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西美尔货币现代性批判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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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和西美尔两位思想家都不约而同把“货币”作为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的一个视角，他们的货币现代性批判存在着共有的内在程式：物化-幻化-异化，并对置身于货币化生存世界的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持有深深的忧患意识。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对货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路径主要侧重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制度层面，回归到货币经济生产实践的深处，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寻找到可行的现实之路;而西美尔对货币的文化社会学分析路径主要侧重主体的精神心理和社会文化层面，其浓厚的宿命论色调难免会陷入文化悲观主义，只能采取“与货币文化保持距离”的自我救赎策略。
关键词：马克思;西美尔;货币;现代性;批判;货币拜物教;货币异化作用;文化社会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9）05-0011-07
19世纪日益成熟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推动货币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焦点、关键和要害，并对现代生活施以重大影响。不同于德国传统的现代性形而上学批判之潮流，生活在西方现代化深度发展历史时代的马克思和西美尔两位思想家把现代性批判的锋芒都指向具体的、现实的货币化生活世界，“货币”构成他们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兴奋点。他们的货币批判理论为我们正确认识货币本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两种货币批判理论的共性
马克思和西美尔一致认为，货币居于现代世界图景的关键位置，是理解现代社会关系和现代人观念的钥匙。他们关于货币的批判和解读，存在着共有的内在程式：物化-幻化-异化，即由对物性的抽象化过渡到主观精神现象的幻化，再到人的主体性存在的颠覆与丧失，最终还原为对货币化生活世界的经济哲学批判，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历史哲学批判。[1]他们通过对货币的分析来考察现代社会，对现代性进行分析和诊断，其目的不在于为现实作解释和辩护，而是要揭露被社会现象所掩盖的内在秘密，深刻揭露经济体系、社会意识形态及社会权力运作的深层机制，实现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和超越。
（一）货币的物化效应
马克思富于开创性地对货币的物化效应进行了深刻研究，主要体现在：其一，货币导致人的劳动过程物化。马克思曾抨击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看作劳动的动物，于是劳动的人与劳动是相对立的。人们在劳动的对象化中感受不到自身的主体性地位，意识不到人的创造性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实现，这是由于“货币财富成为现代社会生产的决定要素与唯一目的”[1]所致。在资本主义强制的社会关系下，受货币权力的驱使，劳动不是劳动者生活的第一需要，它不仅不会给劳动者带来快乐，而且使得劳动者沦为受货币支配、用货币来衡量其价值和尊严的工具。其二，货币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物化的社会关系是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根本规定。他用辩证的眼光准确地把握和揭示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大社会形式。被货币中介了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有着美好与伟大之处，“毫无疑问，这种物的社会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2]自从货币构成了人们沟通的共同语言，现代人便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因为货币以其普遍性认同机制促进了世界交往的形成，以其客观性转换机制催进了交换领域和生存空间的扩展，以其同质性理性算计破除了族群社会的封闭性。摆脱了自然血缘和宗法关系的束缚，冲破了旧时社会共同体的羁绊和限制，每个人可以更加独立、自由地从事发家致富的经济活动。
始料不及的是，货币化生存方式改变了人与人关系内在维度的性质，塑造了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价值观，以物性取代人性、以物的能力取代人的能力。其一，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物与物的关系，“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冷酷无情的交易关系”。提倡精于算计、贪得无厌的商业精神，造就了冷酷无情、傲慢粗暴的现代人形象。其二，把一切人的需要归结为财富与物质利益的需要，人的生命被货币欲望填充，人们对世界认知越来越趋向物欲化，在不经意之中沦为经济性动物。经济性心态成为当下人类心向的风向标，货币成为现代人的生活重心和生命首要的追求目标。其三，把一切社會存在与发展的动因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因素，社会成为单一财富流转的“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运行状况好坏的最重要指标。其四，把一切存在的价值归结为交换价值，物的有价高于人的无价，货币的积累本身当作社会生产主要目的，而不是通向人类幸福理想的手段，经济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就此剥离，这无疑是人类幸福生活蒙难的开始。
