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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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世纪初期，风雨飘摇的清廷又一次开启了艰难的社会改革运动。这场改革内容包括编练新军、改革官制、鼓励商业、兴办新学、改革法律等等，但是这样一场旨在维系统治、破解困局的改革最终却走向了反面，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究其原因，一是封建保守的专制制度不能满足各方急剧增长的参政要求：二是改革的热情与政策效果的走样变味，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三是统治集团内的分裂，立宪派倾向了革命。
　　关键词：清末新政;现代化;改革;立宪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3-0040-03
　　一、清末新政涵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
　　清末新政范围上比洋务运动广泛。洋务运动主要是由地方实力派官员主导的爱国自救运动，它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主要内容在于发展实业，而且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等西方列强渗透较多的地带。而清末新政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并且得到朝野内大部分政治力量的支持。其次，清末新政比戊戌变法持续时间更长。戊戌变法太过于短暂，甚至在它未被大众广泛知晓之前就被扼杀，所以没有对中国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清末新政持续达十一年之久，期间崛起了新兴的政治势力，社会风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实业的发展为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更加深厚的土壤。即便是这样一个看似政府主导、顺应潮流的现代化运动，也因遭致体制内外势力的强烈反弹而失败。历史总是以这样无奈的逻辑向前演进，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委值得后人探寻并深思。
　　二、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探析
　　中日同时作为遭受西方侵略后实施改革的东方封建国家，结果日本因为封建专制统治注入了现代性因素而成功，清廷不但没有达到消弭革命、维系统治的目的，反而加速了崩溃的步伐。纠其原因，一是封建保守的专制制度无法满足各方势力急剧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因而招致了普遍的不满和怀疑;其二，集体的改革热情与异化的政策效果之间的矛盾，原本旨在维系自身统治、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各项改革措施在具体的实施中大多走样变味，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了，知识分子的信仰破碎了，大批西化的学生和军人被革命派拉拢;最后，满清贵族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导致汉族官僚离心，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立宪派最终大多倾向了革命。
　　（一）封建保守的专制制度与急剧增长的政治参与之间的矛盾
　　晚清时期经过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列强在华资本输出之后，民族工商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我国的民族工矿企业到1901年僅有156家，到1911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就达到700多家，资本总额为13亿元，产业工人增加到60万人。20世纪的头10年，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达到新高峰，清末新政期间铁路发展尤其迅速，到1911年约达9000公里，比1895年约增长20倍。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势力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强烈要求清政府提供可供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然而专制传统过于浓厚的清政府采取了蛮横的打压政策。咨议局和资政院作为未来议会政治的尝试备受各方关注，地方咨议局享有财政、预决算、应革事项、税法、选举等立法和监督权力，客观上有助于监督和制约督抚，发挥议事参政的作用，但是它在短暂的实践中却迅速变成了反清宣传和策划阵地。这是因为，其一，地方督抚大多把咨议局当做政治点缀的工具，造成二者的尖锐对立;其二，咨议局议员的选举有着性别、财产、职业等诸多限制，导致选举权被选举权只能为大地主、大官僚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所享有，代表人口多数的中小资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和妇女都被排除在外;其三，由于清政府丧权辱国的行为严重透支着自身合法性，咨议局策动全国大联合要求速开国会，清政府惧怕权力流失而与地方督抚相互勾结拒绝履行。
　　在这方面，清政府似乎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洋务运动中崛起的地方督抚已然掌握着地方的财政和军事大权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加上地方咨议局一开民声鼎沸，一时间开放权力的呼声日甚一日，而后发现代型国家的发展逻辑要求权力和权威在早期阶段相对集中以确保权力运作的有效性，二者构成了深刻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使得全国各阶层势力均想扩大政治参与，一时间上书请愿、武装革命、咨议局选举争夺等合法与不合法的方式竞相涌现，然而掌权派对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尚且自顾不暇，对于民众普遍要求的立宪事宜只是许以九年的预备立宪。各方势力的政治诉求没有得到回应后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化组合，形势对清政府越来越不利，这其中以革命派最甚，他们指责清政府的立宪是一场骗局，满清政府已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对于这种完全丧失合法性的政府只能以革命的手段颠覆之。造成这种窘境的必然原因之一，是清政府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御，已没有足够的合法性整合社会力量以完成立宪。其次，以载沣为首的满清贵族少壮派，他们全然不具备慈禧那种久经官场的政治资历和手腕，载沣其人保守懦弱、目光狭隘，缺乏运筹帷幄、统揽全局的能力，导致改革派树敌过多，忙于应付内部的争权夺势，对于地方上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只是采取暴力打压政策和玩弄政治欺骗。最后，根本的原因是彼时的封建专制传统过于浓厚，无论是清廷的哪个派系都不具备真正开放民主、变革体制的诚意和魄力，他们只是把立宪作为重树自身合法性的招牌，以堵悠悠之口，行维系专制之实，又怎能认真回应各方势力的政治诉求？
