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与被消费：民国西式餐饮空间中的女性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 民国时期，出入西餐馆、咖啡馆之类西式餐饮场所中的女性，有的是追求时尚生活的女顾客，有的则是具有职业身份的女招待。女顾客、女招待的出现，是女性进入社会公共空间的象征，但在都市消费文化和男权意识的作用下，她们又成为被消费的对象，不得不承受男权社会的道德嘲讽与批判。西式餐饮场所中的女性境遇，折射出都市消费空间中的性别与权力关系，也揭示出民国女性生活变迁中的一个悖论，即女性进入社会的过程，又是其成为消费品的过程，充分表明了近代中国女性“社会人”进程的艰难。
〔关键词〕 女性;消费者;女招待;西式餐饮;性别维度
〔中图分类号〕G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5-0112-07
民国时期都市西式餐饮场所中，不乏女性的身影，她们或者是作为顾客的女性消费者，或者是女招待的职业人群。女性在这些新式餐饮消费空间的出现，反映了都市女性生活方式的变迁，折射出女性获得社会身份的进程。近年來，相关研究多以女招待为对象，或探讨其与城市消费文化的关系，考察社会对此类女性职业人群的观念与认知，并由此对民国女性职业问题进行了探讨，揭示其职业境遇的艰难及社会地位的低下。①本文则依据社会性别史的研究理论，以民国时期西餐馆、咖啡馆等餐饮消费场所为特定空间，从性别维度出发，对出入其中的女性从业者和消费者的社会形象与角色进行考察，以揭示西式餐饮空间中的性别与权力关系，进而丰富对民国都市女性生活及其社会角色的认识。
一、女顾客：西式餐饮的新消费者
西餐自晚清传入中国后，皇室贵族及官绅家庭中的女性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入西式餐饮场所的消费者。1898年跟随其丈夫——美国驻华公使爱德温·赫德·康格来到中国的萨拉·康格夫人，在《北京信札》中对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上层社会的情形颇多记录。如1902年3月16日在与慈禧、公主、格格们共进西餐时，这些贵族女性的主动接受及适应能力令萨拉·康格感到惊讶：“中国贵客们先是观察我的每个动作和试用刀、叉、调羹的方式，然后很快就熟练地使用起来，而这是她们第一次使用刀叉，我对此感到惊讶。”[1]（190）
上海是晚清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西式餐饮业最发达的地区。清末上海的番菜馆已可见女性消费者的身影。1910年《图画日报》第195期一幅图为“上海新年之现象（廿二）：女请客”，就有新年期间女子请吃西菜、饮香槟的场景：
一年难得是新正，姊妹欢联手帕情。先遣小鬟邀一次，明朝再遣马车迎。幽静无如大菜佳，泰西风味美无涯。饮残一盏香槟酒，醉倚洋台蹴绣鞋。舞台新戏彩头多，包个包厢去听歌。阿姊若来须要早，恐人争座起风波。味莼园里去兜兜，携手姗姗草地游。游览共临安垲地，一瓶香茗尽勾留。[2]
民国成立后，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和“崇洋”风气的影响，都市女性的西式餐饮消费也越来越常见。出入西餐馆、咖啡馆之类消费场所的，既有身居高位的官员夫人，雍容端庄的名媛淑女，万人追捧的女伶明星，新派作风的城市社团女性领袖，也有爱吃大菜、沉迷娱乐的都市摩登女郎。在都市女性的西式餐饮消费中，她们堪称引领风潮的人群。
