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国际化的困境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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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土化与国际化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建设中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家对于本土化和国际化都曾有过热烈的探讨。本文在解读不同时期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和国际化主张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学科内外的困境，强调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局限主要归因于对学科本体缺乏应有的共识。鉴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从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我们认为要实现彻底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必然依赖真正意义上的、充分的、平等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本土化;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9）03-0001-04
20世纪90年代，鑒于学科边缘化的危机，民族学人类学的本土化讨论曾一度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不仅有国内众多学者积极的参与，也有部分外国人类学家的密切关注。或许，这姑且可以视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从本土化到国际化的一个契机。①
在讨论中，多数中国学者认为，批判性地学习和利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本土的材料，进行理论的创新，贡献给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界，从而使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在国际学术阵营中从边缘走向中心。这种较为折中的主张，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吴文藻和孙本文等人的学科建设的思想中。20世纪80年代学科重建时，林耀华、梁钊韬等也有类似的提法。不过，他们均未使用“本土化”的概念，更多时候，是希望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人类学民族学或者是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和人类学。
一、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主张的解读与反思
结合时空背景来看，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的思路，是西方学术移植到中国土壤中开始走向实践之初的一种无法回避的选择，因为当时国内流行的学科内部的著作确实没有关于中国本土的内容，甚至在语言使用上，也基本以英语为主。而被视为改造中国社会，塑造民族文化和精神的社会学人类学应当更多关注中国本土的研究。至于20世纪80年代强调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学人类学，则可以理解为学科重建时期，突破认识上的阻力，将民族学人类学从此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唯一途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家们并不满足在西方学术的背后亦步亦趋，而是希望本学科对中国本土的研究能实现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的价值，希望能够在国际学术界赢得自己的尊严和地位。这不仅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激情，也体现了明清以来经世致用的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不管在何种历史场景中，这均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家学科建设的热忱和激情。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归国的吴文藻不满英语教学采用汉语授课，吊诡的是，今天较好的外语功底则成为了和国外学者进行对话的必要条件。
相对于中国学者的论述，国外学者的反思显得较为冷静，而批判则甚为尖刻。在论及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本土化时，荷兰学者彭珂说：“中国人类学家，还没有像其他国家人类学家那样关注如何提出观点、看法、概念和论点，而只是提出了一些资料。中国人类学要想成为世界人类学大家庭中平等一员，中国人类学应该提出一些引起其它国家人类学家共同关注的论点，而不是只是提供翔实的资料和优秀的学生。”[1]英国人类学家王斯福指出，“中国人类学要想获得世界的认可，应该由本土的人类学从本土研究中生产出国际人类学界共同使用的学术概念、理论或方法。可是，至今好像这种情形还没有出现，也许中国人类学不是还没有中国化，而是中国化过头了。不过，他们的确承认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可总体上，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家只能被视为二流的学者，因为他们还没生产出可以供国际学术界共同使用的工具，甚至没有提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话题。”[2]不过，他们也没有失望，而是对中国人类学的未来抱着拭目以待的态度。
讨论过去十年后，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学术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边缘化地位似乎并没有改变。对此，笔者以为，在学科重建十多年后，应该还不具备掀起学科本土化讨论的学术基础。鉴于学科发展的曲折艰难，不论20世纪30年代，还是80年代的学科建设的思路，很多依然停留在纸上。如加强对世界民族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民族学界的一个弱项，海外的田野工作几乎可以说没有进展。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讨论中，我们还是能够见到既往吴文藻、孙本文、林耀华、梁钊韬等人学科建设的思路，这种重述式的讨论，足以说明学科发展的不足。
我们以为，学科本土化的讨论应当结合中国本土的材料，就学科的建设进行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民族志文本和学科形态等讨论。这种反思性的讨论除了要寻求出该学科的中国特色外，更重要的是要对本土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文化撰写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与批判，在批判中结合本土资源尝试进行理论创新。如果说人类社会实实在在的多样性，为民族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脚蹬，那么面对中国本土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也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家提供了发展的基础，主要就看能不能把握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国际化策略的困境
与本土化并置的概念就是国际化，而20世纪90年代的本土化讨论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也很少有学者从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而要将这两个概念并置来讨论，有两对概念不能混淆。首先、本土化并非中国化。因为社会科学本土化是二战后开始逐渐兴起的一种学术趋势。当人们用产生于西方的理论模式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时，呈现了许多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征，这使西方的理论、模式、范畴时常发生“解释不通”的情况。于是许多社会科学家，尤其第三世界的学者开始结合不同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对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提出批判、修正或重建，在不同国家的社会科学中形成了本土化的发展趋向。也就是说，本土化研究趋势并不是在于建构以国家为容器的社会科学，而是为了促进国际学术的共同发展。而中国化有的时候会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被视为自立门户的学术发展，甚至会加速自我边缘化。 第二，国际化不是西方化。有的学者以为本土化是为了防止西方化，并将西方化等同于国际化，从而视国际化为本土化的对立面，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学科的国际化要么是学科内部国际性规范的形成;要么是本土化趋势下，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和通用的学术工具的生产、推广和应用。而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看来，能使本土研究融入到国际学术阵营中，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就是一种国际化的策略。对此，很多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者深有同感。
不过，很多学者并没有意识到，二战以后，随着西方社会科学旧传统的解构，以及学术界内部的分化，以及第三世界地区本土化趋势的发展，如何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社会科学也是西方学界难以回避的问题。这种背景无疑给第三世界地区学术的国际化带来了新的困境。
仅就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看，有人以为本土化就要反对西方化，这认识忽视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阵营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错误地将西方人类学界想象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学科。其实，在欧洲部分国家，学者们有时也会感受到西方主流学术的压力。同时，在西方世界，不同国家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形态，也存在理论构建和概念工具使用上的差异。如关于“文化”和“社会”的概念，在美国和在欧洲学界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可见，学科的国际化困境本来也存在于西方学界。
