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与哈贝马斯现代性思想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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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详细探讨了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比较了二者研究现代性的起点、实质、对现代性的诊断以及对现代性出路探索的不同之处。通过这四个方面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把握二者的现代性思想。
　　关键词：韦伯;哈贝马斯;现代性思想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3-0057-03
　　現代性问题是自社会学这一学科产生以来，就与之伴随的问题。各国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均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之下并形成了不同的见解。社会学界普遍将现代性问题视为“社会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韦伯与哈贝马斯两位德国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对现代性进行研究，本文将从两位社会学家研究现代性的起点、实质、对现代性的诊断以及对现代性出路探索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研究现代性起点的比较
　　（一）韦伯研究现代性的起点：宗教的“祛魅”
　　韦伯从宗教展开研究，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古犹太教》等著作的主线是“祛魅”以及理性化的发展过程，将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宗教相比较，探讨宗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韦伯认为，理性化普遍存在于世界上的各个时期和地区，且理性化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只有新教教义中包含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伦理，且信仰新教的教徒将这一精神伦理作为生命意义并应用于日常行为当中。对于早期信仰新教的教徒而言，金钱是外衣，最终的目的是通过获得金钱彰显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进而得到灵魂的救赎。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层外衣穿久了就会变成钢铁一样的牢笼。
　　韦伯认为由天主教改革产生后的新教对于“祛魅”和理性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促成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但是，正如上文所述，新教的教徒对金钱和财富的理性化追求起初目的是在以宗教作为生命意义的过程中灵魂得到救赎。当理性化的外衣穿得太久后，宗教的根蒂已经枯萎，外衣变成了钢铁一样的牢笼。韦伯辩证地看到了理性化给世俗生活带来的“祛魅”过程，同样也看到了理性化的后果，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过分理性所带来的后果。
　　（二）哈贝马斯研究现代性的起点：公共领域的转型
　　与韦伯不同的是，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以研究欧洲的公共领域为起点，以市民社会和公共权力之间张力关系为主线，重点考察了由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向后资本主义时期的公共领域的转型过程中的危机。哈贝马斯后期对于交往行动理论和交往理性的研究是对公共领域这一研究的深化[1]。
　　哈贝马斯认为，作为批判和辩证空间的公共领域，其产生以市民社会的独立为条件。17世纪重商主义政策催生了现代国家的官僚制度，现代经济变成了商业经济。出现市场扩张和生产私有化。社会再生产过程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并形成了市民社会。重商主义政策刺激了商业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但它体现了公共权力，是与市民社会对立的力量。这一情况发展为资本主义私人经济力量同资产阶级统治国家力量的对立。这就要求市民阶级围绕公共权力的商业政策展开对公共权力的批判，构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具有讨论性、批判性、开放性、平等性的特征。
　　（三）二者观点的比较分析
　　韦伯与哈贝马斯身处不同时代的德国，二者均将资本主义的起源于发展作为研究现代性的坐标。二者的研究起点有所不同：首先，在研究起点的内容方面，韦伯由宗教入手分析了宗教与资本主义社会精神和气质之间的内在关联，属于社会意识层面的研究，而哈贝马斯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公共领域入手，尤其是考察了资本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特征，属于社会存在层面的研究;其次，在研究起点的角度上，韦伯围绕“为什么只有欧洲产生了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横向比较了各地区宗教中的理性化思想并进行了纵向的历史分析;哈贝马斯围绕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对欧洲不同时期的公共领域进行纵向历史分析。
　　二、现代性实质的比较
　　（一）韦伯所认为的现代性实质：理性化
　　韦伯认为，现代性以理性化为基本特征，理性化指渗透在社会生活不同层面计算和支配事物的能力，尤其是经济生活中的理性化计算和政治生活中的官僚制。在经济生活层面。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不再是理性化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是科学和现代管理技术，个体在充分理性化的组织中是螺丝钉的地位。现代生活充满了形式合理性并取代了实质合理性。在政治生活层面。韦伯认为现代政治的理性化就是官僚化，理性化政治的理想类型是法理型统治。从事政治的有两种人，官僚和政治家。官僚没有情感，照章办事，政治家有喜恶和政治构想。现代政治的危机就是官僚政治体系把握了政治权力，将政治变成了例行程序，从而提高管理效率。但与此相吊诡的是，以政治家的理想为代表的人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受到压制。并最终形成官僚制的“铁笼”，现代职业人被迫在里生存。
　　（二）哈贝马斯所认为的现代性实质：公共领域的功能转型
　　哈贝马斯研究现代性的实质主要体现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向后资本主义时期公共领域转变的过程中，结构发生转型所导致的功能丧失。
　　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由两部分构成，文学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最初表现为文学公共领域，它包括批判在内的讨论机制，但这种批判不足以对抗公共权力，因此上升为政治公共领域，作为国家和社会张力关系的紧张地带。社会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市场体系;二是由私人构成不受官方干预的公共领域，这层含义的公共领域使公众参与进入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并与之辩论。
