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批判立场转向的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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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842—1843年马克思批判立场上实现了从政治性批判到政治批判的转变，1842年的马克思从总体上虽然仍是黑格尔的信徒，但已经认识到私人利益、现实生活与黑格尔理性国家理论之间的冲突，因此对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进行了新的界定，尝试去除国家的神圣性，批判纯粹的政治革命，从历史和哲学层面进行了新的筹划，为实现1843年批判立场的转变，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批判立场;筹划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8-0021-02
如果我们着手于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我们会发现：1842—1843年马克思的批判立场，存在着如同阿邦苏尔所宣称地从政治性批判向政治批判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实现源于1843年夏天，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完成，从这里开始，马克思意识到以往地在1842年所追随的那种黑格尔的理性国家道路只是一种乌托邦幻想，它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如果说要实现自由与解放，那么就必须抛却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从而展开对整个政治领域的无情的、彻底的批判而走向彻底的革命。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批判的视角转向到自己在1842年还追捧和信奉的黑格尔理性国家理论，在政治领域抛却黑格尔法哲学的身影，而进入到彻底的革命，实现了政治性批判向政治批判的转变，为实现这一转变，马克思从多个维度为做了新的筹划。
一、1842—1843马克思批判立场的转向
从马克思的生平历程来看，1842年作为德国《莱茵报》记者的马克思在思想上仍然是黑格尔的信徒。因此，此时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在诸多方面都追捧着黑格尔哲学所具有的革命性质。这在政治哲学领域也不例外。事实上，在《莱茵报》期间，马克思写下的诸多新闻评论都可以看到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存在。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马克思早期著作中都能看到黑格尔理性国家思想的身影，马克思强调哲学的重要作用，肯定国家的理性基础和独立性概念，并反对神学专制强调国家的总体性。因此，毫无疑问，《莱茵报》期间的马克思只是如同黑格尔那样强烈地把国家从宗教的神坛中解救出来，正是借助于这种解救事业，理性国家自身才得以复归。所以，当我们回顾1842年的马克思，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马克思事实上在政治哲学领域强调的是对神学政治的批判和理性国家的实存。
1843年《莱茵报》被查封，普鲁士政府开始对新闻出版自由进行全面压制，青年黑格尔派由分歧走向分裂，马克思意识到现实物质利益问题与理性国家之间有着很大的矛盾和冲突，理性国家严重偏离现实基础，动摇其理性主义幻想。正是这种对现实的状况、物质利益的认知，使得马克思意识到以往在1842年所追随的那种黑格尔的理性国家道路只是一种乌托邦幻想，它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如果说我们要实现自由与解放，那么我们就必须抛却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从而展开对整个政治领域的无情的、彻底的批判而走向彻底的革命。于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这一想法，马克思更多地专注于学术研究，在1843年的夏天，马克思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从这开始，马克思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自己在1842年所追捧的黑格尔理性国家理论，从而把矛头指向了政治领域本身。正是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那里，马克思在政治领域抛却黑格尔法哲学的身影，而进入到彻底的革命，也正是在那里，马克思实现了政治性批判向政治批判的转变。
二、马克思批判立场转变的筹划
（一）马克思对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合理性关系的界定
首先马克思建立了私人利益的立足点和国家利益立足点之间的分裂，馬克思把国家的逻辑界定成一种与私人利益逻辑相反的自觉组织领域，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一个独立的、宏伟的领域，如果把国家降低到私人利益或者私有财产的狭隘的维度来思考和认识，这对于国家而言是一种贬值，国家将失去它原有的身份，失去它特定的、独立的存在方式，甚至放弃国家原本的手段、职能和国家应有的灵魂之间的联系，这样所导致的结果将是制度的堕落，国家与私人利益这两个异质的秩序之间的混淆。其次关于私人的利益原则而言，马克思提醒林木所有者，“和国家相比，一棵最大的树木也抵不过一根树枝。”[1]282因此马克思认为不应该是“权利”和“自由”灭亡，而应该是“私人利益”灭亡，强调国家所做的应该是为私人利益提供一种保障，但是这种保障应该是有一种普遍性的、有界限性的保障，国家不能为私人利益而失去自己的、本应该有的正义性。最后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社会中存在私人利益逻辑和政治代表逻辑之间的冲突。从私人利益逻辑的角度出发，政治主体被消解以此来支持所有者的专制性的主体;而从国家的逻辑角度出发，那就存在着私人利益的一种变形，私人利益在国家领域中的安置，会让它遭受一种精神化，还原私人利益的外在性，而这里还原的关键不是要压制私人利益，而是要把它带到国家的层面，带到国家的自由和正义精神的环境中。在1842年后期，马克思已经开始意识到现实物质利益与理性国家之间的冲突，但是总体上来说马克思此时仍然是一个政治唯心主义的或者说是政治高度的理论家，他所强调和支持的是一种政治解决，也就是强调总体性的合理性，超越简单的表象来解决物质冲突。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现实社会与理性国家冲突的发现，对私人利益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这种认识和界定，推动了马克思在1843年批判立场的转变。
