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家训家法中的“节俭”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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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古代家训当中蕴含丰富的“节俭”思想。古人认为，节俭关系到个人成败、家庭兴亡、国家盛衰的问题。中国古代家训中“节俭”思想体现在生活的节用与丧葬的节葬方面。
　　关键词：家训;节俭;节用;节葬
　　魯迅先生曾指出：“倘有人作一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家训是华夏文化一份珍贵的遗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分量和位置。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讲究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中与家庭有直接关系即占其三，而君臣常比作父子，朋友则拟之为兄弟，与家庭也有间接关系。孟子就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成为个体生存、种族绵延、子女养育、人格发展、道德维系、文化传递以及国家建立和社会秩序维护的基础。为了维系这种伦理关系，中国的家庭向来重视以做人为中心的家教，对家庭每个成员，尤其是年幼一辈，从小进行遵守伦理道德规范的教育，借以内则敦睦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外则作为子孙立身处世之本。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凡为人父母者，无不以传统的教育思想训教自己的子女，积累了大量丰富多彩的家训，成为我国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遗产。
　　在浩如烟海的家训中，关于节俭的内容引人注目。古人崇尚节俭， 反对奢侈， 认为节俭不仅是节约一些钱物的问题， 而且是关系到个人成败、家庭兴亡、国家盛衰的问题。首先，俭以养德。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提出，“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训诫儿子，君子的行为操守，从宁静来提高自身修养，以节俭来培养自己品德。不恬静寡欲无法明确志向，不排除外来干扰无法达到远大目标。只有在日常行为中处处履行节俭的理念，才能通过实践影响认识，从而让内心达到淡泊、宁静状态，其次，俭能持家。曾国藩提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他在写给次子曾纪鸿的另一封信中谈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曾国藩告诉儿子，普通人大多希望子孙们能当大官，但他却不愿（自己子孙）当大官，只求他们能成为读书而明白事理的君子。勤俭自持，习惯劳苦，既能身处安乐之中，又可身处俭省之中，这就是君子。他做官二十年，从来不敢沾染半点官僚习气，饮食起居，还是遵循简朴家风，可以非常节俭，也可以略微丰裕，而过分丰裕就不敢享用了。凡是官宦人家，从节俭走向奢侈很容易，而从奢侈转到节俭却相当难。儿子年纪还小，千万不可以贪恋奢华，不可以习惯懒惰。同样，俭能治国。早在西周时期， 统治者就认识到了追求奢侈无度的生活是导致殷商灭亡的原因，此后的统治者也一再提醒这一点。《说苑》记载：“季文子相鲁，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仲孙它谏曰：‘子为鲁上卿，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其以子为爱，且不华国也。’文子曰：‘然乎？吾观国人之父母衣麤（粗）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闻君子以德华国，不闻以妾与马。夫德者得于我，又得于彼，故可行;若淫于奢侈，沈于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国？’仲孙它惭而退。”（《说苑》）
　　曹魏大司农桓范《政要论·节欲》云：“修身治国之要，莫大于节欲……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那么，应该如何做到节俭呢？
　　首先，中国古代家训要求家庭的生活日用要俭朴。曹操在《内诫令》中就以自身尚俭的实例告诫家人，务必勤俭朴素，对吃、穿、用各方面做了严格规定。比如，他言及日常所用之物时说：“孤不好鲜饰严具，所用杂新皮韦笥，以黄韦缘中。遇乱无韦笥，乃作方竹严具，以帛衣粗布作裹，此孤平常之所用也。”严具，即用来盛放梳篦、毛刷等日常生活用具的小箱子。曹操所用严具由新旧皮掺杂制成，遇到战乱没有严具的时候，就用竹子编成方盒，外用粗布包裹以代替。至于衣被之物，曹操还说：“吾衣被皆十岁也，岁解浣补纳之耳。”即便在患病之时，曹操厉行节俭的决心仍未动摇：“孤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盛，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谓孤喜银物，令以木作。”逆气病是内气上冲引起的头疼病，曹操常年为此病所困，只有在床头置水并常常用冷水浸头才会缓解疼痛。起初他用铜质的盆，放久了会产生铜臭之气，后换成银质水盆，又怕别人说他喜好银器，于是干脆换成木盆。南宋时期的倪思提出：“衣以岁计，食以日计。一日阙食，必至饥馁。一年阙衣，尚可藉旧。食在家者也，食粗而无人知;衣饰外者也，衣敝而人必笑。故善处贫者，节食以完衣;不善处贫者，典衣而市食。”南宋陆九韶告诫子孙：“其田畴不多，日用不能有余，则一味节啬。裘葛取诸蚕绩，墙屋取诸蓄养。杂种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过次日之物。一日侵过，无时可补，则便有破家之渐。当谨戒之。”陆九韶认为，天地不多，日用开支不充裕，就要讲究节约，使用度有结余。衣服用蚕丝纺织而成，房屋用蓄养家禽的收入来建造，杂种蔬菜果品，都可以补助家庭开支。日常开支需要精打细算，不可起用次日的东西，一天用超了，无可补还，就会逐渐破家，应当谨记，并引以为戒。明代的也为家庭的日常管理制定了明确的细则，确保节用，避免浪费：“每年计合家大小人口若干，总计食谷若干，预备宾客谷若干。每月一次照数支出，各另收贮。务令封固仓口，不许擅开，以防盗窃。其支用谷数，仍要每次开写簿内，侯下次支谷之日，查前次有无余剩若干，明白开栽查考。