从民国初年开始，上层官绅社交活动多仿西例，官员夫人常随同出席各类公私宴饮场合。如1914年2月15日交通部举办舞会，到会男女来宾约计一千六百余人。外交部总长、次长均携夫人出席，并出面招待女宾。上海《申报》报道说：“此次舞会备有西餐洋酒水果等类，供应甚盛。男女来宾于跳舞后多在此休息或饮酒。清华学校赵校长夫人、唐质夫夫人等数人，技艺娴熟，颇为中国女子生色。各来宾个个簪花，人人得彩，夜半后遂皆兴高采烈而散。”[3]到20世纪30年代，在上层社会的社交活动中，女性出席这类场合已十分常见。如1930年5月，上海金陵大学同学会订于永安公司大东旅社三楼西餐部开会，欢送在该校任教30余年的美国人包文博士及其夫人回国，其通告即要求各同学偕夫人一起出席[4]。再如1937年4月1日上海国际饭店举行茶会欢送孔祥熙特使等出国，蒋夫人宋美龄、孔夫人宋蔼龄等都曾出席[5]。
20世纪30年代开始，名媛一词开始在中国流行。所谓名媛，一般是指那些出身名门、有才有貌的女性，“须有漂亮的风度，并具有雄厚的财力”[6]（573）。都市名媛以欧洲贵族为模仿对象，生活上讲究精致，青年女作家张爱玲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代表。1943年4月，在《紫罗兰》创刊号出版当天的茶会上，主编周瘦鹃拿了样本去见张爱玲。在张爱玲的公寓中，她的下午茶阵容让周瘦鹃感到震惊，“茶是牛酪红茶，点心是甜咸俱备的西点，十分精美，连茶杯与碟箸也都是十分精美的”[7]。西式餐饮的异国情调，由于西方殖民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也被包装宣传成与优雅、文明的生活方式，西餐业更是以此自我标榜，其广告时常据此招徕“名媛”光顾。1927年7月上海韬朋路十九号的爱登花园饭店新增露天电影、跳舞音乐，“以中外高等女士之跳舞音乐尤觉赏心悦目，并备西餐，伺候周到，中外名士及名媛淑女盍兴乎来！”[8]上海四马路跑马厅转角的南洋新记中西川菜社，首创独家川菜、西餐珠连璧合，在开幕之际进行宣传“座室宽敞清洁，无庸赘告有口皆碑，茶房西崽招待灵妥，无须顾客指使如愿可偿，仕宦军商学界闺阁名媛请来一试”[9]。广告的目的在于刺激、诱导消费行为，借助所谓的“名媛”唤起女性的消费欲望，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西式餐饮女性消费人群的特征。
出入西式餐饮场所的，还有都市摩登女性和女伶明星。20世纪30年代，摩登女性成为上海文化的符码之一，充斥在报刊媒体中。摩登一词在英文中为“modern”，意为现代的，在30年代成为“新女性”的专有名词。在这种都市化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潮流影响下，摩登女性出入电影院、咖啡馆、跳舞场、赛马场等，日常生活时髦新奇甚至奢华，西式餐饮空间自然也成为她们日常出入的场所。在都市消费文化中受到追捧的女伶明星在西餐馆中用餐的场景，也会成为报纸报道的对象。1936年《北洋画报》一则报道称，电影演员谈瑛同她的先生大导演程步高，在上海一家西菜社吃经济俄式菜。“那天她穿着长得拖地的绿旗袍，外面加上一袭没有领儿的白色衣，他的先生程步高吃到半中，放下刀叉，在读着华美晚报。”[10]电影演员童月娟在上海哈同花园拍外景，约请黄河、吕玉堃同到中联二厂大吃罗宋汤。中联二厂像百鸟朝凤一样叫了起来，化妆间闹得天翻地覆，皆大欢喜[11]。此外，在西餐馆进行消费的都市女性，还有出于闺友小聚、家庭聚会这样的情形。天津起士林西餐厅在当地极有名声，每当夕阳西下，中外士女纷至沓来，座客常满。这种情形，在沿海都市已经成为常态。 西式餐饮中另一群引人注目的女性消费者，是城市社团中热心、干练的女性领袖们。她们或在西餐馆组织发起活动，或在西餐宴席中接待名流贵客，举行联谊或宣讲服务社会的理念。1922年12月上海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干事范玉荣女士莅津。13日晚，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开欢迎会，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青年会总干事王化清等中美男女人士约七十余人到会，并在天津青年会的西餐馆宴会，尽欢而散[12]。又比如两江校长陆礼华女士前往长江上游考察国货返沪后，上海市国货运动联合会于1937年6月28日晚在浦东同乡会西餐部欢宴为陆女士洗尘。