（二）马克思尝试去除国家的神圣性
首先这种尝试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与以前的国家观决裂的尝试，这种国家是一种按照无限的、自我规定的主体的模式来规定，整合一切外在性，并且与自身相符的国家。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念：“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的。”[1]259黑格尔的这种观点是强调政治制度与抽象理念的关系，马克思强调这是一种神秘主义，在这里市民社会本身而言是不具有现实性的，市民社会上升过渡到国家也只是一种观念的生存过程，而不是市民社会本身的生存过程，国家在这里具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这种生存过程也是一种脱离现实基础的神秘过程。其次马克思极力反对把政治领域、政治结构神圣化，这种神圣化认为政治领域、政治空间应该是从基础，即世俗生活垂直的上升到国家的过程，国家也就是最高的天堂。而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当中出现一个政治舞台即所谓的“真正的民主”，力图从多个方向、多个点出发，而不是仅仅的世俗生活，去从新组合政治领域、政治空间。这两种尝试是马克思意识到理性国家思想的本身脱离现实基础，国家与政治空间成了另一种神圣化了的存在，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而力图打破这种神圣结构的尝试。 （三）批判纯粹的政治革命
1842年马克思还在宣传理性国家思想，追寻黑格尔的理性国家道路，到1843年马克思逐步认识到理性国家思想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幻想，与青年黑格尔派理性国家的乌托邦决裂。马克思开始谴责政治革命，而赞成一种彻底的革命。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对于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1]452马克思在德国的经验中得出，政治解放是革命阶级解放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纯粹的政治解放形式是有限的。马克思强调：“即使人已经通过国家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即宣布国家是无神论者，但他还是受宗教的限制，这正是因为他只是间接通过中间环节承认自己。”[2]6只是把纯粹的政治领域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不能治愈社会疾病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是不一致的，把政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没有把人的观念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国家已经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而国家的公民依然有可能受到宗教的束缚。纯粹的政治解放，是从一部分条件出发的，狭隘的解放，忽略了历史条件和境遇，而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必须进行全人类的，彻底的革命。
（四）马克思在社会历史和哲学两个层面的筹划思考
首先在社会历史层面，马克思认为现代国家受旧制度和现代工业、社会财富的束缚。马克思认为，旧的制度会对国家产生一种极大的困扰，旧的神权政治，宗教国家制度等会使国家超出自己能力和实际职能范围发挥作用。而且国家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工业、社会财富以及政治世界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怎样的结构进行社会化分，国家应该在这种结构当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所以现代国家要脱离旧制度和现代社会划分的束缚是马克思在实现批判立场转向和新方向的一个筹划。其次在哲学层面，马克思认为国家不应该作为宗教异化的重复。马克思认为，人类不应该围绕国家而转应该围绕自己而转，国家不应该变成宗教异化在世俗形式上的重复，这样会使国家脱离它的生产者人而存在，这样国家变成一种脱离于人类，脱离于现实的外在力量，重新去反对和控制人，这样国家又会回到宗教神权。马克思开始意识的是一种政治革命的危机、当然更进一步强调的是彼岸世界的危机，也就是说，从现实角度来说，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所谓的那种国家在绝对精神中的演绎与复归，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性国家可能是无法实现的，由此，国家到底向何处去，这就需要重新加以思考了。抛却了理性国家和国家在彼岸世界的实现，那么，留在此岸世界的国家的去向又是何处呢，这两个筹划为马克思在脱离理性国家思想，实现立场的转变，开启一个新的方向。
三、结语
马克思在1842年后期，虽然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黑格尔理性国家思想的影响，强调和追求的国家目标仍然是理性国家，但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已经开始注意到物质利益对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开始意识到现实社会生活和理性国家思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指出普鲁士政府的不足以及封建地主、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剥削性和压迫性，积极维护贫困、受压迫群众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着力厘清国家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合理性关系，从多个维度出发，为其1843年批判立場的转变开启一个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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