特所说的“我们的生态危机”，其实包括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系统性问题，譬如森林滥伐，土壤侵蚀、荒漠化和盐碱化，物种灭绝，以及环境污染等等。它们可能无法预见抑或始料未及，但却影响巨大并贯穿人类历史，这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更加严峻。对这样的问题，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机械的世界观来认识和应对，人类文明就将陷入危险的绝境，历史已反复证明这一点。对此，美国生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环境史作品《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作了较为清晰的对比和解答。他指出，过去有些社会因为环境问题而消亡了，有些却没有。他通过分析历史上一些社会崩溃的事例，得出了导致社会崩溃的五个因素，即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邦失势以及社会如何回应生态环境问题，并认为其中第五点最为关键。这使人们从历史中看到，当一个社会面临各种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的时候，它如何应对和作出选择，直接决定了它的命运和前景。而一个社会的应对之道，则如戴蒙德所总结的，取决于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那些成功地避免了崩溃的社会，是因为更懂得环境资源的有限性，也学会了更好地与自然相处。
　　因此，以“生态世界观”所重塑和呈现的“世界”，无论是历史世界还是现实世界，毫无疑问都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有机联系并协同进化的世界，是一个复杂、多元和混合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运动，绝不是从低级到高级的简单的线性运动，而是因应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复杂变化而出现的多向度的、复杂的曲折运动。这就迫使我们必须积极地探索历史和现实世界的多元维度和丰富内涵，充分考虑人类之外存在于自然之中的种种时间和空间，并在新的时空维度下将它们有机地勾连起来，以把握更复杂、更多样化的历史与现实联系。
　　从根本上说，人类今天面临的生态危机，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化危机，它根植于历史上形成的并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某一种思考方式之中。只有抛弃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论，将世界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认识和探讨，我们才能够真正懂得：世界在如何运行，人类如何与之适应，它的最根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敬畏和亲近自然。而只有具备了整体性的生态世界观，我们也才能够在历史中学会聆听英国诗人、画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在长诗《天真预言》中所刻画的那击着天岸的“牛鸣、羊叫，狮吼、狼嗥”，才能够在现实活动中体会“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的意蕴，从而在小生境中把握大世界的运行，并理解“无限”和“永恒”的真谛。
　　上述生态世界观，即绿色公民应具备的恰当的世界观。在面对自然时，我们需要以这种世界观来反省和批判自身的意识和行为。如何反省和批判？在这方面，环境史著述本身具有指导意义。克莱夫·庞廷（Clive Ponting）在《绿色世界史》①一书中，对古典经济学忽视自然资源消耗及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导致的生态和社会代价进行了批判。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在《自然之死》②中反思了西方文化中自然观念的历史变迁——从有机论宇宙观到机械论世界观，并把妇女概念与自然概念相联系，揭示了随近代科学革命而兴起的机械论世界观将妇女与自然共同建构为受支配和从属地位的历史事实。唐纳德·沃斯特在《塵暴》中有力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文化价值体系，认为它是酿成尘暴等诸如此类生态灾难的根源。环境史不但“对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念的批判最集中、最猛烈，也最切中要害”③，而且对破坏环境的行为都持或多或少的批判态度。批判是一种自觉的反思。环境史学的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从生态意义上反思自身行为的善与恶，促使我们在生态世界观的指导下对自身行为及其结果作出判断，从而树立起对自然或土地共同体的尊重和责任感。
　　上述思想资源的“种子”，显然只有播种到广阔的现实社会土壤之中，精心浇灌，细心呵护，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因此，克罗农在《环境史的作用》一文中指出，环境史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而且有助于我们改变未来;环境史不能局限于学术理论圈子，从而失去广泛的人民大众。他说道：“环境史学家如果像意识到环境史对传统史学的重大贡献一样，警觉狭隘的纯学术动机可能会妨碍自身完成更大更重要的任务，那么其意义同样不可小觑。”④可见，要让环境史“种子”开花、结果，就必须将环境史学术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源，以便越来越多的人学习环境史、了解环境史。为此，必须大力传播环境史学术成果。而“绿史中心”的创办，就是要搭建传播环境史学术成果、沟通学术与社会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一方面要探索高校如何开展聚焦于环保与生态文明的公众史学科建设，另一方面要探索企业和社会如何践行、传播环保与生态文明理念。
　　未来，我们将针对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需要，邀请来自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事业单位以及环保NGO的专业人士组成专家团队，联合指导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与环保、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公共历史研究。初步拟定的研究方向和主题如下：（1）山水林田湖草与生命共同体意识变迁研究;（2）国内外企业的社会与环境责任研究;（3）国内外公民的环保和生态文明行为研究;（4）国内外政府环保机构历史研究;（5）国内外环保立法历史研究;（6）环保和生态文明建设口述历史研究。在此类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长期开设“绿色世界公共历史”暑期班、读书会和论坛，面向全校学生和社会公众，就环保、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与具体案例，展开学习、研讨与交流，以推动相关成果的转化、推广。同时，拟在国内外选择若干地区和部门作为绿色公民培养实践基地，实地考察并进一步具体探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环保和生态文明行为。
　　责任编辑：安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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