　　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有解放功能和政治功能。解放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使私人自律和市场自律结合起来，从人性的角度捍卫市场自律，即社会的解放;私人自律和私人体验得以普及和公开，使人性得以延续，即人的解放。政治功能为资产阶级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基础，也称为合法性功能。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法律、民主以及议会都必须来源于公共领域这一辩证和批判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说明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因为合法性指社会对国家所维持的统治秩序的认可，这种认可需要公众在公共领域中自由沟通和交涉形成公共舆论，通过讨论和批判的活动使得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成为可能。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发生于19世纪中期，这一时期自由资本主义转变成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福利国家、干预政策等使得国家和社会走向融合。公共权力侵入了公共领域，结构遭到破坏无法再发挥原有的政治功能，即丧失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功能。另一方面，文学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导致解放功能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由社团组织和政党代替，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来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当其结构发生转变并最终政治功能瓦解。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再也无处寻找。由此，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考察从公共领域转变到后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上。
　　（三）二者观点的比较分析
　　二者最大的不同表现为对现代社会中不同社会事实之间的张力关系的理解。韦伯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深入到对经济和政治的领域之中，韦伯看到了新教教义所带来的“祛魅”的理性化，但是当人们将理性化原则普遍运用到日常生活之中，导致了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理性化，最大的特征就是官僚制和理性化计算。同时，韦伯也看到了经济理性化和政治理性化对人们的压制，人们在现代经济组织中像螺丝钉一样丧失生活的意义，在法理型统治中又有官僚的照章办事取代政治家的理想。韦伯辩证地看到了理性化带来的优点和缺点，认为现代性的张力是理性化与人的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二者之间的关系，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效率”和“公平”二者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则从“批判社会”的角度出发，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和功能的转变，尤其是政治公共领域及其功能的逐渐丧失。公共领域原本发挥的政治功能为资产阶级统治提供合法性，但国家和社会的融合导致公共领域的结构的改变，原本公共领域基本原则，即公共性和批判性遭到破坏，公共领域发挥的政治功能无法再满足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导致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所认为的现代性的张力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国家权力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大政府，小社会”和“大社会，小政府”之间的关系。
　　三、现代性诊断的比较
　　（一）韦伯对现代性的诊断：非人格化
　　韦伯看到了理性化在世俗社会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尤其是理性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以及官僚制政治组织中发挥的作用。经济理性化，首先是导致了人类生存方式的转变，以科学技术和簿记制度为核心的经济秩序取代了人类对自己生存方式所做的决定，人类的自由被这些外在事物所剥夺，人变成了“异化”的人。其次，经济理性化和经济组织中的官僚制改变了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成了以利益为根本原则的交往。
　　韦伯通过对法理型统治作为现代社会统治类型的阐述，分析了官僚制作为政治支配类型中最具理性的类型。一方面說明了官僚制的积极作用，即官僚制高效性和办事原则上，另一方面说明了官僚制导致了人类自由的丧失。对于官僚制所造成的人类自由和意义的丧失，韦伯认为，官僚制越是完美，就越“非人格化”。在现代社会理性化趋势之下，个人自身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创造了自身难以抽离的支配系统，最终为自己套上了无法逃脱的“铁笼”。韦伯始终围绕着官僚制中的形式合理性以及人类自身实质合理性二者之间的张力讨论现代社会面临的困境。基于此，韦伯将他所处的时代诊断为：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灵魂的享乐者。
　　（二）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诊断：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哈贝马斯基于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和功能的考察，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无法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因此提出了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把社会系统分为三个子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并从这三个系统的投入和产出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哈贝马斯把这三种危机统称为合法化危机。经济危机导致了社会危机进而引发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反过来又强化了经济危机。因此，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不是单方面的“阵痛”，而是来自全身的“疾症”。这种全身的“疾症”都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界限不清有关。先前的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舆论为资产阶级统治提供了有效的合法化论证，当公共领域发生转型，公共舆论成为由政党操纵的人为舆论，无法再为资产阶级统治提供合法化证明。
