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族群、叙事：作为一种民族志的《平闽十八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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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为广泛流行于闽台地区及东南亚闽籍华人社会的一部章回体小说，《平闽十八洞》曾经引起包括林语堂、叶国庆、李亦园等文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集体关注和研究，其背后呈现的是从“古史辨”学派到人类学视角的学术史脉络。《平闽十八洞》这类族群叙事文学，其背后蕴含的是代表中原移民的“汉”与代表越、畲等“非汉”之东南区域原来存在的原住族群历史上竞争与融合的过程，是理解历史上东南地区族群互动关系的重要民族志文本。对这类文本的深度考察，有助于推进东南民族史的研究。
　　[关键词]《平闽十八洞》;东南人类学;李亦园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編号：1674-9391（2019）01-006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闽台海洋民俗文化遗产资源调查与研究”（13&ZD14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先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海洋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东南民族研究。福建 厦门361005 《平闽十八洞》是清代以来流行于福建、台湾及东南亚闽籍华人社会中的一部章回体小说，该小说假托宋代杨文广征闽故事，但其本事实际演绎的则是唐代陈元光平定闽粤区域“蛮獠啸乱”的历史。该小说与《闽都别记》《临水平妖传》一起，构成近代福建话本小说中的三大代表，也是理解历史上东南地区族群互动关系的重要民族志文本。因此，从民国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其中尤以林语堂、叶国庆、李亦园为最主要的代表。如果说林语堂、叶国庆关于《平闽十八洞》的研究，接续的是1920-30年代“古史辨”学派的学术脉络，那么李亦园无疑是将《平闽十八洞》这一话本研究带入人类学视角的第一人。本文从梳理《平闽十八洞》学术史出发，分析李亦园有关《平闽十八洞》的研究在东南人类学领域的学术贡献。在此基础上，探讨《平闽十八洞》这类文本在推进东南人类学相关议题的重要民族志资料价值。
　　一、一个“传奇”的旅行：从“古史辨”说起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1920年代兴起的古史辨论战，在决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转向问题上，注定意义非凡。[1]而这一学术遗产对于东南区域的学术研究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也就是从这一时刻起，中国学术史上的东南研究才真正进入到一个现代学术范畴。而这个转变，很显然是离不开顾颉刚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建立这一背景的。1926年秋，因提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并发表一系列“古史辨”论著而在学术界声名大噪的顾颉刚，从北京南下来到厦门这个蕞尔小岛，担任私立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此前已经在北大发起过歌谣、传说及民俗调查研究的顾氏，很快发现福建地方极富上述研究资源，随之得心应手地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为中心开展同类的研究。而《平闽十八洞》这一当时福建地区流传甚广的口述文学，也很快被纳入到由北京南移的古史辨学派的研究视角。
　　厦门大学国学院初创时期，按照顾颉刚、林语堂等人的计划，是要大力开展“中国固有文化”研究[2]，从当时所公布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大纲》中可以看出，顾颉刚、林语堂等人在发展中国学术方面极具雄心，为推动国学研究院工作开展，下设了历史古物、博物、社会调查、闽南文化等十四组，而且研究院人员也提出了相应的研究专题。其中，当时担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林语堂就选择了《平闽十八洞》作为自己的研究项目，《平闽十八洞》这一原本流传于民间的传奇文本，就这样开始了其学术史上的旅行。
