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奉票产生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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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清朝末年为抵制外国银行纸币的在华流通和维护民族利权，各省纷纷建立官银号并以当时当地通行的硬币为本位发行纸币，奉天省政府建立东三省官银号发行奉票作为官方流通货币。作为当时东北地区流通最广泛的纸币，奉票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奉票产生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进行分析，阐述了促使奉票产生的三个最主要的因素。
　　关键词：清末;奉票;产生原因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7-0130-03
　　奉票作为清末民初在东三省统一发行与流通的地方性纸币，曾对东北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其具有存在时间长、流通范围广和影响大等特点，在中国近代地方性纸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当时动荡复杂的历史环境，使奉票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不断变动的过程。就广义的奉票的定义来说，奉票是包括东三省官银号（其前身是奉天官银号）、奉天公济平市钱号、奉天兴业银行、东三省银行、东北边业银行、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所发行的票券的统称。
　　奉票是在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和经济变革的特殊时期出现的，所以奉票的产生离不开当时社会变迁时期产生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一、外国金融资本的入侵是奉票产生的刺激性因素
　　（一）外国金融资本进入中国
　　晚清时期的中国经济正处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时期。鸦片战争之前，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仍占有主导地位。而英国已经在17世纪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随后，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等国家也陆续跟上了英国的步伐，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满足自身殖民扩张的需要，急于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在1840年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与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紧接着，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英国、法国、俄国等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割地、赔款、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并且要求协定关税、获得领事裁判权和租界等，一步步地在中国土地上分割势力范围并且肆意进行经济侵略。这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受到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也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制国家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西方国家在各种不平等条约中都有开放商埠的要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到1930年，中国共向西方列强国家开放商埠百余处[1]。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商埠里划定租界，不但加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更进一步发展到了资本输出。为方便资本输出，加强在中国的政治特权，各国纷纷在华开设银行。在华外籍银行的主要业务包括对华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至1897年之前，中国的各大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金融，都完全被这些外资银行所控制。这些银行包括英国最早在华设立的丽如银行、麦加利（又名渣打）银行、汇丰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俄国和法国共同出资设立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等。外资银行不顾其对中国主权的侵犯，相继在中国发行纸币。而当时由于政府的软弱无能和对金融知识的匮乏，并没有对外资银行发行纸币采取任何限制措施，使外币在中国肆意横行，对中国原有的货币产生了严重威胁。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也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西方商人在通商口岸城市集中开设各种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使其成为最早一批拥有资本主义工业的城市。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多和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商品生产开始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近代新式工商企业的兴起、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以及新兴都市的成立，都使原来那种以手工业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背景的货币制度不再满足市场的需要。这时，不但需要铸造银圆和铜圆等硬通货，更需要发行现代的纸币来适应市场的需求。
　　（二）外国金融资本进入东北
　　俄国是最早在东北建立金融机构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卢布票即“羌帖”在19世紀60年代就进入东北地区流通。甲午战争之后，俄国和法国共同出资，在东北设立华俄道胜银行。1898年在哈尔滨设立了华俄道胜银行分行，之后又在长春、营口、奉天等地设有分行，在东北发行了大量的“羌帖”。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最早在东北设立的分行是1900年设立的营口分行。日俄战争之后，在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大连、旅顺、铁岭等地设立分号。除此之外，至1930年，东北共有11家外资银行。即美国的花旗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极东银行，中美合资的中华懋业银行，法国的露亚银行，美国的极东借款银行，极东犹太商业银行，犹太庶民银行，中法合办的法亚银行，以及苏联的远东银行（原名伯力远东银行哈尔滨支行）。这些银行分别在营口、大连、奉天、开原、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等地设立分、支行16处[2]。
　　这些设立在东北的外资银行，一方面作为外国金融资本主义掠夺东北物产资源和辅助其殖民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通过发行各种货币干扰和破坏东北的金融市场。当时在东北发行的货币种类十分繁杂，在东北流通的货币有俄国发行的羌帖，日本的军用券、银券、老头票（金票）等。此外在东北市面上流通的外国货币还有俄国的卢布、日本的日洋、墨西哥鹰洋、香港银圆、朝鲜铜圆等。
　　当时东北地区币制的紊乱给列强国家的商业贸易和投资造成很大风险，所以它们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纸币发行权、统一东北币制，最终达到控制东北政治经济局势的目的。随着外国货币在中国的日渐流通，奉天省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收回货币发行权，抵御外来经济势力的入侵。
　　二、东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奉票产生提供了基本条件
