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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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涛
摘要：孙中山提出用纸币替代金银货币，但必须谨防滥发纸币，纸币发行的量要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货币购买力要与商品可供量协调一致；为了防止纸币的滥发而贬值，必须从制度上加以约束。国家发行纸币必须以国家赋税收入作为保证，或以金银、货物和不动产作保证，实行货物发行保证制，从而有效防止纸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发生。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现代货币理论中的货币锚问题。中国目前确实存在货币无锚滥发的现实，这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更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关键词：孙中山；货币革命论；货币锚；货物保证制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6-0014-07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思考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制定出一套规模宏大的中国经济建设规划，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经济思想。货币革命论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重温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思想，对今天加深关于通胀的认识以及更好地促进中国当代经济转型都极具启示意义。
一、孙中山货币革命论的基本内容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向各列强国家银行借款无成，财政日显窘困。加之当时公私出纳皆用白银，中国白银数量又极为有限，无法满足商品流通和经济活动的需要，现实经济活动中日渐呈现出现金周转困难的局面。当时的银行界对发行可兑换银行券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发行数量很少，这一切又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短缺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孙中山1912年12月3日发表了《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主张“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1](P544)，把货币革命提高到作为救亡的“非常之策”的历史高度。在随后（1917―1919年）完成的《建国方略之一》第二章“以用钱为证”中更加详细阐述了他的钱币革命论思想。
孙中山主张国家依法发行纸币以代替金属货币流通，以纸币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由国家把法定的纸币向全国发行，取消金银作为货币，禁止金银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即“废金银，行钞券，以纾国困而振工商”；[2](P175)“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国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其现作钱币之兑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场流行。”[3](P545)对于国民手中的金银铸币，“限期将市面现银之币收换，过期有仍用旧币者，加数没收充公，并严罚其授受之人。”[4](P547)孙中山在解释何以将这种币制改革称之为“钱币革命”时说道：“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财货溢于金银之千百万倍，故多数以纸票代之矣。’就如同过去金银取代布帛刀贝一样，这是‘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进行，是谓之革命”。[5](P545)他认为只要纸币“行之得其法，则纸币与金银等耳。”[6](P175)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党纲》中还写进了改革货币的条目：“改革货币：革新货币制度，以谋国内经济之进步。”[7](P5)孙中山强调，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金银产量有限，满足不了商品交换流通的需要，用纸币代替金银货币以承担流通手段的职能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他强调货币革命不仅是为了解决财政的一时困难，更关系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把货币革命列为实施民生主义的三大措施之一。
孙中山在论述他的以纸币替代金银作为流通货币的思想时，反复强调货币的发行必须集中统一：“供社会通融之纸币，则悉由发行局兑换而出”。[8](P546)国家应直接控制货币发行量，使货币发行量与货币流通量相一致，以保证纸币能以金银或货物或产业兑换而“生效力”。孙中山在《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中提出设立两个机构，“一专司纸币之发行，一专司纸币之收毁”[9](P545)。孙中山强调国家发行的纸币要成为有效力之纸币就必须用政府的赋税来做抵押。两个机构的具体工作操作流程是：如政府每年赋税3亿，税务处便根据国家的预算命令如数发出债券给“纸币发行局”，纸币局又如数发给纸币“以应国家度支”[10](P546)；而当税务处收回3亿元税款之后即把所收回的纸币如数交回货币销毁局，赎回债券。“如国家遇有非常之需，只由国民代表议决预算表，如数责成国民担任，或增加税额，或论口输捐。命令一出，钱币发元（行）局便可如数发出纸币，以应国家之用，按期由税务局收回纸币，此款便可抵销”[11](P546)。也就是说，货币的发行必须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来作为发行纸币的保证。孙中山提出货币的发行准备也可借鉴日本，“其本位可仿日本，以金为定制”[12](P547)。1912年日本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孙中山提出仿效日本以金为定制，强调国家发行纸币除税收外，也可以将储存的黄金作为纸币发行的准备金，并允许黄金的输入和输出，作为抵偿国际贸易中外汇结算差额的手段。