　　作为漳州人，林语堂早年应该对这类话本耳熟能详，正如他在文中提到，“平闽十八洞”的传说流传已久，“村中父老多能熟记其中所载杨文广、抱月公主、纪仙姑、金精娘娘的事迹”，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福建传说。与此同时，他也敏锐地看到这一传说中所蕴含的与闽南开发历史相关的丰富信息，恰好可以呼应顾颉刚重建“古史”的研究取向，这也是他选定这个闽南地区流行最广的传说加入到顾颉刚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所发起的研究计划的一个原因。就在“古史辨”这一学术运动背景中，林语堂开始了《平闽十八洞》的研究。1927年，林语堂在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二期上发表了《平闽十八洞所载古迹》一文，作为其承担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研究计划的初步研究成果，该文后来又发表于《民俗》 1928年 第34期。 林语堂这篇短文的贡献在于将“平闽十八洞”传说首次置于现代学术研究中，他开篇就提出“我们很可以把这个故事当作福建民间传说的一种”来研究，认为书中：
　　最有趣的地方是关于十八洞的传说， 十八洞各有洞主、番兵、偏将屯守，也有府库钱粮，为南闽屯兵守卫之地。这一点也许藏着一点历史的痕迹。自然福建之开化远在宋以前，但是以此为关于中国平闽的故事看，自有他研究的价值。[3]
　　很显然，林语堂注重的一个研究视角是将传说纳入历史研究中，在他看来，不仅可以通过“平闽十八洞”这个传说来验证历史上杨家将的史事，而且也可以从考古意义上考察福建地方上古“原民的遗迹”，从而为古史研究增添资料。他也注意到话本中提到的“宋人”与“番”的对应意义，隐藏着闽南在文化上进入中国体系的历程。
　　可以说，林语堂开启了古史辨学派利用传说进行福建古史研究的滥觞，并且提出了一些值得继续研究的议题，例如，他提出了历史上杨文广随狄青南征广源州蛮侬智高的记载，与《平闽十八洞》中所载的南闽王蓝凤高的相似性。此外，他也提到十八洞这类“峒寨”与福建早期原住民之前的关系。很可惜的是，因为其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解散，林语堂有关《平闽十八洞》的研究只开了一个头后就此戛然而止。而此后有关《平闽十八洞》的系统研究，是由其学生叶国庆来完成的。
　　叶国庆是厦门大学的第一届学生，和林语堂一样，他也是漳州人。对于叶国庆来说，他在厦门大学遇到了人生求学的最好时机，当时北大国学院的一批名师林语堂、顾颉刚、沈兼士、张星烺以及鲁迅等，都南下来到厦门大学任教，一时间厦门大学国学院名师云集。受顾颉刚古史辨学派的影响，叶国庆也热衷研究闽南历史与文化，后来他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研究部研究生，继续师从顾颉刚、洪业、许地山、邓之诚等人研习历史。其硕士论文的选题即是关于《平闽十八洞》的研究。1931年，他在燕京大学完成了研究生论文《平闽十八洞研究》，1935年，该文全文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上。[4]5-95叶国庆此项研究的主旨是从文史互动角度探讨《平闽十八洞》的故事来源与本事，这是迄今为止从传说与历史角度探讨《平闽十八洞》最为深入的一项研究。 　　一般认为，叶国庆此文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首次指出该书系作者借用杨文广平闽故事来演述陈元光开漳历史。然而，在叶国庆之前，已经有人提出了杨文广平闽与陈元光平闽之间的关系问题。1928年，同为漳州人的陈家瑞在《民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杨文广平闽与陈元光入闽”的文章，在该文中，陈家瑞提到其友人黄仲琴认为杨文广平闽故事，是由陈元光入闽事迹转变而来，随后他比对地方志中关于陈元光入闽的记载与《平闽十八洞》小说，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很强，黄氏所提出的假说，是可以成立的。陈文列出了陈元光入闽史事中的关键人物与杨文广平闽十八洞小说人物相对照，认为“两方人物，影射頗多”。[5]陈家瑞也引用了林语堂关于侬智高与蓝凤高相似性的判断，但他更明确地指出《平闽十八洞》中记载的杨文广平闽传说与历史上陈元光平定泉潮“蛮獠作乱”存在的对应关系。
　　陈家瑞的上述考证，显然与其后叶国庆的《平闽十八洞》研究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叶国庆的研究更为系统完备，他不仅详细地考证了小说中的杨文广平闽所影射的陈元光入闽史实，指出“《十八洞》一书，乃演唐陈元光平闽之事无疑”，而且也在林语堂上述研究基础上更为细致地考证出十八洞地的位置及与历史上福建峒蛮的关系。此外，叶国庆首次针对《平闽十八洞》的作者、版本、体裁及小说演变等内容展开了细致的研究。按照叶国庆的说法，以《平闽十八洞》这一小说作为资料， 除了可以“整理陈元光之事迹，考证志书上之错误”之外，更重要的是“显示一部小说如何演变，如何采史实，变化史实，如何连用人物。”要言之，他的用意是借《平闽十八洞》研究来探讨“史实与传说其间之关系若何”这一问题，而这自然是深受顾颉刚的影响。这一点，叶国庆在该文的结论中就已明确道明：
　　中国古史之记载，类同传说，差异殊多，而后出之记载，事愈多愈详， 颉刚师谓层迭而成，此种层迭之材料，自故事与传说演变之现状推之，当为地方色彩与时代之色彩所构成。[4]81