到者有林克聪女士等二十余人，由陆女士报告考察的经过[13]。上海妇女界领袖刘王立明、胡英扬、聂灵愉、唐哀梅、陈乃文、傅晓峰、张德藻女士等于1937年12月假座静安寺路凯司令西餐社发起上海妇女工艺救难展卖会，“所有收入悉数捐救难民”[14]。北平女青年会定期举行聚餐，1936年3月1日预备自由式的西餐，請朋友们相聚在“青年会大厅，举行聚餐，以资联欢”[15]。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这样的城市精英团体对家政事务颇为重视，20世纪20年代由青年会女子部组织西餐烹饪班并聘请海外干事教授女性烹饪西餐，专为中国妇女演示西餐及点心制法，关心家政的妇女每个星期一都去上课。1931年某中国妇女会设一家政科，“女子报名入学者颇多，每星期得在某外国餐店厨房实习烹调术一次”[16]。这些情形，也表明了都市女性对西餐的兴趣。
西餐馆、咖啡馆之类，既是提供餐饮服务的场所，也是建立社会交往、进行情感联络的空间。一般而言，中国传统餐馆主要面向男性顾客，女性无缘参与。换言之，在具有公共性的餐馆进行的消费及交往活动，是男性社会成员特有的权力。晚清西式餐饮传入中国后，基于男女平等的理念，这类场所虽然向女性开放，但女性消费者事实上并不能算不多见。及至民国时期，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特别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才逐渐成为西餐馆、咖啡馆的常客，并改变了西式餐饮业在中国的顾客构成，在某种意义上，也带来了都市餐饮消费中权力格局的变化。
二、女招待：西式餐饮业中的职业人群
民国都市西式餐饮场所中，除了作为顾客的女性消费者之外，女招待也是其中一个特殊人群。女招待，顾名思义，其职业范围以招待顾客为己任。女招待的产生，首要背景是“五四”运动后女性经济独立的浪潮，在追求妇女解放的潮流下，女性职业不断发展，加之上海、北平、天津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娱乐业的发达，为女招待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使女招待行业不断扩大。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至30年代初，各大城市女招待行业日益鼎盛。番菜馆、西餐厅、租界中的冷饮店、咖啡馆、电影院都可见女招待的身影。
在另一方面，女招待的出现，也是都市消费文化发展的结果。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业的发展使都市文化具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商业化趋势，特别是在都市消费领域。与男招待相比，女招待最初出现时，其实是招徕顾客的一种方式。《大公报》报道称，1927至1933年五年间，西餐馆、饭店的大菜部、戏园影院以至于小饭馆和茶社，差不多都拿女子招待作招徕的工具[17]。在各大商埠一些属于消闲性质的娱乐场所与商店，雇佣女招待的现象已不罕见，社会一般人士的眼光也从视为稀奇，渐至觉得平淡无奇。女招待的出身非常复杂、品格不一。在大餐馆或咖啡馆里的女招待，有许多受过浅显教育，能写得很好更有能操很流利外国语的，比如球房里的女记分员或看案，都曾受过相当的训练。以职业的性质来说，西餐馆、咖啡店、球社三处的女店员生活大致相同，因为她们同是店主雇来招揽顾主的工具，年龄平均都在十七八岁，正是“年华似锦、姿色未残的”时候[18]。