孙中山强调以金银或货物为保证发行纸币的优越性是：“当纸币之存在发行局，为未生效之货币，必需以金银或货物或产业兑换之，乃生效力。如是，纸币之流于市面，悉有代表他物之功用，货物愈多，则钱币因之而多，虽多亦无流弊。发行局发出纸币而得回代价之货物，其货物交入公仓，由公仓就地发售，或转运地方发售，其代价只收纸币，不得收金银。此种由公仓货物易回之纸币，因代表之货物去其效力，立成为死票，凡死票悉当缴交收毁局毁之。如此循环不息，则市面永无金融恐慌之患，而纸币亦永无流弊之忧。一转移间而全国财源可大活动，不必再借外债矣。”[13](P546) 孙中山强调货流就是钱流，货币流通量是商品流通的价值表现，以相应数量的商品作为发行的保证，如此一来就可以有效防范滥发纸币。孙中山认为他的这一主张是充分总结中国货币史的经验教训得出的。他说：“夫国之贫富，不在钱之多少，而在货之多少，并货之流通耳。汉初则以货少而困，其后则以货不能流通而又困。于是桑弘羊起而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卒收国绕民足之效。若桑弘羊者，可谓知钱之为用者也。惜弘羊而后，其法不行，遂至中国今日受金钱之困较昔尤甚也。”[14](P176)
孙中山还论述了纸币取代金属货币具有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他指出在工商业经济尚不够发展的国家，作为商品的交换媒介，多采用金属货币进行流通。而在工商业经济水平很高的国家里，由于财政开支、商品交易使用的货币数量较大，金属货币因有限已无法满足交易的需要了，纸币就必然要产生了，此时货物的交换和流通、支付就多采用纸币的形态，这是经济规律起作用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论证说：货币“在工商未发达之国，多以金银为之，其在工商已发达之国，财货溢于金银千百万倍，则多以纸票代之矣。然则纸票者将尽夺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钱币，如金银之夺往昔之布帛刀贝之用，而为钱币也。此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15](P545)孙中山依照商品交换形态和货币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需要时代”、“安适时代”、“繁华时代”三个阶段：“钱币未发生之前，可称为需要时代，……钱币既发生之后，可称为安适时代，……自机器发明之后，可称为繁华时代，……由此三时期之进化，可以知货物‘中准’之变迁也。故曰：需要时代，以日中为市为金钱也；安适时代，以金钱为金钱也；繁华时代，以契券为金钱也。此三时代之交易‘中准’，各于其时皆能为人类造最大之幸福，非用之不可也。”[16](P177)孙中山在这里分析说，随着时代的发展，货币的形态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需要时代”以“日中为市”作为物物交换的“中准”，“安适时代”以金钱作为交换的价值尺度，“繁华时代”则以纸币作为交换的媒介。“日中为市”，结合孙中山在《以用钱为证》一文中的分析来看，它的内涵是指当时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具体指在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利用同一时间和空间，作为交换场所的小型集、墟。[17]也可以理解成人们可以同时到市场上去各出所余以求其所需，于是交换货物、互通有无便能畅通无阻了。“日中为市”虽不同于货币，但促进商品交换的功能是相同的，货币是商品流通时代交换的媒介，“日中为市”则是物物交换时代交换的媒介。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孙中山说“日中为市之制者，实今日金钱之先河也”，也就是说，“日中为市之制者”是货币产生前奏。
对于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孙中山早在1905年就印行了“中华革命军银票”进行过实践，1911年又发行过“中华民国金币券”为革命筹措军费。孙中山说，他对于纸币政策早在“谋革命时，已注重于此，定为革命首要之图。”[18](P545)对禁止金银的流通，孙中山早在1906年秋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因粮规划》中就明确规定：“凡军中捐输，该捐主必须将军事用票缴因粮局，不得以现银缴交。说明军事用票欲其流通市面，必须设此法，例如捐主捐十万元，缴纳时如必须军事用票，则不得不将现银兑换军事用票，始能缴纳。是则军事用票有不能不流通之势”。[19](P309)这一规定实际上是用金银作为发行军事用票的准备金，以保证军事用票的信用，强制其在社会流通。
孙中山对他的货币革命论充满了乐观的预期。他认为如用金银作为货币，金银量有限，“一遇减少，必成恐慌。中国人或更埋之地下，外国人必然输出海外”，使中国“穷上加穷，而各国银行业奸商遂从而垄断之。人民虽激于义愤，欲报效国家，然如苦无金钱，爱莫能助，徒唤奈何耳！此吾中国现在之境况也。若行钱币革命，以纸币代金银，则国家财政之困难立可抒（纾），而社会之工商事业，亦必一跃千丈”[20](P547)。孙中山预期只要用纸币代替金属货币流通，市面永无金融恐慌之患，同时商品流通必会发达，工商业发达后，我国的出口也必将多于进口，从而出现贸易的“出超”。为弥补贸易的平衡，外国的金银货币必然流入，我国的社会财富必然增加。总之，废金银而发行纸币，对内既可满足市场对于流通通货的需要，保证生产和流通的正常资金周转，对外又能增加出口，对政府而言还可以有效地解决财政困难，有利而无弊。
二、孙中山货币革命论的合理性