　　很显然，叶国庆上述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遵循的是其老师顾颉刚所倡导的古史层累说，在具体的研究路数上也几乎同出一辙，注重考辨传说与史实的关系，分析传说文本的演变等。这也是林语堂最初开始研究《平闽十八洞》的作法。可以说，从林语堂到叶国庆，围绕着《平闽十八洞》的上述研究都离不开现代学术史上的古史辨学派的传统。从学术史而言，这一学派对于《平闽十八洞》研究的一个突出影响是将原本只是流传于福建民间的传说纳入到现代学术视角中，将其视为探讨传说与历史事实、文本与叙事、移民族群与地方开发历史等议题的重要资料。但对于作为《平闽十八洞》文本核心的民族史议题，却没有能够进一步阐发，而这一研究旨趣的变化要等到人类学家李亦园的介入后才得以实现。
　　二、李亦园与《平闽十八洞》的民族学研究
　　如果说古史辨学派开启了《平闽十八洞》研究的一个文史互动视角，将传说纳入古史领域加以考察，而半个多世纪以后，同为闽南籍的人类学家李亦园又将《平闽十八洞》带入了人类学的世界中。1994年，李亦园在《中研院民族所集刊》第七十六期上发表了《章回小说〈平闽十八洞〉的民族学研究》一文，第一次明确地从人类学角度探讨《平闽十八洞》中隐含的东南地区族群互动关系。此后，该文又收录到其个人自选集中[6]383-404，这是迄今为止从人类学视角分析《平闽十八洞》与东南民族史关系最为深入的一项研究。
　　对于李亦园来说，他为何选择《平闽十八洞》作为其研究中国东南民族议题的切入点，其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与他属于闽南籍有关。1948年，当他离开泉州家乡到台湾岛投考台湾大学时，此前他已经在泉州故土生活了十七年，对于《平闽十八洞》这一流传于闽南乡间的演义小说应该不陌生，据其就读泉州紫南小学的校友谢长寿回忆，李亦园的母亲林朝素当时担任紫南小学的校长，每星期一周会都安排老师给学生讲故事，而给同学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平闽十八洞》。[7]同样的，因为漳泉移民的关系，当时的台湾地区也不难接触到《平闽十八洞》，因此《平闽十八洞》或可说是托.富勒笔下植入少年心房的那棵树，只是等待时机发芽而已。而这个发芽的时机应该就是1980年代末他参与推动的福建与台湾社会文化大型研究计划的实行。
　　“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这一研究计划可以说是海峡两岸人类学史上第一个重大的区域比较协作研究计划。根据参与该项研究计划的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回忆，1987年，美国鲁斯基金会准备拨款资助美国大学开展中国研究，优先考虑以美国、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三方学者联合参加的项目。当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任教的人类学家武雅士（Arthur Wolf）认为机会难得，决定申请一项闽台比较研究项目。武雅士长期在台湾开展田野工作，与李亦园、庄英章等台湾人类学界人士关系密切，而厦门大学傅衣凌、杨国桢又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彼此在民间文献与闽台社会文化研究领域都有很多共同兴趣，冥冥当中若有天助，一项由斯坦福大学、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厦门大学三方学者共同参与的有关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联合项目就这样在1988年底揭开了研究序幕。[8]
　　这项研究计划美方由武雅士担任主持人，闽方由厦门大学杨国桢担任主持人，台湾地区则由时任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庄英章担任主持人。而此时期担任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的李亦园也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到这个三方研究项目中。三方商定，这一研究计划持续三年（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2月），分别在福建省的12个县、台湾地区的10个县设置田野调查点，两地学者分别完成该地的调研工作。其主要方法和目的是：
　　运用人类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资料调查和田野调查，抢救福建省和台湾民间社会的文献资料和口头资料，比较两省民间风俗习惯的异同。研究福建风俗习惯移植台湾后的变化，并对两省民间文化的差异提出科学的解释。[8]