在20世纪30年代高唱妇女解放的时候，女招待更为普遍。女招待是“鲜招”，当然会有收获，而且从租界到华界、从广州到上海，从沿海到内地，屡试不爽。更多的是借重女性的气质与性魅力。很多咖啡馆、理发店、西餐厅都赫然打着“女招待”三个大字，其性别意涵昭然若揭，如若不然何必如此大肆鼓吹？西餐馆、咖啡店之所以吸引很多主顾，有很多原因是由于西餐馆、咖啡店里的侍女。1930年北平市场营业冷落，有机警的商人利用女子为招待借以招徕，自小小饭馆开张后光顾之人络绎不绝，纯由僱用女招待所致。于是北平城内外饭馆亦各相继仿效。在天津，餐馆掌柜多极意拢络所谓“名女招待”以提倡门市，因此“本号特聘女子招待”的招贴，常和“本园新添焖炉烤鸭”的招牌并贴在门首。[19]天祥市场曾是民国时期天津法租界内第一家现代概念的大商场。天祥市场楼上有茶肆，“皆为艳者，年皆十七八、二十一二之女郎，因为有女招待而趋之若鹜者如蝇入厨房厕所”[20]。天津法租界24号的春在楼分设东号，“售卖中西餐、冷品、点心，并有著名之女侍数人，在该餐馆服务”[21]。一个名女招待，与名伶或红唱手一样，有许多捧角家或阔嫖客在后面捧场。女招待迁移不定，这班顾客便也随着转移他们追逐的视线。雇佣女招待以致生意红火，所以很多西餐馆在报刊中多次登广告招聘女招待。1931年天津惠中大饭店西餐部进行革新，“特由北平聘来著名庖师数人，并又加聘女士多名充任招待”[22]。西餐馆附属的冷食店也雇佣女招待吸引顾客。位于天津法租界天祥市场左门旁边的冷香室西餐馆，售有西菜带冷食以及各色冰淇淋和刨冰，更新添“情人梦、小香妃、礼拜六”[23]都很合口，而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女子来招待。
就女招待的待遇而言，20世纪30年代的天津，普通以下饭馆普通以下饭馆即20世纪30年代天津市三元以上之宴客或便吃属之饭馆。的女招待每月工资平均约分十元、八元、六元三级，外分小账、早来晚归，“其阶级以招待手段高超者为上选、姿首次之，须经过考验而后定。其职务多数专担任斟茶、递水、点烟卷、打手巾把，重要责任为收钱。”[24]社会经济高压下，女招待收入甚微全仗特别小费，因此市场上良莠不齐，操副业者甚多，甚至出现有受雇佣者不给工资反缴费用者。而在同时期的北平，女招待的收入除少数生意兴隆的饭馆外，普通工资是两元至八元，小费是六元至十六元。至于咖啡店女店员，人数也很多，生活情形大抵与饭馆女店员相同，不过收入比饭馆女店员要稍好一些。 尽管如此，女招待作为一种职业，还是为都市下层社会的青年女性提供了一条经济上的出路。20世纪30年代，北平饭馆的女招待年龄普遍在15～27岁，27岁以上因为姿色渐衰不能博得顾客的欢心，老板就要下逐客令了。北平女招待的籍贯以北平人为多，且有半数以上是结过婚的，家庭均很穷苦[25]。有的丈夫失业或去当兵，有的则因为父老弟幼不得不出来谋生。她们除了个人生计外还要养家，有些女店员认为她们这种职业不体面，但迫于经济压迫依然是别无出路。作家姚蓬子1931年在《北斗》上发表小说《一侍女》，将“一个曾经充过咖啡店的侍女而现在已在贫困交逼中失业了三个月的年青的姑娘”，与那些“有的进了影戏院，有的进了咖啡馆”的街头行人做了对照。[26]事实上，这种情形并不仅仅出现于小说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女招待真的被逼无奈走投无路，甚至走上自寻短见之路。1934年10月一位名为廉久华的北平女子服毒后在天津北宁公园投湖自杀，经调查该女曾充任惠中饭店女招待，在两月前失业之后，又因“家庭環境之恶劣，遂造成决心弃世之动机”[27]。职业与家庭的双重困境，致使女招待不堪重负走向轻生，可怜可悲实令人唏嘘不已。
女招待是西式餐饮空间中特定的一个职业人群，投身其中的青年女性，虽然原因各不相同，但在一定意义上，西式餐饮业以女招待招徕顾客，而女招待也借此以谋求生计，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女性成为都市西式餐饮中的一个日常标志。
三、性别与消费：西式餐饮空间中的女性形象
从社会生活变迁的角度而言，女性在西式餐饮空间中的出现，无疑是民国时期部分都市女性新生活的象征。在崇洋风尚盛行的民国都市社会，西餐、咖啡等西式消费与文明、时尚、新潮、时髦相联系，女性人群的消费行为由此也具有了追求现代生活的意义。女性进入这些消费场所，是女性进入现代生活空间的象征，也是女性角色和身份在社会上逐渐彰显的表现。对进入女招待这一行业的都市青年女性而言，其行为也可以理解为女性进入职业领域，争取自身经济独立，进而实现人格独立的努力，是民国时期女性生活进步的一种外在表现。