显然，在马克思视野里，“物化”隶属历史哲学范畴，货币充当桥梁的物化社会关系虽然在提升人性方面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物化社会关系具有历史狭隘性和局限性。货币作为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它的物化形式支配着人的劳动过程和人的社会交往，在这种社会关系的统治下，人变成了物，变成了劳动力商品。但它终究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内在否定性逻辑那儿得到净化和升华，到那时“自由个人的联合体”终会替代物化的社会关系形式。
西美尔主要从人的精神和心理层面对物化展开解读。他认为，物化俨然成为一种高居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已经渗透到都市社会生活和个人精神生活的深层次结构之中。全面的物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市生活风格的基本表征，它“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是一种纯粹功能的具体化。”[3]物化是货币文化导致的社会后果，现代社会中人的独立性受其背后“物的关系的依赖性”支配，现代人遭遇物化事实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得以确证：
其一，如西美尔所描述，“经济化力量和物质影响日增的原则导致越来越广泛的以符号与象征表征经验……这些符号越来越失掉与其所在领域中的特别现象之间的物质关系从而成为单纯的符号”。[3]自从货币发展为一种没有内在价值的纯粹的抽象符号，在货币逻辑的支配下，一切庞杂的事物流经货币价值体系而变为冷冰冰的数字，它们都被整合到货币符号系统之中。人们已习惯于以货币符号化形式来表达或处理问题，生存在一个由货币符号系统所操作的物化社会并自觉地认同物化社会的这种物役性，完全听任货币力量的摆布，这是一种社会总体性的物化。 其二，货币文化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形态，表现出对精神过程的强化和根本方向的调整。“由于货币经济的原因，这些对象的品质不再受到心理上的重视，货币经济始终要求人们依据货币价值对这些对象进行评估，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地同事物中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4]经济性的单维压倒生命品质的多维，致使精神的内在标准就不再起作用。人类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尤其是文化物品普遍缺乏生命和自由跃动的力量，缺乏鲜活的创造力，衍化为极具商业气息的物品符号。个体的内在精神、需要和情感成为货币交换体系强化的产物，经济性价值渗透物性、蚕食人性，人的心智结构完全被物化。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越是沉浸入人的心理，个体越是无条件服从货币世界所预设的社会意识形态程序的操纵和设计，从而丧失批判和超越的能力。
物化是货币化生存世界必然导致的现代性后果，两位思想家对物化的描述都贯穿着现代人生活感觉的分析，把物化视为现代人缺乏生命整体关照和丧失批判意识的严重精神痼疾。只不过马克思在考察物化问题时把经济体系分析和生活感觉分析加以贯通，而西美尔在于通过社会学分析和文化分析引出对现代人的生命意志和心理感受的关注。
（二）货币的幻化特征
马克思和西美尔都提及商品世界中人的货币拜物意识所体现的精神幻化想象，它起源于货币在观念中所彰显出的过溢的权力张力，是对人的主观感觉和意识侵扰的产物。于是，不是客观的交换关系派生出货币符号，而是货币符号演绎出客观的交换关系或交换物。作为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一种纯粹的符号形式，货币真正的创造力在于“把那些愿望从它们的想象的、表象的、期望的存在改变成和转化成它们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观念转化成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成实在的存在。”[5]货币可以通兑一切的强烈指向和经济性价值高于一切的情感意向在人类精神底层共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评价系统。
马克思以为，“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怪诞”的货币具有一种神秘力量，它足以使人们产生某种心理崇拜和认知幻觉，“谁占有了货币，谁就有了支配世界的权力”。货币无形中拥有对一切存在的解释和定义的特殊权利，否定并颠覆了实践主体的存在根据，混淆和颠倒有关善与恶、美与丑、真理与谬误的价值标准。“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5]当货币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被迁移到对自然的认识和读写上，明明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对自然的关系，却偏偏以天然物的性质或物的关系表现出来，在抽象观念的认知形态里，被颠倒的假象成为客观价值形成的第一因，货币完成了对社会存在的遮蔽。“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他们揭示出来。”[6]一切客观存在的社会性质退场了，只留下自然的、物质本性自身产生的性质。
马克思力图向人们表明，货币之所以具有颠覆和幻化力量，是因为它处在一定社会关系结构中，神奇的不是货币，而是社会关系本身。一旦逃离这种社会形态，环绕在货币之上的一切魔法妖术就会消失。马克思揭开了被精神生成史层层诠释的貨币拜物教真相，并给出了现实批判的革命方向，精神幻化反映人的生存状态的颠倒，并不归罪于主观上迷路的意识。对马克思的人类解放事业而言，货币拜物意识幻觉的粉碎终将在资本主义历史限度中找到解决冲突的手段。
西美尔对货币拜物意识的精神幻化也作了考察。作为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货币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给予人们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于是强化了如此的意识：货币才是真实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实体。货币拥有无限的可交换性、充当社会粘合剂的角色迫使人们不自觉地在心理上对其抱以高度社会认同感，并产生“货币创造众生，人类软弱无能”的错误认知。无所不能的货币逻辑构架浮现于社会精神意识层面，锻造出现代人对世界理解趋向物欲化和神灵化的心理坐标，货币存在符号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成了世俗世界之神。在货币符号被实体化、主体化和神圣化的过程中，主观价值完成了对客观价值的改装，货币也完成了从“相对性手段”向“心理上绝对的目的”的蜕变，幻象必然形成。