　　在上述研究计划中，闽台民俗文化比较被放置在重要的位置，尤其侧重对于口头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很显然，类似《平闽十八洞》这样在闽台两地都广泛流传的话本演义，自然会引起加入这一闽台社会文化研究计划的李亦园的注意，成为他的一个研究选题。为此他广泛收集《平闽十八洞》各种版本，并在1993年5月在台湾宜兰地区召开的“第二届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工作研讨会”上发表了其有关《平闽十八洞》的研究成果。 　　在李亦园看来，尽管前面已有叶国庆针对《平闽十八洞》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他认为叶国庆的研究“着重点在于史实考证、版本比较、小说演变、文体风格等方面，换而言之，是一种文学与史学的探讨。其实该书内容的重要性超过叶先生所感兴趣的各点，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有关福建少数民族的描述，其中隐含了很多民族学的研究资料，这是叶先生论文尚未涉及的部分。”[6]383很显然，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李亦园敏锐地意识到《平闽十八洞》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有关东南地区的民族学资料，这也是他认为可以在上述林语堂、叶国庆等古史辨学派注重传说与历史事实考证之外，重新发掘的另一个研究议题。
　　就研究内容而论，与前述林语堂、叶國庆之研究相比，李亦园此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从人类学家的视角看到《平闽十八洞》 演义中的民族史资料，并进一步确认书中作为与“宋”对立面而出现的“番”就是当代的畲族。畲族是东南地区分布最集中的一个少数民族，与历史上福建地方的开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也与东南地方的古老族群——“越”人在族源上紧密关联。《平闽十八洞》第一回“南闽会兵十八洞”中开首提到的“南闽王蓝凤高”，此蓝凤高应是影射唐代啸聚漳、潮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蓝奉高，据《漳州府志》记载，蓝奉高与苗自成、雷万兴等人都是唐初居于漳、潮山林间的“洞蛮”首领，他们不时起兵抗拒唐王朝的统治，陈元光也是在与这些“洞蛮”的冲突中被蓝奉高所杀。[9]李亦园认为蓝、雷等姓，都是现在畲族的最主要姓氏，因此二者之间显然存在着指代关系。此外，他也认同专研畲族史的蒋炳钊所提出的观点，即唐代频繁出现在闽、粤、赣一代的“蛮獠”“苗”“猺”等，就是宋代时期被称为“畲民”的祖先。他更从《平闽十八洞》中提到的南闽王蓝凤高给宋王朝所下战书中提到的“今我南闽凤凰出现”一句里的“凤凰”，与畲族起源故事中的潮州凤凰山传说相关，证明《平闽十八洞》所提到的“番”就是畲族。[6]390在李亦园之前，虽然林语堂、叶国庆也都注意到了《平闽十八洞》与福建早期族群史之间的关系，但都没有展开论证。例如，林语堂提到了“十八洞”与福建早期“原民遗迹”的关联;而叶国庆也指出此书演绎的是陈元光“辟草昧、平蛮峒、开闽之史”，其中的“山峒”与畲人所居之处关系密切。[4]29但也许因为林、叶二人都是文史学家，缺乏人类学的敏感性，因此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展开探讨。这种因为学科上的背景不同所导致的针对同一文本分析而出现的旨趣差异，也是学术史上常有的事。正如李亦园指出叶国庆虽然注意到了《平闽十八洞》中的传说演变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但因为其兴趣仍然在于文学与考证，因此“很可惜他没能与他同时代的林惠祥教授一样，把故事的分析延伸到少数民族的文化上去”。[6]385
　　李亦园这里提到的林惠祥，是他十分尊敬的一位人类学前辈，他和林惠祥祖籍同为泉州晋江，又因为各项关系而被他认为有着“六同之谊”[10]。有意思的是，林惠祥与叶国庆同为厦门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林惠祥1933、1934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神话论》与《民俗学》两本论著，是中国较早从人类学角度开展神话与习俗研究的学者。李亦园将叶国庆与林惠祥相比，其用意或许是要说明在对待神话故事资料问题上，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究有不同。历史学家往往会重视考证民间传说与历史事实的真伪关系，而在人类学家眼中，类似《平闽十八洞》这类民间传说，却是一个可以分析族群文化的民族志文本。