同时，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民族学人类学都是以各自的形态发展，经历了各不相同的发展过程，积累各具特色的发展经验，形成了区域性的学术传统。正如列维·施特劳斯所言，人类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至今在全世界也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学科。例如，20世纪50-60年代，关于人类学属于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问题引起了十分激烈的争辩，即使在美国人类学界，社会生物学派也很难和人文主义倾向的学者达成共识，因此，在追求国际化的道路上，我们很难抉择究竟什么学术标准是国际化的参照。加上，后现代主义的东方学对西方学术认识论的解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国际化似乎陷入了“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两难困境中。
因此，国际化并非是向一个统一的西方学术趋同。学科史已经证明，进化论、传播论、功能主义和历史特殊主义都曾出现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中，也就是国际化可能是对西方学界多元的接纳、运用和批判，而不是将西方学术拒之门外。结合上述不同时期学科本土化建设的主张，我们认为国际化从来不是本土化的对立面，而是相得益彰，互为补充的。国际化的方向其实就是熟练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真真切切地立足于中国本土社会和文化的现实，依凭本学科既有的共同规范进行学术实践。正如吴文藻所言：“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把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土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3]这里，本土化和国际化被同时揉进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实践中，因此，在讨论本土化时，国际化肯定是不能回避的议题。同时，也应该意识到，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从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所以，文化交流可以视为学科本土化和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文化交流：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途径
国内很多学者都曾经强调，要想实现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就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学术和文化的交流，但多数观点只强调了外部政治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少有人关注学科内部因素的限制。而这种限制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对学科本体缺乏应有的共识。这里，我们不得不重申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对学科本体的认识，借此以阐明民族学人类学的属性、特点和目标等。
在他看来，民族学，或者人类学，主要以曾经存在或有可能存在的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变化为研究对象，力图从人类文化多样性中追求统一性和特殊性的平衡和协调。它是当前唯一一门具有社会“间离效果” （estrangement effect）的学科，其独特之处在于，始终关注每个时代给人类提出的前沿问题，期望以此全景观式的整体方法来将人类的认识引向最遥远的边缘。[4]
他还认为，人类学家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天文工作者，他们的任务是从文化星空中位形（configuration）的规模和距离当中找出某种各不相同意义。因此，它反对把人类学限制在远距离的小型社区研究上，完全可以让他们（跟其他方面的专家一道）参与研究他们自己的社会内部的那些带有同一“间离效果”的特征的现象。这显然暗示出中国学者研究本土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也可以告诉我们，发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并不仅仅是学科内部的目标，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提。
鉴于二战以来很多现代国家面临着某些社会基本功能的丧失，并因此造成十分严重的困境，进而导致了误解和偏见。对此，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作为当前唯一一门具有社会间离效果的学科，人类学是一部富有理论和实践的机器，能够也必须生产出随时参与承担前沿问题研究的实用性人才。这与晚年费孝通的学科建设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费先生指出，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丧失以及社会道德的失序，似乎正在经历着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程。这就要求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家不能只是停留在本土“后花园”中的少数民族研究上，而带着“文化自觉”的意识，积极置身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前沿中，为构建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智慧。
与列维-斯特劳斯一样，费先生也认为人类学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场对话。费先生主张不仅要有学術的“席明纳”（研讨会seminar的音译），也应该有不同文化间的“席明纳”，让不同的文化在对话和沟通中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相处，各抒短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在论述如何重建社会科学时，华勒斯坦同样的强调了充分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如果研究者不可能是“中立的”，如果时间和空间构成了分析的一些内部变量的话，那么重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必须是通过来自一切不同的地区、持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并且还要考虑到不同的性别、种族、阶级和语言文化）的学者之间的互动而提出。而且这种世界范围的互动还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互动，而不是那种彬彬有礼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人的走过场。 可喜的是，兼有学术和文化两种特征的“席明纳”，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在我国的成功举办，使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家与世界近10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建立了深厚友谊，标志着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的交流与合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为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享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未来我国举办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更多契机。
总之，要实现彻底本土化和国际化必然依赖真正意义上的、充分的、平等的文化交流。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一如怀特海所说：“无论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学者，还是自然科学家，都面临着一项对双方来说极其重要的共同事业，那就是世界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必须建构一个融贯的、逻辑的和必然的一般观念系统，以使我们经验中的一个要素都能够据此得到解释。”[5]假如中国学者能在本土的研究中，达到这个目标，那么马林诺夫斯基和弗里德曼曾经预言的“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将会不期而至。[6]
注释：
①荣仕星、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國》，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该书的出版是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事。集中收录了七十多位专家自1995年至1998年陆续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的75篇与人类学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有关的论文。其中不仅有费孝通、李亦园、乔健、宋蜀华、容观复、张有隽、陈国强等学术界久负盛名的资深学者的大作或高见，而且亦有周星、王铭铭、庄孔韶、何星亮、周大鸣等一大批当时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的论述和主张。
参考文献：
[1][荷兰]彭轲.本土化：中国人类学追求新的关联与平等策略[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4）.
[2][英]史迪芬·王斯福.中国人类学：自我批评，起而迎接挑战[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1）.
[3]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林耀华.凉山夷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4][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I[M].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6：400.
[5][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刘峰，译.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7：85.
[6]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 ， 199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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