西美尔指出，在相对主义世界图景的排序中，一切发生了颠覆：事物内在质的本性转化为无特性的货币量;经济性价值在观念上剥离真实世界的固有价值;货币价值僭越人的生命价值，攀升为价值和目的的高度。只要货币还是人们欲望的对象、努力的唯一目标，“那整个货币特质的类属就时刻吸引着我们，以致我们会经常在一种幻觉下劳作着，这种幻觉就是：最小数量的货币也一直会使我们感到满足，因为它所代表的是我们所欲获取的对象和概念。”[3]货币幻象世界的生成预示经济运行原则可以在任何生活空间得以打通，经济性信仰在心灵深处的肆意蔓延，经济行为和道德情感可以自由通约、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可以普遍通兑，货币成为精神世界的流通物，占据精神世界的地盘，意味着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不断压倒品质的价值，追求生活意义的平均化、量化和客观化，货币“就像神话中有魔力的钥匙，一个人只要得到了它，就能获得生活的所有快乐。”[4]
从人的心理幻觉形成机制理解货币及货币经济，可以看出西美尔试图在新的社会情境中重新认识货币的本质，通过对货币逻辑操控下人的心理和精神世界的变化，审视货币经济对都市生活、个体心理的重要影响作用。西美尔的货币概念早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物的领域，它已从一种纯粹的抽象的手段和工具、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嬗变为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一种社会控制机制，在更深广的本体论层面造成生命感觉的萎缩、人的情感的漠视、生活的平庸与乏味，实施对人的压迫和监控。
（三）货币的异化力量
“异化”最早是西方古典经济学中的概念，意指个人财产或物品的出卖、转让，含有分离、疏远的涵义。马克思沿袭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框架下运用否定性辩证法来讨论异化的逻辑方法，异化构成了马克思货币批判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哲学范畴。“所谓异化，就是一种经验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体验到自己是陌生人……不觉得自己是他小天地的中心，是他本身行为的创造者——他的行为及其后果则成了他的主人。”[7]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本应是属人的存在或人的创造物，却成为凌驾于人之上，支配和主宰着人的意识、心灵和行为的异己力量，现代人就此陷入非人状态的生存境遇，这主要体现在： 其一，凝聚了实践主体本质力量的货币财富理应被统摄于全部人类活动的终极意义之中，那就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然而现代社会深陷货币崇拜主义迷狂之中，只把货币财富的积累本身当作社会生产的主要目的，当作生存的至上原则。货币以目的和工具合理性的符咒窃取了主体的地位，完成了对主体的剥夺和颠倒，人变得微不足道，人格化货币从根本上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单一纯粹的交换价值取代独特的个体生命价值。
其二，货币既代表能够买到一切使用价值的市场权力，又表征每个人行使支配别人劳动的社会权力，“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需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2]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货币主导着我们当代的社会生活，货币逻辑盲目地支配世界，整个社会都被整合到货币操控系统，为货币经济符号所控制、所编目，一切沦为货币力量的操控物。货币的占有者拥有着社会控制的权力系统。这时的货币无疑已经蜕变为与人相对立的社会权力。
其三，在现代社会文明里，人的关系日益通过货币关系体现出来。作为建立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主动模式，货币不仅表明人与劳动对象物之间的关系，也构建了个人与自己的生命活动、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可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度的设定使得个人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不归自身所有，在劳动过程中同自身相异化，对世俗物质需要和私人利益的追逐促使人与人之间彼此冷漠、孤立、疏远，形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社会怪象。
货币财富作为异化劳动的产物，是需要得到扬弃的历史性存在。所以，马克思认为，货币是一个实践的历史否定性命题。为了化解人类生存困境，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必须对异化劳动进行积极扬弃，这意味着一个“合乎人性”，促进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新社会即将到来。
生活在马克思之后的西美尔发现，统治人的异化力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它已从经济领域、劳动领域向文化领域渗透转化。从人们日常生活和个体内在精神入手，西美尔展开了对现代异化现象及货币化生存状态的批判，他的货币文化批判为理解人的本质异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从某个意义来说，他的货币化生存体验的文化分析有力地补充和拓展了马克思货币批判理论。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文化事件，货币夷平了所有事物的独特性，生命黯然失色、灵魂无处安身。外在物质文化的空前膨胀对内在主观文化的全面压制，促使生命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永不停歇的冲突，异化由此出现，这鲜明地体现在：