然而，从性别维度出发，西式餐饮空间的女性，无论是作为顾客的女性消费者，还是作为职业的女招待，在民国都市社会又都是被消费的对象。名媛与摩登女性出入西式餐饮场所，不仅只是新潮与时髦，在媒体和社会看来，更是都市女性追求享乐与奢侈的表现，更多招来的是诘责与谩骂。在不少媒体中，摩登女性多被描述成浓妆艳抹，以咖啡馆、舞场为社交舞台的堕落者形象。《大公报》1933年一篇文章中，认为摩登女性都是盲目的、并且是没有灵魂的。“她们除了知道去享受她们的青春、讲恋爱、慕虚荣、看电影、吃大菜、跳舞场，简直是没有另外的事做。在她们的理想中，没有什么叫做道德、贞操、义务责任的观念来拘束她们。丈夫是她们的玩物、儿女是她们的消遣。”[28]摩登小姐所认为美的，“是兜风的摩托汽车，每日一换的时髦装束，金钢钻戒，白金表镯，吃大菜，会跳舞。”[29]一些媒体甚至对摩登女性出现侮辱性评价，认为她们的享乐和装饰都是靠肉体交换所得，与娼妓没有什么区别，将她们视为“自动的娼妓。”[30]1932年12月3日《申报》曾报道一位摩登小姐某一天的生活的描述：
上午十一点钟哈着呵欠起床。侍女告知小姐杨先生候在会客室里，请她出去吃大菜。小姐点了一点头，趿着高跟拖鞋，到浴室里去洗过了澡，匆匆地理髮，搽粉，涂口红。忙乱了一阵子，披上了一件新制的春大衣，套上高跟鞋，急急的走下楼去，对杨先生嫣然一笑，便偎倚着杨先生，钻进了杨先生的大屁股汽车一起去吃大菜。[31]
西餐馆、咖啡馆进入中国后，在传统观念的约束下，很长时间里一直都是男性的“领地”。摩登女性在这些场所的出现，既是对传统女性生活方式的颠覆，在某种意义上也形成了对都市餐饮空间中男性地位与权力的冲击。就此而言，媒体对摩登女性在内的女性消费者的批评，又可视为男性权力意识潜在支配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与男性消费者相比，西式餐饮空间中的女性消费就被视为“特异”行为，进而被轻易地看作女性堕落的象征。1940年《新民报半月刊》一幅漫画中，一位富翁说：“我女儿可要出门坐汽车住洋房食西餐和穿漂亮的衣服，请你自己看看吧！”[32]在媒体嘲讽式的描述中，摩登女性富有，吃饭时用的是银匙，打麻雀、看影戏、跳舞、吃大菜、上公司或者谈恋爱是她们的日常生活内容。此等富家摩登女性光鲜亮丽奢华享乐的日常生活，与普通女性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媒体进行攻击和责难的依据。在不平衡的都市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女性每日过着天与地不同的生活。由此，这些摩登女性被看作是爱慕奢华的消费主义者，在社会舆论中饱受诟病和非难。
就表象而言，媒体对作为消费者的摩登女性的批评，是对自身道义立场的标榜，但为女性消费者贴上“享乐”“堕落”之类的标签的背后，则在于她们的行为突破了女性的刻板印象，从而引发了男权社会的不适。在某种意义上，媒体通过展示摩登女性的生活方式，对其消费生活进行种种夸张的描述，也为都市人群提供了日常谈资，反而成为了被消费的对象。而这在西式餐饮空间中的另一类女性，即女招待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城市娱乐业、服务业迅速发展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市社会中商业欲望的扩张，使得女性身体不可避免地成为消费的对象。民国时期女招待本无疵议，但在中国“轻视妇女、玩弄妇女观念未尽打破的时候”，聘请女子做招待的老板不过是以女性情色为招徕生意的手段，其人格与劳动并没有得到尊重，同样与女子招待往来的顾客很容易“以女子为酒酣歌歇时的玩意”[33]，并不将女招待视为一种职业，玩弄女招待、荡检逾闲之事因此时常发生，女招待由此成为都市社会中情色消费的对象。