孙中山货币革命论的理论渊源来自他所读过的马克思和西方古典经济学的著作，产生于他对西方货币发展史与货币流通现状的考察。对此，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明确指出，他曾“尝考欧西最初社会主义之学说，……德国麦克司（即马克思）者，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21](P506)对于西方古典经济学，他也时常关注：“实业未革命以前，人皆泰（奉）斯密亚丹之说为圭皋，一致主张自由竞争。”[22](P520)他自述自己曾“综览人文之进化，详考财货之源流”，同时还“研究经济之学，详考工商历史、银行制度、币制沿革”。[23](P179)
对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孙中山有正确的认识。他指出货币起源于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他描述在人类古代社会尚未出现交换以前是不需要货币的，那时古代未开化之时，其人无不各成部落，“自耕而食，自织而衣，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24](P172)，随后“其稍开化者……于是部落与部落始有交易之事矣。……是交易者，实为买卖之导线也。或曰：‘交易与买卖有何分别？’曰：交易者，以货易货也；买卖者，以钱易货也。”[25](P172)随着货物交易的出现，货币就诞生了，“日中为市之制者，实今日金钱之先河也。”[26](P173)货币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物物交换到货币交换的过程：“自日中为市之制兴，则交易通而百货出，人类之劳力渐省，故其欲望亦渐开。于是前之只交易需要之物者，今渐进而交易非需要之文饰玩好等物矣。……则凡有货物以交易者，必先易之，而后以之易他货物。如是则此等文饰玩好之物，如龟、贝、珠、玉者，转成为百货之‘中准’矣。此钱币之起源也”。[27](P173)货币起源于货物的交换，是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物。人们在进行货物交换之前，先将所需交换的货物换成这种作为“百货之‘中准’”的货物，再用这一“百货之‘中准’”的货物去与其他货物交换。孙中山不仅正确地认识到了货币的起源，也正确解读了货币的本质。对于货币的本质，孙中山的解读是：“凡物适合于为百货‘中准’者，皆可为钱币，而金钱亦不过货物中之一耳。”[28](P171)货币也是一种商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钱币的价值与它所交换的商品的价值实行等价交换，等价交换的标准就是两者所包含的劳动量，商品、货币和劳动的关系是“钱既是代表货物的，究竟货物是甚麽呢？是人工做出来的，……可以说人工生货物，货物生金钱；好比父生子，子生孙的道理是一样的。”[29](P76)孙中山概括货币的本质主要有二：“古人有言：‘钱币者，所以易货物，通有无者也’，泰西经济学家亦曰：‘钱币者，亦货物之属，而具有二种重要功用：一能为百货交易之中介，二能为百货价格之标准者也’。作者统此两用，而名之曰‘中准’。故为一简明定义曰：‘钱币者，百货之中准也’。”[30](P170)在这里，孙中山提出货币主要有两大职能，一是货币的交易中介职能，一是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孙中山用“中准”二字概括货币的本质职能，是他的一大创见。孙中山在这里所说的“中准”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般等价物”的含义。孙中山用“中准”二字作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定义，这是最简单的表述，它包括了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种基本职能。这反映了孙中山对西方的货币理论是十分熟悉的，对货币本质的认识也是深刻的。马克思也持相同的看法：“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31](P113)孙中山还提出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中准”）是依附于商品的财富本质的，没有了商品的交易活动，货币的这一本质也就不复存在了：“金钱本无能力，金钱之能力乃由货物之买卖而生也。倘无货物，则金钱等于泥沙矣。倘有货物，而无买卖之事，则金钱亦无力量矣。”[32](P171)孙中山强调货币的流通职能是依附于商品和商品的买卖流通过程的。
孙中山货币理论的合理性还在于它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来考察货币的发展形态，从而深刻地认识到了金属货币必然为纸币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如孙中山在分析“需要时代”、“安适时代”、“繁华时代”这三个时期里各种不同形式的货币都为人类社会的商品交换、经济的繁荣做出过巨大的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货币的形态也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他分析说，在“需要时代”社会已经存在着分工，“耕者专耕，而织者专织，……由是则生产增加，而各以有余而交易也。……自交易既兴之后，……即耕者有余粟，不得不携其粟出而求交易也，织者有余布，亦不得不携其布出而求交易也。由此类推，则为渔、为猎、为牧、为樵、为工、为冶者，皆不得不各自携其有余，出而求交易也。否则，其有余者，必有货弃于地之虞”。[33](P172)生产者通过物物交换用自己的劳动产品交换回自己所需要的其他生活物品或生产资料，交换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和生产需要。“安适时代”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交换种类的增多，出现了用作中准的钱币，以促使经济交换的进一步扩大。由于钱币的介入，“初本不急之物也，惟渐变交易而为买卖之后，则钱币之为大用矣。”[34](P173)孙中山已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货币也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形态，金银代替布帛刀贝，纸币取代金属货币，这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结果，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工业为之革命，天地为之更新，而金钱之力至此已失其效矣。……所以大宗买卖，多不用金钱，而用契券矣。”[35](P174)契券包括银行支票、钱庄庄票和信用纸币等。孙中山关于钱币起源的看法，源于对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学习，也合于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说：“物物交换的逐步扩大，交换次数的增加，加入物物交换的商品种类增多，发展了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促进了货币的形成，从而对物物交换起着瓦解的作用。”[36](P39)