冠礼、婚礼，各量力举行;丧葬送终为大事，礼宜从厚，亦当称家有无。一切繁文及礼所不载者，通行裁革。待客品物本有常规，如亲友常往来，即一鱼一菜亦可相留。司马温公日：“先公为郡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过七行。酒沽于市，果止梨、栗、枣、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当时士大夫皆然。” 　　其次，传统家训主张节葬。《汉书》中有关西汉人杨王孙要求“裸葬”，及其与亲人、友人的论争，是比较早的记载：“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 ，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 ，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 其子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 ，欲从之，心又不忍，乃往见王孙友人祁侯。祁侯与王孙书曰：“王孙苦疾 ，仆迫从上祠雍 ，未得诣前 。愿存精神，省思虑，进医药，厚自持 。窃闻王孙先令裸葬，令死者亡知则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将裸见先人，窃为王孙不取也。且孝经曰‘为之棺椁衣衾’，是亦圣人之遗制，何必区区独守所闻？愿王孙察焉。”王孙报曰：“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 ！且夫死者，终生之化 ，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 ，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隔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 ，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隔以棺椁，支体络束 ，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 ，焉用久客！昔帝尧之葬也，窾木为椟 ，葛藟为缄 ，其穿下不乱泉 ，上不泄殠。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隔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于戏！吾不为也。祁侯曰：“善。”遂裸葬。”针对亲人友人的反驳，杨王孙提出，古代的圣君，因为人无法忍受亲人死去的痛苦，所以制定了（《孝经》那样的）规矩，现在（人们守规矩）却过分了，因此他就要光着身子入土，以此来矫正社会不正之风。铺张浪费地埋藏实在对死者没什么好处，可是世俗之人以互相抬高陪葬品的价值来攀比，费尽钱财，让它们烂在地下。要是今天刚埋进去，明天又被盗墓的人（图财）挖开，这才真和暴露在野外没什么两样！况且对死者来说，从出生到死去，这是他的必然归宿。回归的人得到了回归，死去的人得到了变化，这是事物各自回到他们的本来面目。回到无知无识、无形无声的本来面目，这才符合道家的主张。装点仪式夸耀自己，铺张埋葬让死者与归宿隔离，使想走的人走不了，想变化消失的人不得变化，这是让所有事情都得不到恰当的处所。况且，人的精神归天所有，人的肉体归大地所有。精神肉体分离后，都要各自回到它们的本来面目，所以称之为鬼，鬼就是归的意思。死者的尸体放在那里孤身独处，它难道还会有知觉吗？（如果用金钱绸缎把它包起来，用棺椁把它装起来，它的肢体被包裹束缚着，嘴里含着玉石，想变化变化不得，日久天长变成了干枯的肉干，千年之后，棺椁烂了，它才能回归大地，靠近大自然赋予它的住宅。这样说来，何必厚葬，让死者不能直接入土返回大自然赋予他的住宅中！当年尧埋葬的时候，把木头挖空做成个小棺材，用葛藟捆绑一下，那墓穴深不及泉水，上不至散发出腐尸味。所以圣明的君主活着时人们容易崇尚，死后也容易埋葬。他们不把工夫用在没用的地方，也不将钱财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现在人们浪费钱财铺张埋葬死者，让死者久久不能回归自然，死去的人感觉不到，活着的人享受不着，这叫做大糊涂、特糊涂。所以，他可不做这样的傻事。最终，杨王孙死后就光着身子被埋葬了。（《汉书.杨王孙传》）
　　有学者认为，在唐宋以前，训主往往在临终前留下遗训，表达薄葬的愿望，带有遗嘱性质，宋代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家训中的有机部分，不仅是训主对自己后事的处理意见，也是对子孙后代的共同要求。在著名的《颜氏家训》中，颜之推就讲到，“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今羁旅，身若浮云，竟未知何乡是吾葬地，唯当气绝便埋之耳。汝曹宜以传业扬名为务，不可顾恋朽壤，以取湮没也。”他认为，死亡是人常有的事，不可避免。自己现在寄居在外，自身就像浮云一样飘荡不定，都不知道何处是葬身之地。他要求只要在他断气以后，儿孙们随地埋葬就行了。儿孙应该以继承功业、弘扬美名为要事，不可顾恋朽骨坟土，以至於埋没了自身才华。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家训当中蕴含丰富的“节俭”思想，体现了古人的生命观念和生活哲学。在中华传统家训中，“节俭”，不仅仅是家庭日用的问题，对于国家、家庭与个人都具有深刻关系，关乎个人成败、家庭兴亡、国家盛衰。中国传统家训主张的“节俭”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在个人层面上，“节俭”可以培养人的美德，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在家庭层面上，“节俭”可以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的安排和 使用，保证家庭成员更好地生活;在国家层面上，“节俭”可以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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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严文强（1968.10- ），男，四川新津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制度史、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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