　　其二，李亦园此文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首次从图腾理论分析《平闽十八洞》文本中的图腾资料及其所体现的早期东南族群的图腾制度演变状况。与明清以来许多俗文学文本一样，《平闽十八洞》中也包含着不少有关人与动物相关联的资料，尤其是书中所提到的各“洞”，其人员一般与动物都有着某种特定的关系。李亦园认为文本中出现这些动物不是口传文学作者的随意编造，而是有着深刻的族群文化意义。在仔细研究之后，他将这些动物分为两个系列，一类是昆虫或小动物系列，如蝙蝠、白蝴蝶、蝶仔、黄蜂、蜘蛛、蚯蚓、蜈蚣、水蝎、黑蛇、石龟等;另一类则是较高层次的系列，如红鸾（鸟类）、玉面狐狸、玉麒麟、石兽（兽类）、金鲤鱼（鱼类）、鹅（禽类）等。他认为经过这样的分类之后，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着两个不同阶段的图腾现象：一个代表族群分类的图腾;另一个则是代表始祖崇拜的图腾。由此他指出，《平闽十八洞》文本中所提到的这些动物，其背后实际隐喻的是畲族的图腾制度演变历程，亦即在唐以前，畲族社会中至少存在着两种图腾分类制度，一种是族群内部的图腾分类系统，如《平闽十八洞》中提到的上述各类动物图腾，就是不同的峒寨用以定义不同的族群的分类图腾;另一种就是作为族群共同祖先崇拜的“盘瓠”图腾。只是在唐以后，随着汉人进入畲民居住的地区，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作为族群内部分类的图腾制度逐渐消失，保留下来的只有盘瓠祖先崇拜及其仪式。李亦园从《平闽十八洞》文本所引发的关于畲族图腾制度演变的观点，无疑是十分富有启发意义的。图腾制度是人类学的一个核心议题，从弗雷泽、博厄斯到涂尔干都曾经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在李亦园看来，这些人类学家都是将图腾视为人类宗教信仰的一个形式，只是到了列维·斯特劳斯才突出了图腾的符号与族群分类意义。作为一个熟谙人类学宗教理论，并且有着丰富的台湾原住民宗教田野经验的人类学家，当李亦园接触到《平闽十八洞》文本时，他自然会敏感地将书中大量出现的反映少数民族与动物关系的记载联系到图腾制度上，并运用人类学图腾理论加以令人信服的分析。
　　有关东南早期族群的原始图腾信仰，一直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因地域的不同，早期百越族群的图腾崇拜应该是多元性的。据学者的研究，浙江的于越有以“鸟”为图腾，福建的闽越则以“蛇”为图腾，而广东的南越则有以“羊”为图腾的现象。这些复杂多元的图腾崇拜现象，对于研究东南地区早期族群关系提出了许多富有挑战性的议题。如在探讨畲族与百越族群的关系时，有一种观点就认为畲族以盘瓠为图腾崇拜，而越族普遍被认为是以“蛇”为图腾，从图腾存在的差异化来看，畲族与越族渊源关系并不明显。但包括蒋炳钊在内的畲族史研究者反驳了这种说法，其观点即认为在族群演进过程中，“一个民族中可能同时残存有几种图腾信仰”。[11]对于这一点，李亦园是十分认可的。在他看来，图腾研究不能忽视图腾演变存在一个长久动态的交互转换过程：“我们从《平闽十八洞》所描述的有关人与动物关系的资料，以及畲族人现有图腾信仰传说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作为分类象征的图腾，以及作为始祖崇奉的图腾是如何有所分别，又如何并存，以及如何发生变化而或存或灭的。从这些资料的演变与分析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作为分类的图腾与作为始祖崇拜的图腾应该是一件事的两面。在某一阶段中，前一面的意义也许较突显，但在另一阶段里，情况又可能转变过来，这实是一种反复互为表里的过程。”[6]401李亦园利用《平闽十八洞》所推导出的这一关于畲族图腾的案例解释，对于理解历史上东南地区早期族群的图腾制度演变与族群关系，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三、“ 危险的边疆”： 《平闽十八洞》与人类学的东南边陲叙事文化
　　《平闽十八洞》第二回中，璐花王在杨文广奉旨出征前奏报宋仁宗提到“南闽怪异甚多”，提醒宋军不能轻敌，应统带精兵强将出征，一举征服。同样，当杨文广到佘太君处辞行时，老太君也是叮嘱他 “南方之地，怪异甚多”。[12]小说作者借宋朝君臣口中说出闽地“怪异甚多”这一句话，其背后隐含的是作为中原正统的“宋”人基于某种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对于叛服无常的南闽“番”地的异文化印象。尽管这只是一种小说野史家的隐喻，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古以前福建所在的东南区域是“危险的边疆”（Perilous Frontier）这一巴菲尔德所定义的华夏边陲世界的性质。作为历史上农耕文明核心的中央王朝，在面對草原游牧世界时，惯常将这些出没于边疆地带的游牧族群当做威胁其文明的“蛮夷”，他们的形象既陌生得让人轻蔑，又充满力量，咄咄逼人。[13]《平闽十八洞》文本对东南边疆地带的描绘，也与上述草原游牧世界有着相类似的地方。这些非汉族群在一位有着卡里斯玛人格的“王”统领下，主要居于“洞府”，过着游耕式的生活，服饰迥异，往往具有不同的体质特征。李亦园就注意到了书中所描绘的“番将”普遍存在着“乌面红须”的异族形象，并指出这种身体隐喻与“汉”“番”文化边界区分的关系。[6]391同样，“南闽国”中异士颇多，擅长各类法术，往往对宋军的征服过程造成不少阻力。这些都是《平闽十八洞》小说中所刻意呈现的与中原视角相异的边陲景观。
