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家陈寅恪的旧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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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陈三立第三子。胡先骕列近数十年来具有伟大魄力之作家与学者，将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王国维等并列。他不仅是当之无隗的史学大师、文化巨匠，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
　　一、陈寅恪的诗学渊源
　　陈寅恪作诗，旁搜远绍。从诗集中可见，他读过不少诗。其诗兼采唐宋，于唐诗受杜甫影响较大，如：“看花愁近最高楼”（《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化自杜甫“花近高楼伤客心”（《登楼》）。又：“莫道京华似弈棋”（《乙酉新历七夕》）、“自古长安如弈戏”（《余昔寓北平清华园尝取唐代突厥回纥土着石刻补正史事》），均化自杜诗“闻道长安似弈棋”（《秋兴》）。又“眼枯无泪溅花开”（《己丑清明日作用东坡韵》），反用杜甫“感时花溅泪”意。还有诗句比拟为杜甫：“少陵久负看花眼”（《目疾未愈拟先事休养再求良医》），又“归去含凄自闭门”（《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杜甫诗“含凄”两字屡见，如：“含凄觉汝贤”（《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又“一树枯楠吹欲倒，千竿恶竹斩还生”（《甲申春日谒杜工部祠》），上句用杜甫《枯楠》诗意，下句化自杜诗：“恶竹应须斩千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又“五诗犹抵万黄金”（《杨遇夫寄示自寿诗五首即赋一律祝之》），即化自杜诗“家书抵万金”。“杜公披雾花仍隔”（《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化自杜诗：“老年花似雾中看”（杜甫《小寒食舟中作》）。陈寅恪曾两度谒杜工部祠，足见对杜甫的崇敬。其乃因杜甫“千古文章孤愤在”（《甲申春日谒杜工部祠》）。
　　陈寅恪有《读昌黎诗遥想燕都花事》，可见对韩愈诗也很熟悉。又《失题》“东坡聊可充中隐，吏部终难信大颠”，吏部即韩愈，曾官吏部侍郎。陈寅恪对李商隐诗也十分推重，特别是义山的咏史诗与无题诗，有《乙未七夕读义山马嵬诗有感》云：“义山诗句已千秋，今日无端共一愁。此日谁教同驻马，当时各悔笑牵牛。”诗亦化用李商隐句。至于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的诗，他均有深研，如：“原与汉皇聊戏约，那堪唐殿便要盟。天长地久绵绵恨，赢得临邛说玉京”（《丁酉七夕》），数处化白居易的闲适诗《长恨歌》意。南唐徐弦诗对他也有一定影响。如徐弦挽李后主词：“此身虽未死，寂寞已销魂”，他化用为“此身未死已销魂”（《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
　　宋诗诸大家，对他也有相当影响。“千年故垒英雄尽”（《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化自东坡词：“故垒西边……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此日中原真一发”（《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化自东坡“青山一发是中原“（《《澄迈驿通潮阁》）。又：“东坡文字为身累，更拟东坡岭外文”（《乙未迎春后一日作》），化用东坡诗：“平生文字为吾累。”他如：《丁亥元夕用东坡韵》《己丑清明日作用东坡韵》《戊子元夕放焰火呼邻舍儿童聚观用东坡韵作诗纪之》《己丑清明日作用东坡韵》《壬寅元夕作用东坡二月三日点灯会客韵》《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再次东坡前韵》《癸卯元夕作用东坡韵》《甲辰元夕作用东坡韵》《乙巳元夕次东坡韵》《乙巳元夕倒次东坡韵》《乙巳清明日作次东坡韵》《丙午清明次东坡韵》等十二首诗，说明他对东坡诗的喜爱与熟悉，故频频用其韵。
　　陈寅恪在抗日战争时的流离途中，偏爱江西派三宗之一的陈与义诗，特别是陈与义转徙湖南时的悲愤诗。他曾自言：“我行都在简斋诗，今古相望转自疑。”（《夜读简斋集潭州诸诗感赋》）此诗中的“岂知杨獠舞多姿”，即化自陈与义诗：“杨獠舞吾侧”。还有陆游的诗，对他也有一定影响，如“家祭难忘北定时”（《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出自陆游诗“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