以咖啡店的侍女为例。北平咖啡店的侍女除了给客人端送咖啡牛奶食物外，本没有其他职责。但事实上，她们在日常工作中，却不得不迎合店主招徕顾客的需要，忍受客人们的轻狂举止，否则就会丢掉饭碗。而对到咖啡店消费的男性顾客而言，其意图不仅在于享受咖啡，令他们赏心悦目的还有异国的情调和与异性的接触。“在咖啡馆，女招待问所欲，以香桃茶对。男食客以刀叉点饵进，且食且纵目四望，为开眼而来。绝不肯低头以吃。”[34]“咖啡店里的侍女是最能体贴他的心灵，她那副如胡桃般大的眼珠和樱桃般的小嘴，嫣然他的秋波。”[35]咖啡馆被视为一种充满浪漫情调、完美臆想与憧憬同时充斥着欲望的这样一种文艺场所。既有“弹入心底撩人情怀的音乐、肉感的腿部和扭摆腰部的舞女和侍女”[36]，又可以“成为忘却身份的人的聚集场所来发泄内心”[37]。 1933年一位在咖啡店工作了一个月的女性，将咖啡店视为魔窟，视为禁锢她的牢狱，甚至是地狱。无时不刻不强颜欢笑去迎接客人，勉强与客人甚至是无赖谈一些不愿意谈的话，被问及很多不愿意回答的私人问题。更有甚者一些无赖喜欢动手动脚，“知道我的脸红到耳根上了，他还要搂着我吻他呢。他们哪里是来喝茶的，他们是来玩女人的，是来发泄他们的变态性欲的呵！”咖啡馆侍女本是正当的职业，但在实际工作中女招待收获的却是绝望，她流露出了一段自白：“天呐！以后的生活怎么过去呢！我现在已经失掉了一切自由，我已经不是一个月以前活泼的那个小姑娘了。我为什么要以面貌和笑容去换钱呢？这和卖淫女有什么分别呢？”[38]
不仅仅是咖啡馆，其他行业的女招待也是类似的处境。在电影放映的时候女招待领着青年观客，他明明知道一个空位子却偏偏要扶着女招待的手，“有时连我的手都摸不着而且盲摸到我的其他部份”[39]。球社里雇用女子看案，也多挑些姿首较好的，“不过常久守在球台子旁边，自然摸得略熟一些，谈起原理和技艺来，可以说是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40]。来球房打球的男人也多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在消遣，娱乐自己，在打球时随便和女看案调笑，根本失掉了运动的精神。
不过，在男性主导的都市商业性消费文化中，女招待的自我诉说和表达往往被过滤和屏蔽。在媒体的描述中，女招待常被视为一个藏污纳垢的职业领域，其社会形象混乱不堪。《大公报》曾报道称，北平前门一带饭馆的女招待“整天和下等流氓厮混，学会了些陪客饮酒猜拳及一切轻佻的习气，甚至有些女招待满口说些不堪入耳的话”[41]。1936年《妇女文化》刊文称，一些女招待暗自经营一种副业，这种副业说过火一点，“简直就是妓女的变态生活，金钱可以买她们的灵魂和欢笑与肉体”[42]。娼妓化身的女招待，则除打情骂俏外，实谈不到资格二字。而风流艳史最多的，要算西餐馆及咖啡店里的女店员了。1928年有人讽刺说，创造社出版部乔迁之后在其门市部楼上开设咖啡店，好叫一般文豪有一个集合的场所，并聘请了两位美丽的女侍，“据说只要出四角小洋的tip，就有人来客人的膝上坐一坐”[43]。在20世纪30年代女招待十分普遍时，男跑堂曾因自身职业受到冲击开会讨论抵制女招待的方法，但因“潮流所趋、地方官不之禁，顾客多欢迎女性，亦无可奈何。”狡黠者便想出一种策略，由已失业及未失业者互相侦查女招待的行为，倘有暗操副业者即可起而攻击。至1930年4月，“闻该男跑堂等已侦出各饭馆女招待中某也为暗娼、某也系野妓”[44]。类似于这样的报道，实则将女招待视为一种堕落的职业，其形象自然也被扭曲。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视为当然的消费品，西式餐饮业以男性情欲消费为基础，女性身体、姿态成为消费的对象，“吃喝女招待，以低微的代价，可以任意的玩玩女性，开开心”[45]，这无疑揭示出都市消费文化中女性的弱势地位和都市社会的不良风气。男性情欲消费需求使女招待趋向色情化发展，致使女招待渐渐成为受到鄙视的职业，对从业者也产生了社会性别上的认知偏颇。这种女性形象的构建，是都市消费文化和民国社会男权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结语