孙中山货币革命的思想已认识到了货币的本质就是充当“一般等价物”，其表述是“钱币者，百货之中准也。”[37](P170)“钱币维何？不过交换之中准，而货财之代表耳”。[38](P545)因此，孙中山强调国家的贫富不在钱之多少，而在于货物之多少。孙中山解释他所说的“中准”是“百货交易之中介”及“百货价格之标准”二者的合称，这说明孙中山已认识到了货币的主要职能是交易的中介，而货币之所以能具有中介的职能又主要是由于货币也是商品，所以才具有“代表”百货的功能。既然货币是一种流通手段，它自然也会随着经济交易的需要和发展而发展，经历布帛刀贝、金属货币和纸币的三个发展阶段。孙中山已认识到货币演化的原因是经济的不断发展。正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工商业交易的发达和频繁，才使得作为“中准”的钱币显得“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纸币才开始替代钱币。孙中山认为货币的形态发展必须与经济形态的发展相适应，社会性质决定货币的形式，各个时期出现的货币又起作用于人类社会，促使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辩证关系的认识和论述在理论上都是正确的，在当时的中国也是十分先进且难得的，在当时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他的这一认识与马克思相一致，马克思指出：“货币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的不同阶段。”[39](P64)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的合理性还反映在他不仅看到了货币对商品的依附关系，还探讨了商品的本质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如他说货物是“人工做出来的”，“所以，把钱、货物、人工三项东西的能力比较起来，实在可以说货物的能力大过钱，人工能力大过货物。”劳动才是商品和货币的价值之源，“是以万能者人工也，非金钱也。”“货物在大小长短轻重的不同，所费的人工便有多少的不同，要恰恰报酬那种人工的多少，因之货物的价值便应该有多少的分别。”[40](P76)这种商品生产中的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正是孙中山钱币革命论中“以工换币”的理论基础。
孙中山的用纸币代替钱币的货币革命思想不仅具有其历史的和理论的合理性，也具有时代的前瞻性。这一切正如孙中山后来总结的那样：“乃民国元年时，作者曾提议废金银，行钞卷，以纾国困而振工商，而闻者哗然，以为必不可能之事。乃今次大战，世界各国多废金钱而行纸币，悉如作者七年前所主张之法。”[41](P175)历史的发展进程正如孙中山所预料的那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孙中山却提出了用纸币替代金银币的革命主张，随后的西方正如孙中山所预料的那样，在国际交往或战争中失利的国家往往还出现大量黄金的流失，经济强国或战胜国则往往在获得他国的大量黄金之后把黄金储存于国库以应付战争、战备以及经济危机的需要，致使黄金流通量严重不足，这就导致了世界货币制度从金本位制向金汇兑本位乃至最后向纸币的演变。孙中山所提出的用纸币代替金银货币流通的主张，顺应了由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世界潮流，代表了货币发展的方向。马克思说：“事实上只有当国际贸易平衡暂时遭到破坏时，才要求用金属来结算国际贸易。国内现在已经不需要使用金属货币了，这已由所谓国家银行停止用现金支付的办法所证明。”[42](P585)
当然，孙中山的货币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还根据他自己划分时代的标准进行衡量，认为中国当时还处于安适时代，如果全部采用纸币代替金银货币流通，条件尚不具备，因此他提出纸币和金属货币“同时兼用”的主张：“但在今日，则非用契券，工商事业必不能活动也。而同时兼用金钱亦无不可也，不过不如用契券之便利大耳。”[43](P177)这与其早期在《钱币革命》所提出的废金银作为货币的主张相比有一定的倒退。即便如此，由于反对势力的反对，他的这一主张也未能得到实施。
三、孙中山货币革命论的现代启示
孙中山货币革命论提出距今已经百年了，他所提出的钱币革命的主张虽因各种原因没有实施，但作为理论遗产对于今人仍有可供借鉴的现实价值。世界货币史的发展也印证了孙中山这一货币革命论的合理性和前瞻性。百年后，尤其在经历了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滥发货币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通涨高企的今天，重温孙中山的货币革命思想，仍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孙中山提出用纸币替代金银货币之后，必须谨防滥发纸币的流弊。孙中山在货币革命论中明确强调，纸币就是一个符号，本身没有什么价值，故要由国家发行，强制使用，“纸币之本质价廉而易制，不比金银之本质价昂而难得。……金银之代表百货也，其代表之性质虽失，而本质尚有价值，尚可流行市面而无弊。”[44](P545)因此，纸币的发行若无制度性限制极易出现滥发的流弊：“故纸币之代表百货也，其代表之性质一失，则成为空头票，如仍流行于市面，则弊生矣。”[45](P545)孙中山对纸币这一流弊的认识是从总结中外历史上滥发纸币的教训中得出的：“或曰：‘元明两朝皆发行钞票，乃渐至民穷国困，而卒至于亡者。美国南北战争之时，亦发行纸币，而亦受纸币之害者，何也？