　　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的病症诊断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中后期学术思想成熟后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始终运行其中的境域。哈贝马斯的另一个概念，体系指社会的行政管理和经济，是以权力和货币为中介而被组织起来的，与目的合理性行动相对应。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就是指“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表现为目的合理性行动凌驾于交往行动之上，也表现为人类日常的交往生活的扭曲。
　　（三）二者观点的比较分析
　　韦伯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诊断最大共同点是二者都注意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价值和意义在日渐丧失。但是，二者又表现出了很大不同。韦伯认为，造成人类价值和意义丧失的主体是形式合理性，即科学理性代替宗教理性，并且将这种理性应用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而渗透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哈贝马斯虽然也关注人类价值和意义在日渐丧失，但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却与韦伯的观点不同。哈贝马斯首先重新理解了理性的概念，认为理性不仅仅是韦伯所说的目的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还有交往理性，人类价值和意义丧失的原因是与权力和货币相对应的目的合理性行动对人类产生相互理解、互为主体或者说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的侵入所造成的。在哈贝马斯的概念体系中，生活世界与广义的公共领域意义是相同的[2]。所以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的考察并没有脱离早期对公共领域的研究。
　　四、对现代性出路探索的比较分析
　　（一）韦伯对现代性出路的探索：韦伯的“困惑”
　　韦伯对现代性出路的看法则是模糊的，这种模糊主要来源于官僚制一方面适应现代社会高效率的要求，强调形式合理性;另一方面来源于官僚制对人的自由和意义的压迫，强调实质合理性。这也成了韦伯的困惑。
　　韦伯只对打破形式合理性提出可能性的看法。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政治已经成为政党政治，政党的成立包含了价值立场和理念，再选出魅力型领袖和富有责任伦理的政治家，可以减轻官僚化在政治领域的形式合理性不断深入。这种“政治家”就如他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所说：“一个人，当这个世界，从他的立场来看，对于他所要奉献的一切表现得愚不可及、俗不可耐时，并不万念俱灰，而能正视这一切，说一声，尽管如此，我还要做！”[3] 　　韦伯没有明确给出现代性的“药方”，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包含着对形式合理性在现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和实质合理性日渐丧失的警示。因此，韦伯对现代性的出路只有一个模糊的看法：即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注重社会发展“效率”的同时注重“公平”。“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于当今社会发展的问题之中。因此，当代社会学家普遍将韦伯视为“与我们同时代的人”。
　　（二）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出路的探索：重建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对于合法化危机，从两个方面提出了重建公共领域的方法，作为现代性的出路，一方面是重建批判的公共性，另一方面是对公共舆论重新界定。对于重建批判的公共性的方法，哈贝马斯则主要从恢复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上入手，加强公共领域中的批判和监督。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把国家权力和社团组织从公共领域中脱离出来，实现公共領域的中立化和合理化。另一方面，对公共舆论的重新界定。哈贝马斯强调人们挽救公共领域中的理性因素，受过教育的公民所代表的观点更具理性因素，应由他们的话语代表公众舆论。
　　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开出的“药方”，把人类面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希望和力量寄托于交往理性的重建。一旦生活世界中的语言行动让位于体系中的货币和权力，便会削弱公众话语与交往理性的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把交往合理性置于形式合理性之前，让生活世界重新找回它失去的价值与规范，凭借交往理性的发展，人们组建一个以平等沟通，理解和共识的文化共同圈，从而达到对生活世界的拯救。
　　（三）二者观点的比较分析
　　韦伯面对他无法解决的困惑，并未对现代性明确开出“药方”。但是韦伯在19世纪就发出注重形式合理性的同时要注意实质合理性日渐丧失的警示。这对当今社会发展所出现的环境问题、贫困问题等问题是一个忠告，韦伯早期认为社会学是探讨“是”什么的学科，而不是探讨“应该是”的学科，即研究社会科学的态度是价值中立。但是随着他对社会逐步深入考察，还是逐渐深入到了价值判断，人文关怀的素养和气质使他无法不关注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韦伯的魅力之一。
　　哈贝马斯相较于韦伯对现代性持乐观的态度，对现代性的两次诊断都没有离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权力的批判。哈贝马斯开出的两剂药方重建公共领域和重建交往理性，由外延公共领域转移到即生活世界中的人这一内涵上，通过发挥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克服“体系”中的权力、货币等带来的目的合理性，通过人类平等对话和相互理解重建交往理性的方法挽救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哈贝马斯的理论无疑是建立在对韦伯理论的批判吸收之上。
　　两位理论家在他们为现代性开出的“药方”中都体现了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体现了社会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一部分应该具备的人文素养。但是二者又显现出很大的差异，韦伯建立在“理解”和“解释”范式上的现代性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批判”的范式相比较而言，后者继承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为现代性问题提出了不一样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刘少杰.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94.
　　[2]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5-253.
　　[3][德]马克斯·韦伯.伦理职业：马克斯·韦伯的两篇哲学演讲[M].王容芬，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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