首先，潜在的流浪者、陌生人、忧郁的栖居者等人物形象刻画了异化的人格特征。西美尔以为，冷漠和缺乏人情味的现代生活风格是货币经济空前高涨的产物，货币与理性的共谋教化了人们精于算计的商业性格，培植了他们贪财、吝啬、奢侈的生活态度。“货币经济与理性操纵一切被内在地联结在一起。在对人对事的态度上，它们都显得务实，而且这种务实态度把一种形式上的公正与冷酷无情相结合。”[8]务实的精神使得大都市中的人际交往处处充溢着冷酷无情的色调，都市人在对货币财富无止境的追逐中迷失了自己而无法到达自由的彼岸，成了飄荡无根的流浪者，对生活彻底的失望，有时难免会产生悲观主义情绪，这成为现代人异化的新形态。
其次，无聊、茫然、麻木、厌腻、寻求感官刺激等态度成为货币化生存社会的主要异化模式。人的情感一旦寄托于无动于衷的中介物之上，个体灵魂的生命气息一旦从生活中驱除出去，个体就会丧失对周遭事物感知的敏锐性和独立思考的批判性。平庸、刻板和乏味与他们的长期相伴，导致当下人类热衷于冒险、旅行、赌博等活动，以期获得短暂的心灵解脱。具有纯粹审美态度的个性人物与千篇一律现代生活风格的格格不入、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对生命本身产生的无聊感，说明货币文化早已作为一种隐性的暴力，扼杀了人的实践主体性。富有创造性、丰富性的个体生命的被忽视及生存本真性的被遮蔽强烈要求个体力争保持自身的自由，于是，自我退隐和自我保存被西美尔视作是现代人适应都市生活的最后可能性，因为它是保存个体内在精神完整和保护个体远离异化社会的最后屏障。
最后，货币文化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的内在精神。西美尔认为，货币确定了社会生活的内容和秩序，进而确定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货币重视计算、数字、目的理性化等特征造就单一和平面化的现代生活风格。“货币可以消解所有性质迥异事物”的影响作用牵引并定义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被安置在货币所规定的同质化社会空间秩序中，并对这种业已存在的生活秩序只能顺从接受，“社会是逃避恐惧的避难所，也是繁殖恐惧的场所，它从恐惧中得到滋养，并且从对我们的控制中加强自身的力量”。[9]显然，同质化的社会空间在不断地吞噬着个体内在的精神丰富性、独特性和超越性，失去了本真意义上的个性生活。所以，西美尔才做出如此的判断，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精神特质和文化现象，货币支撑着现代文化朝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它既为个体化和自由提供可能，又对个性实施压制和扼杀，个体不得不遭受生命和生活的碎片化。这就是西美尔深以为忧的现代文化悲剧和困境：主观文化（个体文化）和客观文化（货币文化）的相互离异。在西美尔看来，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已转向通过货币实施的内在的文化心理统治，货币文化的冲击造成生命质感的持续下降，链接着现代人“反文化”的娱乐诉求，他们害怕崇高、神圣、价值和意义，单一地追求感官刺激、享乐欲求和当下体验，奉行游戏人间的人生信条。如俞吾金教授所言，“这个时代不但不是一个思想开朗、生气勃勃的时代，而是一个精神消沉、委琐卑微的时代。它表现出震荡、断裂、无序、失范、浮躁、媚俗、贪婪、虚假、做作、伪善等种种病症。”[10]
不难得出，马克思意义上的货币异化作用根源于生产的异化、劳动（生产关系）的异化，而西美尔意义上的异化则主要是个体生命感觉或精神的异化，主要根源于发展成熟的货币经济（文化），他在描述货币对个体，乃至整个人类世界的奴役时，并没有立足于社会经济基础，而是指向一个由货币符号、经济文化、个人心理构建的社会现实，只留住浮于表面的剖析，无力解释种种异化现象背后深层的社会根源。因此他对货币的批判显得有些单薄脆弱和软弱无力。 但不管怎样，在两位思想家眼里，货币问题并非是一个纯粹简单的经济问题，它关涉的是人的问题，诸如货币与人的生命感受、货币与人的日常生活、货币与人的自由、货币与人的交往的关系问题。他们对货币及货币化生存世界的哲学批判绝不是碎片式货币拜物意识批判，也不是对一般感性的货币现代性现象或体验的批判，而是以一种成熟的哲学历史观和人学观念，综合性地运用社会科学体系框架内的若干方法，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端以来人的发展逻辑与货币财富发展逻辑所产生的“现代性二律背反”的揭示、反思及其追问，他们对货币现代性执着而深刻的批判是对人类生存进化的现状和缺憾的深刻揭示，更是对现代性逻辑程式的深刻揭示，渗透着当下人类对现代社会发展理念所包含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也是对现代性背后所关涉的人类遭遇和未来命运的科学思考与人文关怀。
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处在西方现代化深度发展的拐点期，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时期，这也是现代性的全盛时期。那时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总资本与总劳动对立十分尖锐，大规模生态灾难和阶级冲突就此爆发。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结构构成了马克思货币现代性分析的重心。在完成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清算”之后，马克思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人类的现实生活，贯彻到历史的最深处——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领域，从而为其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所开辟和发展的社会批判理论带着浓厚的实践论色调，最具有革命批判的本性。
如马尔库塞所评价的那样，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始终是双向度的，这种“双向度”深刻地体现在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之中。[11]马克思对货币现代性批判是一种哲学批判，通过货币看到的是人的自由和发展问题。货币化生存是现代社会里人类生存状态的高度概括，虽然货币激活了现代人的创新能力，解放了人的创造力，处处彰显天赋人权的自由理念和个性解放，规划了“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重新创造一个自己”的现代性图景;但它造成现代人的普遍异化，货币以目的和工具合理性的符咒彻底窃取了实践主体的地位，完成了对主体的剥夺和颠倒。在货币权力张力的驱动下，人的一切激情、计划、欲望等直接变为货币的意志，货币成为最高级别的绝对精神和神圣主体。