　　在这样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清末民初之时东北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在农业商品化和对外贸易方面的发展尤为迅速，如此迅速的经济发展必然需要更多的现金来支撑。但是东北地方政府的货币供应数量并没能跟随经济发展的速度。 　　至鸦片战争以前，在中国东北兴起了一批既是军事政治统治中心又是工商业活动阵地的城镇。鸦片战争之后，由于清政府对外签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1861年至1917年，东北地区共开放商埠30处[1]。根据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中的内容，规定开放牛庄为通商口岸，1861年英国领事又强开自然条件更优越的营口为通商口岸。
　　营口是东北沿海各口岸城市中最紧要之地，也是东北沿海城市中通商最早的商埠，到嘉庆、道光年间，已经发展成为辽东湾沿岸重镇和军事要地。商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营口被迫开港后，既成为外国商品倾销的重要市场，也成为外国侵略者掠夺原料的基地。西方国家在营口以及开放的东北各港口，占租界、开商埠、设海关，控制了东北的进出口贸易，进而垄断了财政金融，这些行为进一步破坏了东北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一向封闭的东北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东北地区封建制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步步发生变化，同时也促进了东北资本主义的发展。
　　由于商船往来频繁，营口的粮栈和油坊逐渐增多，交易十分繁忙，“炉银”应运而生。“所谓炉银，即过账炉银，简称过账银。是当地银炉发行的一种记名支票，具有货币的职能。当时，商业间的交易（包括与外商）全用炉银过付，每年以三、六、九、蜡四个月初一为卯期。届期开卯，向炉银兑付现银。营口成为东北地区的金融中心。”[3]在当时的奉天，也出现了经营钱业的钱庄，1853年万亿恒开业，1858年义泰长开业，1871年渊泉溥开业，1875年豫丰长开业，1885年泰记钱号开业，1896年德兴泰开业，1903年咸元会开业，1910年锦泉铺开业[4]。
　　三、政府财政危机是奉票产生的直接原因
　　（一）白银外流使清政府陷入财政危机
　　贸易入超的不断增加和白银的大量外流，迫使政府依靠发行纸币来支持经济运转。外国银圆从16世纪就开始流入中国，之后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银圆输入中国。外国的银圆纯度不及中国的银块，在中国做等量交换后，使中国高纯度的纹银大量流出。再加上道光年间鸦片的大量进口，中国的白银流出过多，清政府对外屡屡战败，欠下巨额战争赔款，引起财政的困难。据记载，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赔款白银2 000万两;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赔款白银1 600万两;1895年，中日战争战败，赔款白银23 000万两;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赔款白银45 000万两……①在这期间，还有许多数额较小的赔款。此外，英国大量向中国走私鸦片，并且由中国向欧美走私细银丝。英商将白银从中国走私出口，到印度则公开报关。在鸦片走私最猖獗的1833至1839这六个年度里，平均每年度出超达4 281 032两[1]25。此外，由广州等地对欧美海上合法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和鸦片销售，也造成了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巨额的战争赔款和西方国家大量向中国走私鸦片，扭转了中国白银三百年不断内流的局面。
　　清政府在利用禁烟运动遏制白银外流失败之后，转而主张增加制钱的流通量并扩大钱的流通范围。但是制钱制度经历鸦片战争银价昂贵的打击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最终彻底崩溃，清政府又采取铜圆制度来摆脱困境。铜圆初上市时虽然很受欢迎，但是由于大量无限制地铸造和币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铜圆价值一贬再贬，失去信用。
　　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经历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更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资本主義萌芽的发展。旧的货币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外来侵略者和国内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发行现代纸币成为其经济侵略中国和发展现代工商业的迫切要求。清朝末年，现代的纸币制度正式产生了。
　　（二）清政府倡导在各省筹办官银钱号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清政府在财政和货币上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此时，清政府为解决财政问题采取了饮鸩止渴的办法，认为“行使官钞，以钱代银，逐渐以票代钱”，可以使国家财政充裕起来，用增加货币发行量的办法来支持国家财政，开始铸发大钱，并发行官票宝钞。1853年，清政府设立管钱总局，并积极倡导在各省筹办官银局、官钱号。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政府设立中国通商银行，发行银两银圆两种钞币[5]，这是中国最早发行的银行兑换券。光绪三十年（1904年）户部开始筹备设立政府银行，1905年开始在北京发行纸币，之后在天津、汉口、济南、奉天等处设有分行，发行银两票、银圆票和钱票三种纸币。
　　为配合中央财政政策，清政府又在各省城及商业繁盛之地设立官钱总局和分局，其主要业务是开钱票、放兵饷、收兑清政府发行的钱票和宝钞，以筹现款用于军需、赈灾、官员公费及各项工程费用等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政府不仅在政治上已经破败不堪，在经济上由中央户部统领地方藩司的财政系统也基本上崩溃。此时，全国货币的地方性日益增强，而之前清政府在各地设立铸钱局及其银两成色的不同，也为日后地方官银号的兴起打下了基础。外加纸币与各地种类繁杂的硬币相比具有便于流通的优势，基于各地方财政的需要，各省加大了筹设官银钱号的力度，并且开始发行在各省内独自使用的纸币。这实质上是以地方财政发行代替了过去的中央政府的财政发行。
　　1905年，由奉天省财政总局筹拨沈平银30万两，另筹商股数万两创办奉天官银号，是官商合办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奉天官银号成立初期，主要的工作任务是印刷和发行各种纸币。它的成立，对于奉天金融事业的发展和奉天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09年，为了将辽、吉、黑三省的金融机构统一起来，把奉省的地方银行升格为东北三省的地方银行，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将奉天官银号的资本增加至60万两白银并更名为东三省官银号。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奉票曾一度在东北三省通用，那时东三省官银号实际上成为东北三省中央银行。
　　四、结论
　　清末民初时期，西方列强纷纷在华设立银行发行纸币，同时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为抵御西方金融资本的入侵和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方政府纷纷建立官银钱号发行纸币以补充市场上货币量的不足。奉天省政府发行的奉票在统一币制、稳定金融、繁荣地方经济等方面曾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张福全.辽宁近代经济史（1840-1949）[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315.
　　[3]王魁喜.近代东北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60-61.
　　[4]孔经纬.东北经济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85.
　　[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560.
　　（责任编辑：姚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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