　　显而易见， 《平闽十八洞》文本中所保存的这些边缘的历史，对于客观认识历史上东南边疆区域族群的社会文化有着独特的内在价值。《平闽十八洞》小说的一个主线是南闽王蓝凤高及其南闽国最终被杨文广所率领的宋军征服，重新成为中原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反映的是历史上福建所在的东南区域纳入中华版图的文化过程。小说关于“南闽入中国”的叙事主体从表面上看虽然仍是中原视角，但据信很大可能是来自漳泉地区的小说原作者，却巧妙地借讲述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保留了不少有关东南边陲族群的文化与历史。显然，在唐宋以前东南区域普遍缺乏文献记载的情况下，这些托附于王朝历史框架中的东南边陲口述叙事，无疑成为历史上华夏边缘地带人群表述其社会文化过程的族群记忆，并成为构建东南边陲世界的民族志资料。作为东南文化的一个核心区域，福建地区有着十分发达的民间文化传统。 无论是民间戏曲抑或歌谣传说，都十分丰富。在口传文学方面，除了《平闽十八洞》之外，最具代表性的还有《闽都别记》《临水平妖传》另两部小说，前者是成书于清代乾嘉时期的一部章回体小说，该书署名里人何求，但与《平闽十八洞》一样，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书中讲述的是唐末以来福州地区社会生活史;而《临水平妖传》则是清代根据福州说书人说唱文本改编而成的一部口传文学，演绎的是临水夫人陈靖姑学法平妖的传奇故事。如果说《平闽十八洞》代表的是闽南九龙江流域的口传叙事文化，那么，《闽都别记》《临水平妖传》则反映的是闽东闽江流域的叙事传统。可以说，这三部小说构成了明清以来福建话本小说中的三大代表，也是理解历史上东南地区族群互动关系的重要民族志文本。
　　东南区域在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例如，人类学有关汉人社会研究的一些核心议题如宗族组织、民间宗教、移民流动与跨国网络等，无不和这一地区的民族志案例紧密相关。同样的，在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问题上，东南地区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这里是理解中国文明起源与南方民族源流的关键区域。早在二十世纪初，林惠祥先生就从民族考古与人类学田野结合的角度，围绕着越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东南古越族与东南亚族群（南岛语系族群）的关联等重要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并提出了“亚洲东南海洋地带”这一前瞻性的学术概念。而上述议题的展开，实际上都离不开秦汉以来随着中原移民南下而引发的“中心”与“边缘”之互动视角，在这一视角下所形成的族群叙事文学，往往包含着代表中原移民的“汉”与代表越、畲等“非汉”之东南区域原来存在的原住族群历史上竞争与融合的过程表述，因此，类似《平闽十八洞》这样的口述叙事文本，无疑是探讨上述东南人类学的边陲议题时尚未被人们广泛熟知的民间资料。
　　四、结论
　　也许很少有其它的传统福建章回体小说能像《平闽十八洞》这样引起林语堂、叶国庆、李亦园这三代文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的集体关注研究。这也恰巧体现了《平闽十八洞》这一传奇文本的独特魅力，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讲述华夏边陲地带历史建构的另类故事案例。长期以来，东南区域的历史都是以一种中原移民南下拓殖的“开辟”式模式来书写，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与北方游牧世界长期频繁和中央王朝政权文化互动相比，这片区域的历史不仅缺乏存在感，而且也显得呆滞、不生动。在唐宋以后的大规模开发过程中，东南族群的历史很快被整合进王朝国家线性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变得越来越平淡无奇。因为《平闽十八洞》这样的民间文本，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历史上东南地区的人群建构历史方式的多元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李亦园将人类学视角引入《平闽十八洞》研究中，围绕这一传奇话本所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历程，仍然需要进一步延续。
　　注释：
　　①此文初稿曾提交 2018年5月在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召开的“李亦园先生学术思想与中国人类学发展”学术研讨会，谨此纪念对海峡两岸人类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闽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193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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