马克思对货币现代性批判更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他把对货币与人性关系的哲学审视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加以贯通，并将其社会批判理论扎根于具体历史时代的物质基础之上，理论话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生命力。从最简单的商品出发，经过生产和流通，马克思发现货币作为抽象的中介窃取了世界的统治地位。这是一种现实的科学的抽象，产生着抽象的社会关系，并被抽象的思维表达为观念，货币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实现其社会性的唯一通道，中介本身成了目的。货币力量，尤其是作为资本的货币权力对商品社会的一切对象性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和思想关系有着支配性作用，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出发，立足于对货币经济领域抽丝剥茧式的分析，通过生产力和生產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说明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从对货币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去寻找现代性发展悖论背后最深刻的经济根源，寻找人类遭遇货币宰制命运的本质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此，马克思预言，随着现存社会关系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时代便会到来，在现实生活中、在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中必然缔造出一个新世界，找到一条每个人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之路。
应该说，马克思的货币批判理论主要是从深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批判中抽引出来的，与政治经济学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既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揭示人与人之间建构起来的货币关系具有历史进步性，又从历史哲学、社会哲学视角深刻揭示了货币对人性、自然或他者的摧残和损伤，货币作为特定社会关系的社会本质，把对主体性货币的批判，上升到人的解放和历史进步的社会生存本体论高度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理论高度进行思考。坚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者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无疑是具有建设性的，因为他的社会批判理论深入到社会、历史的运动发展中，力图通过实践的武器不断地改变社会现状，实现现存社会的革命性发展。他所秉持的政治经济批判路径为正确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他的现代性批判话语对其后一大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产生深远影响。
三、西美尔的文化社会学批判路径
马克思之后的社会学家西美尔活跃于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之交，那是一个现代性全盛时代向现代性的解构时代过渡的时期。在西美尔看来，货币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精神文化现象，货币化生存状态导致日常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种种异化现象，现代人无法逃避货币的渗透和强制作用。社会世俗化进程的加剧、生命感觉的萎缩使得人们对多样性、丰富性个体生活的渴求和对传统理性主义传统的质疑日益强烈，西美尔将批判的矛盾指向这些现实的根源——货币（经济），货币经济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成为西美尔货币现代性批判的核心。
西美尔认为，由货币工具理性主导的概念框架和叙事模式构成主宰世界和客观现实的中心。作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货币以抽象而同一的尺度，以中性、冷漠的性格剥夺了所有事物的独特价值、个性与品格，货币体系使人的外在关系一丝不苟、精确无误，但在伦理领域，内在意识却没有产生相应的发展，各个阶级在现代生活中都有自己独特的“现代式贪婪”。货币无所不能的通兑特性赋予个体物质生活上更多的选择，然而丰裕物质需求的持续满足换来的却是个体灵魂深处本真体验的剥夺、精神世界前所未有的困顿与空乏，大城市里处处是“忧郁的栖居者”。这些内在精神变化促使西美尔意识到，“文化生命与文化形式”走向对抗、分裂是现代社会自身固有悲剧的体现，整个社会好比一个隐蔽的运作系统，“客体化一直节节取胜，客体化诱惑和奴役着人;人对此不仅无所察觉，还犹如享受美味佳肴一般，乐不可支。”[12]出于对现代社会文化危机、意义危机、价值危机的深切忧虑，西美尔建构起人类理想的生存图景，为了反抗和逃逸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个体只有试图远离货币文化才能实现自我的救赎。 作為一位充满悲情而敏感的思想家，西美尔缺乏对经济活动的系统分析，没有恰当阐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只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根源归结为货币文化，归结为成熟的货币经济的发展，而没有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传统，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核心领域，因而他对社会批判的解读存在先天的缺陷和不足，只能提出消极的宿命策略而“提不出任何积极的社会与政治替代方案”。[13]为了摆脱货币经济的消极影响和控制，人们只有采取“保持距离”的逃避、掩盖、消失的策略。这种消极无奈的反抗理念显示了西美尔社会批判理论的软弱无力与退化，终未达到马克思扬弃异化的认知水平和高度。西美尔对现代性风险景象做出的这种适应性反应，吉登斯称之为犬儒式悲观主义。[14]