在社会学里，所谓“社会人”，也就是人的社会化。人并非独立生存的个体，在其成长过程中，需要通过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逐渐获得社会的接受和认可，从而获得社会成员的资格。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生活与社会交往空间并不对女性开放，女性事实上处于被封闭和隔离的状态。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社会观念的进步，女性开始进入社会公共空间，参与社会生活，获取社会身份，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中国女性的社会化，也就是成为“社会人”的过程。女顾客、女招待出现在西餐馆、咖啡馆的情形并非特例，民国时期都市新兴的各类消费空间中，诸如电影院、公园、游乐园、舞厅、商场等等，都不乏女性的身影。这些情形显示了女性在社会变革中对摩登、时尚、现代、物质的追求，是女性尝试进入社会、获得社会成员资格的表现，体现着女性生活的进步性变迁。
然而，如果从社会性别维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认识，其所呈现出的面相则迥然不同。女性在西餐馆、咖啡馆的出现，打破了传统餐饮消费场所对女性的隔离，通过对公共空间中性别关系与权力格局的再塑造，实则危及了男性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的主导地位。由此，媒体对这一女性群体的形象建构，对其“享乐”与“堕落”的责难，就可以被理解为都市文化中的一场性别交锋。社会和媒体对西餐消费空间中女性的批判，与其说是自我道德立场的标榜，不如说是男权意识反弹的表现。西式餐饮空间的女性，无论女顾客还是女招待，其之所以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既与都市文化的商业化趋向有关，更是男权意识根深蒂固的表现。
女性在西式餐饮空间中的这一境遇，是近代中国女性社会生活变迁中一个悖论式的現象。一方面，女性作为消费者出入西式餐饮场所之类的公共空间，象征着她们获得社会身份、成为社会成员的努力;另一方面，在都市消费文化和男权意识的作用下，这些进入公共空间的女性又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消费的对象。这一情形表明，民国社会对女性的角色认知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对女性而言，进入社会领域、成为与男性具有平等意义上的“社会人”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美]萨拉·康格.北京信札：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2] 上海新年之现象（廿二）：女请客[J].图画日报，1910，（195）：10.
[3] 交通部又开跳舞会[N].申报，1914-02-16.
[4] 上海金陵大学同学会欢送包文前校长通告[N].申报，1930-05-04.
[5] 孔特使等今晨出国[N].申报，1937-04-02.
[6] 王定九.上海顾问[M].上海：中央书店，1934.
[7] 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J].紫罗兰，1943，（2）：2. [8] 愛登花园饭店[N].申报，1927-07-30.
[9] 南洋新记中西川菜社开幕广告[N].申报，1928-10-18.
[10] 礼拜六之夜[N].大公报，1936-10-01.
[11] 阿古.童月娟请客吃罗宋汤[J].大众影讯，1943，（43）：1.