　　（二）集体的改革意识及热情与异化的政策效果之间的矛盾
　　其一，改革与财力脱节。清末新政期间大小官员借新政之名行以权谋私、盘剥搜刮之实，农民的负担大大加重了;其二，废除科举使得道统与政统从此分裂，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进入仕途的道路被堵死，从此成为体制外游离的人群，极容易被拉入革命的阵营;其三，编练新军、举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本意是为了培养适合改革潮流需要的群体，但是这些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人群后来成为清廷的掘墓人，这大概是清政府万万没想到的。
　　大清帝国即使到了末期，统治者长久以来形成的奢侈的生活习惯仍然难以改变，作为力推新秩序的主导者应该树立一种除旧布新的崭新形象，如果最高权力中心自己沉浸于特权享受的同时还卖力向普通大众推销崭新的社会秩序蓝图，这不能不引起民众的普遍反感与质疑，以至于上行下效，营私舞弊、贪污腐化之风愈演愈烈。一些人借着新政的名义中饱私囊、任人唯亲，比如曾任沪宁、京汉铁路总办和邮传部左侍郎的唐绍仪，“在海关或铁路或邮传部里的空缺，只要能捞到手的都安插了他自己的亲属或姻亲，或是他的广东同乡。他在邮传部任职期间任命的四百个人中，有三百五十个是他安插进来的”清末名士孙宝碹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夫以数千年弊坏之法，而欲挽回于一日，非有大手段大见识者不能奏功。而今之当轴者，半皆不学无识之徒，所谓力小而任重，鲜不覆也，悲夫！”彼时正值清王朝末期，遭受外国列强欺凌和本国封建压榨的百姓生活早已困苦不安，官民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此时任何对于百姓更加苛刻的盘剥都会带来底层百姓更加强烈的反弹。但是权力中心显然失之长远的考虑而急于求成，导致的结果是大小官员为了筹集完成中央确定的指标所需要的资源而加重对于百姓的摊派，就连立宪派的端方也感叹：“以中国地大，只求一里有两个警察，年已需五万万，以全国税收，办一警察尚复不够，何论其他！”羊毛出在羊身上，所有这些负担最终都要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致使农民的利益受损，由政治冷漠者变成反对者。清末新政期间，各种苛捐杂税也是由地方官员和劣绅假借新政的名义自行增加，巧立名目，敲诈勒索，百姓失去了活路只能起来抗争，抗税斗争、抢米风潮和罢工斗争层出不穷。清廷也承认：“近年来民生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 　　科举制的取消更是让数千年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好信念从此破碎，无数知识分子无法重新构建起对于前途命运的信仰而陷于悲愤绝望变得更易被鼓动，这一部分未被体制吸纳的群体成为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不安定分子。而清政府在教育、军事方面的改革更是塑造了一批新型的军人、学生，他们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深刻影响，中西方的巨大差距在他们心中产生强烈的反差，而新的社会整合方式显然不能将这些人吸纳进去。亨廷顿认为，最坚决最不妥协的革命力量存在于大学校园里，学生是最坚决的革命者。事实证明，正是晚清政府派遣的出国留学生后来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发起者和宣传者，而革命正是由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首先发动的，他们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当然统治集团内部也不乏先验之人，比如地方大员张人骏就认为，新政一则增级财政开支，可能加重百姓负担，二则有些措施，比如编练新军、选派留学生等对朝廷未必有利，这些接受西化的新群体可能抛弃传统的封建论道德，更易受民主、自由、排满思潮的影响而投入革命的阵营。历史的发展果真如此，晚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同时也為自己挖好了坟墓，不断推进改革的过程就变成了不断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过程。
　　（三）满清贵族的民族主义倾向导致汉族官僚离心离德
　　在满汉隔阂、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问题上似乎最高统治者也早有察觉，慈禧召见盛宣怀时就曾抱怨：“现今毛病在上下不能一心，各省督抚全是瞻徇，即如州县官，案件尚不肯说真话”。甚至有学者指出，清亡实始于汉族团练。太平天国时期，由于八旗和绿营的战斗力低下，清政府仰仗汉族官僚的团练镇压太平军，这个时候崛起的有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从此以后兵为将有，满重汉轻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加之洋务运动期间汉族官僚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兴办的各种实业俨然成为地方私产，而红顶商人盛宣怀和胡雪岩等也成为资本精英的代表人物，汉族官僚已经崛起为清廷内部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他们为了进一步在与满清贵族的政治博弈中捞取更多的资本，成为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积极倡导者，慈禧太后虽然能轻易地阻断变法和控制皇帝，但是他们背后强大的汉族官僚势力却是不敢与之决裂的。相反，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后，满清的统治合法性进一步被削弱，以满清贵族为主体的中央政府威望扫地，以汉族官僚为主的地方实力派逐渐成为左右局势的关键力量，可惜的是满清贵族在统治阶级内部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仍然一意孤行，在立宪组阁中一味地采取重满轻汉的政策，从而让自身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清末新政中改革的实权派没有把改革的费边战略和闪电战略恰当地结合起来，在不恰当的时间里把保守势力和中立势力全部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晚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了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这部宪法规定在一两年之内召开议会，仿效德、日的二元君主立宪，但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却欲推迟到1917年才能召开议会。汉族官僚势力的崛起改变了清廷的政治军事格局，但是清廷为了维持满族的绝对权威而把汉族官僚排除在内阁之外，出台所谓的皇族内阁，这不能不引起汉族官僚的离心离德。这就导致汉族官僚占多数的立宪派最后也倾向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在立宪派的鼓动下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汉族官僚实力派代表袁世凯趁机逼迫清帝退位，清朝的统治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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