曰：以其发之无度，遂至纸币多而货物少故也。’”[46](P175)孙中山在这里所提到的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为了筹措军费不惜滥发纸币，结果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导致南方军事失败的重要成因之一。孙中山接着批评北洋政府近期也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反生出市面恐慌，人民困苦也”的作法是“直以空头票而骗金钱耳。此北京政府之所以失败也。”[47](P177)这说明孙中山已深刻认识到纸币和金银货币是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货币：金银货币的价值等于其币材的价值，因为黄金本身就是商品，是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的商品，黄金货币的代用券――银行券的发行不能过超其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纸币则不同，它不过是依靠国家信用支撑发行的信用货币，其货币价值不等于其币材的价值，因此发行过度一定会出现货币贬值的流弊：“纸币之行用，无论古今中外，初出时甚形利便，久之则生无穷之流弊，必至归天然淘汰而後止。”[48](P545)为此，孙中山提出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来预防这一流弊的发生：一是保持纸币发行量与货物流通量相适应，纸币既是百货之代表，则发行时“必得代表之货物或人民之负担，而纸币乃生效力”，“纸币之流于市面，悉有代表他物之功用，货物愈多，则钱币因之而多，虽多亦无流弊”。[49](P546)纸币发行的量要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货币购买力要与商品可供量协调一致，并随着商品流通量的增减变化而同步调整变化，货物多则纸币多，货物少则纸币随之减少，谨防出现“发之无度”的失衡现象。二是为了防止纸币的滥发而贬值，必须从制度上加以约束，“速行立法”，设立两个机关，一个专门负责纸币的发行，一个则专门负责纸币的回笼与销毁。
启示二。纸币的发行必须实行货物保证制，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货物本位论，它既有别于货币金属论，也有别于货币名目论，在货币史上独树一帜。货币本位论主张货币以商品货物为本，代表的是商品货物的价值，只要有充足的商品货物，纸币就可以代替金银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孙中山货币本位论认为，货币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劳动力是商品价值形式的源泉。表现在孙中山的货币思想中，就是以货换币和以工换币的货币发行主张。孙中山对货物本位论论述说：“当纸币之存在发行局，为未生效力之币，必需以金银或货物或产业兑换之，乃生效力”。[50](P546)也就是说，货币的发行必须以货物作为发行保证，其办法是政府允许人民拿金银、货物或产业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发行局将兑换到的货物等交入公仓，由公仓就地发行，收回纸币，回收的纸币也就缴纸币发行局销毁。其中金银在钱币革命后将被等同于商品货物，共同承当纸币发行的保证。在具体操作方法上孙中山提出“在政府当速行立法，……筹备设立公仓工厂，以便人民以货换币，或以工换币之地”。[51](P547)“以货换币”即换取的货物作为纸币的发行保证；以工换币，孙中山认为劳动力是商品价值形式的源泉，他的设想是由国家设立工厂，以工人在工厂里生产的产品作为国家发行纸币支付工人工资的物质保证，也可以理解成是与纸币发行相适应生产流通的扩大而新增产品作为发行保证。孙中山认为国家发行纸币必须以国家赋税收入作为保证，或以金银、货物和不动产作保证，实行货物发行保证制，就可以有效防止纸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发生了。
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强调发行纸币必须以充足的货物为准备，使“国家所发行的纸币”成为“有效力”的“生币”，而不是毫无效力的“死币”、“死票”或“空头票”，以确保纸币的信用。孙中山亲眼目睹了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中央和地方滥发纸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强调纸币的信用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金制度。那就是所发行的货币都要以社会的财富作为发行的准备，或以国家赋税保证财政发行纸币，或者是以货换币，或是以工换币，以防止纸币的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发生。在孙中山这一货币思想的影响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货币金融监督考核制度，将货币的发行至于议会的监督之下，由参议院决定全国的统一币制和货币的发行。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立中央银行时根据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分权原则，还设立了理事会、监事会，用意也在此。