[12] 教会联合会之欢迎[N].大公报，1922-12-15.
[13] 昨欢宴陆礼华[N].大公报，1937-06-29.
[14] 妇女工艺救难展卖会[N].大公报，1937-12-07.
[15] 北平女青年会[N].大公报，1936-02-29.
[16] 时事评论：华妇学烹西餐（中英文对照）[J].英华独立周报，1931，（17）：12.
[17] 津市女侍生活一斑[N].大公报，1933-12-07.
[18] 北平市上女店员调查[N].大公报，1933-03-11.
[19] 津市女侍生活一斑[N].大公报，1933-12-07.
[20] 吴秋尘.咖啡店量腰试春衣[J].北洋画报，1927，（84）：2.
[21] 天祥屋顶开幕后[N].大公报，1935-06-12.
[22] 天津惠中大饭店公记[N].大公报，1931-10-04.
[23] 法租界的冷食店[N].大公报，1932-07-26.
[24] 旧腊中之津市民生（五）[N].大公报，1931-02-10.
[25] 北平市上女店员调查[N].大公报，1933-03-11.
[26] 蓬子.一侍女[J].北斗，1931-10-20：12.
[27] 北宁花园投水女子[N].大公报，1934-10-13.
[28] 摩登妇女三部曲[N].大公报，1933-01-20.
[29] 各个妇女眼中的美[N].申报，1932-09-28.
[30] 薇梯.社会杂写：摩登女性与废娼[J].中国社会，1935，（4）：80-86.
[31] 周贤.解放妇女的生活[N].申报，1932-12-03.
[32] 林同明.漫画之页[J].新民报半月刊，1940，（24）：37.
[33] 对于北平女招待我们应有之认识[J].社会改造，1930，（2）：4.
[34] 乌衣.到咖啡店去[J].卷筒纸画报，1928，（130）：5.
[35] 袁继良.咖啡店里的悲哀[J].民立学声，1929，（2）：34-40.
[36] 台生.咖啡[J].上海画报，1928，（395）：2.
[37] 罗蜜波.咖啡店里的谈话[J].晨钟（广州），1929，（275）：5-6.
[38] 一个咖啡女的自白[J].华安，1933，（2）：10-16.
[39] 电影院女招待的苦衷[J].玲珑，1931，（14）：515.
[40] 津市球房调查[N].大公报，1934-09-07.
[41] 北平市上女店员调查[N].大公报，1933-03-11.
[42] 梅琳.北平的女招待[J].妇女文化，1936，（2）：26.
[43] 世安.无产阶级的咖啡店[J].语丝，1928，（37）：37-38.
[44] 女权扩张横遭嫉妒[N].大公报，1930-04-08.
[45] 在经济压迫下的所谓女子职业续[N].益世报，1933-06-26.
ConsumptionandBeingConsumed：WomenintheWestern-style
DiningSpaceoftheRepublicofChina
YINSi-yang
（TianjinNormalUniversity，CollegeofHistoryandCulture，Tianjin300387，China）
Abstract：Duringthe1920sand1930s，womeninwesternrestaurants，cafesandotherwesterndiningplaceswereeitherfemalecustomerspursuingfashionorwaitresseswithprofessionalstatus.Theappearanceoffemalecustomersandhostessesisthesymbolofwomenenteringthepublicspaceofsociety.However，undertheinfluenceofurbanconsumptioncultureandpatriarchalconsciousness，theybecometheobjectsofconsumptionandhavetobearthemoralridiculeandcriticismofthepatriarchalsociety.Thesituationofwomeninwestern-stylediningplacesreflectstherelationshipbetweengenderandpowerinurbanconsumptionspace，andalsorevealsaparadoxinthelifechangesofwomenintherepublicofChina：theprocessofwomenenteringsocietyisalsotheprocessofthembecomingconsumergoods.Thissituationshowsthedifficultyintheprocessof"socialhuman"ofwomeninmodernChina.
Keywords：women;consumer;thewaitress;western-stylefood;genderdimension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503527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