尽管如此，西美尔关于货币批判的文化社会学方法论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理论发展脉络上，西美尔有关货币的文化分析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他的文化分析有力回应和充实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虽然西美尔没有沿袭马克思经济哲学分析传统，深入资本主义物质生产领域，在物质生产的剖析中透视货币运行的深刻逻辑，却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论题的主要参照系，西美尔曾宣称，自己的《货币哲学》是为历史唯物主义建造底楼。[3]他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其货币文化社会学研究可以看作是马克思货币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一种理论效应，自行开辟的现代生活心理体验分析的新路向可谓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批判的一种补充。另一方面，西美尔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介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中间过渡批判形态，包含着现代和后现代批判原则的基本因素。西美尔对文化领域的关注为后现代主义开展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技术理性批判开辟道路，如法兰克福学派。他从文化视角生动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剖析资本主义运行机制，无疑为欧美学界的后现代主义范式思想库藏添上精彩一笔。
综上，虽然两位思想家把“货币”作为他们共同的社会批判的题域和靶心，但分析路径迥然不同。马克思的货币现代性批判以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基础，进而达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批判，最终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西美尔的货币现代性批判主要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审视货币及货币经济对现代文化及个体社会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现代人的内在心理、精神品格和个体生存体验的影响，以期“建立一套文化哲学、乃至生命形而上学的努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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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mparison of Marx's and Simmel's Currency Modernity Criticism
Feng Lijie
（School of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angxi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Marx and Simmel were two great ideologists who invariably used "currency" as a perspective to criticize modern society. Their studies had a common internal program， that is the "materialization-illusion-alienation" and held a deep sense of hardship about the living situation of modern people living in a monetized world. It is different that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path of money mainly focused on social relations structure and the level of social system， returned to the depths of monetary economic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found a feasible realistic path for the full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Simmel's cultural sociological analysis on money mainly focused on the spiritual psychology and social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individual. His strong fatalistic color would inevitably fall into cultural pessimism and could only adopt the self-salvation strategy of "keeping distance from monetary culture".
Key words： Marx， Simmel， currency; modernity; criticism， currency fetishism， currency differentiation， cultural sociology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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