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重要启示，那就是从中外货币史的实践来看，纸币的发行若无有效的制度约束必然会出现滥发的流弊，其结果必然是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发生。民国时期就有这样的教训，国民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滥发纸币，从1937年6月至1949年5月12年间，纸币的发行大约增加了1 768倍。由于战争的影响，生产停滞，商品交易量却没有增加，滥发的货币必然造成物价上涨。百姓手中的“金圆券”和“银元券”瞬息间就变成了毫无效力的废纸，人民戏称“用麻袋装钞票，用纸袋装米”，结果是加剧了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垮台。2009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现的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现实，也与央行货币发行的过滥有关。例如2008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7.5万亿元，比2007年末增长17.8%；当年国内生产总值300 670亿元，比上年仅增长9.0%。2009年为了保八，除了4万亿政府主导的投资外，M2余额因增发更是高达60.6万亿元，同比增长27.7%；而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35 353亿元，比上年仅增长8.7%，货币增发超过GDP增幅高达19%，过多增发的货币必然导致通胀压力的加大。我们再看一下2000年以来10年间的货币增发速度：2000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13.5万亿元，2010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高达72.6万亿元，10年间货币增长超过5.37倍，这期间黄金的涨幅仅为3.5倍，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89 404亿元，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397 983亿元，10年来GDP增幅仅为4.45倍，货币增发超过GDP增长的部分，必然以通货膨胀的形式被释放出来。
孙中山提出纸币的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发行保证，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现代货币理论中的货币锚问题。货币锚是指一个国家要获得稳定的货币环境，必须要有一个调整国内货币发行的参照基准。现在的货币，最大的特点就是失去了作为货币锚的标的物。时下有多少人看着自己的不断贬值的货币而无能为力，或者被迫去做自己不熟悉、不擅长的投资而血本无归，或被迫去做房地产的投机客。这一切都源于一个问题：货币无锚滥发，价值随风飘逝。如果说孙中山提出应以现实流通的商品货物作为纸币发行的货币锚，这需要以商品信用制度的高度发达作为前提条件，同时配合以周密细致的生产、流通、分配在数量、结构、价格等方面的合理组织管理，才能使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在数量和布局上趋于一致，实施起来有一定的困难，那至少应借鉴孙中山提出的货币的发行必须接受立法的限制，“由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即今天的全国人大议决。否则，中国目前因货币无锚滥发的现实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这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更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就是孙中山货币革命论对我们今天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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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Sun Yat-sen's Monetary Revolution Theory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Modern Society
Ma Tao
Abstract: Sun Yat-sen proposed the substitution of gold and silver with paper notes but cautioned against the uncontrolled issue of paper notes. The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should be the benchmark for the paper notes.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notes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upply of commodities. Appropriate systems had to be set up to prevent the unlimited issue of paper notes. He suggested that the state should use the tax revenue or gold, silver, goods and real estate as the guarantee to issue the notes, so as to effectively avoid the depreciation of paper notes and the outburst of inflation. In fact, Sun's thoughts on the issue of paper notes is the currency anchor. In today's China, the issue of paper notes without the limitation by currency anchor not affects only social stability but also the adjustment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Key word: Sun Yat-sen; currency revolution theory; currencey anchor; goods guarantee system
收稿日期：2011-09-16
作者简介：马涛（1957-），男，陕西三原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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