　　陈寅恪对于清初与晚清的诗颇有研究。他自少年即读到钱谦益诗集，《题初学集》小序云：“余少时见初学集，深赏其‘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之句斟，今重读此诗，感赋一律。”可见他对钱诗的赏爱。此诗“夕阳芳草要离冢”，即化自钱诗句。他后来作《柳如是别传》，亦其读钱著的因缘;且因写《柳如是别传》，又读遍了钱、柳同时代人吴梅村诗，故有《读梅村题鸳湖闺咏用彩竹体为赋一律》诗。其“依依听唱破家山”（《旧历壬寅六月十日入居病院疗足疾至今日适为半岁》）即用吴梅村吊董白诗中意。他还读过陈子龙诗。其《乙未阳历元旦诗意有未尽复赋一律》中有“留得秋潭仙侣曲”句，自注云：“陈卧子集中有秋潭曲，宋讓木集中有秋塘曲。宋诗更是考证河东君前期事迹之重要资料。”可见他对陈子龙、宋辕文诸家诗有深入了解。
　　陈寅恪也喜好近代龚自珍诗，自言：“少年亦喜定庵作，岁月堆胸久忘之”“定庵当日感蹉跎，青史青山入梦多”（《蒙自杂诗》）。他的“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乙未阳历元旦诗意有未尽复赋一律》），后句即化自龚自珍“少年哀乐过于人，歌哭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其诗之凄怆悱恻，颇得龚自珍诗之芳馨。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同光体诗派中的代表人物，上承韩昌黎、黄山谷诗风。陈寅恪承传家学，赓续同光体诗派传统，变化出新，以学者而兼诗人。他的诗有摹仿其父处，如：“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七月七日蒙自作》），摹自散原诗“近死肺肝犹郁勃，作痴魂梦尽荒唐”（《病起玩月园亭感赋》）。“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红楼梦新谈题辞》），上句出自其父诗“函光归自媚”（《晚过恪士园亭看海棠》）。吴宓指出他的《挽王静安先生诗》中二句：“生逢尧舜成何世，去作夷齐各自天”，必系改用其父《无题》中的两句：“生逢尧舜为何世，微觉夷齐更有山。”
　　陈寅恪诗中提到同光体浙派首领沈曾植的诗，如：“故国遥山入梦青，江关客感到江亭”（《和陶然亭壁间女子题句》），其自注云：“沈乙庵先生《海日楼集》陶然亭诗云：‘江亭不关江，偏感江关客。’”点明此句化自沈曾植诗。又有《十年诗用听水斋韵》七律四首，听水斋即陈宝琛斋名。陈宝琛字伯潜，号弢庵，亦同光体闽派重要诗人。当年寅恪父乡试时，陈宝琛为主考官。其诗感物造端，蕴藉绵邈。而寅恪此四律风神酷似陈宝琛。 　　陈寅恪主要精力在治学，禀有诗人气质，生逢乱世，中年失明，忧患伤感而赋诗。他兼采唐宋，七律为多，窈渺绵丽，雅健雄深;又采义山之深美情韵，运以东坡疏宕之笔致;而险恻沉著，蕴藉多慨，又往往似元好问、钱谦益、傅山。其诗擅将古典今事，熔为一炉，或借古讽今，寓意深远;只是在写景方面不甚用力，未能苦心琢句炼字，而着力于内心世界的吐露，驱意遣辞，自不寻常。
　　二、陈寅恪诗的忧世情怀
　　陈寅恪虽埋头书斋，却常以国家兴亡为念，哀时感事，别开境界。读其诗，深感其中的忧患意识深沉。他直到晚年，仍有“任教忧患满人间，欲隐巢由小买山”（《壬寅小雪夜病榻作》）之句。这种忧患意识，是一士人应有的担当。他自信所学与国家的兴盛相关：“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挽王静安先生》）;“文章声价关天意，搔首呼天欲问天”（《甲午春朱叟自杭州寄示观新排长生殿诗》）。这是一种负气而发奋的孤独情怀，再如：“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忆故居》）。
　　1.知古鉴今的兴亡感
　　陈寅恪对国家对民族的忧患意识从青年至老年一直未稍减。他青年时有诗云：“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庚戌柏林重九作》）。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陈寅恪时在海外，闻讯而忧愤，有诗云：“西山亦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自瑞士归国后旅居上海得胡梓方朝梁自北京寄书并诗赋此答之》）。此诗写于清亡之际，慨叹朝代更替引发的传统文化无从依托的兴亡之恨。又有诗云：“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玄菟》）;“歌舞又移三峡地，兴亡谁酹六朝觞”（《十年诗用听水斋韵》）。“兴亡总入连宵梦，衰废难胜饯岁觥”（《丁亥除夕作》），此似预卜当局恐蹈亡国之危。“念住忧来无限感”（《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则写其心态之感险。他晚年又有“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其忧患意识一如往昔。
　　2.对专制的不满，对时局的思考
　　对统治者的专制独裁与不当施政，陈寅恪常以诗讽喻之。1913年袁世凯拟作终身总统，露出他的野心在“家天下”。陈寅恪以“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唤春风。花王那用家天下，占近残春也自雄”（《法京旧有选花魁之俗余来巴黎适逢其事偶览国内报纸忽睹大总统为终身职之議戏作一绝》）的诗句嘲讽之;又有诗云：“承平旧俗凭谁问，文物当时胜此冠。殊年殊域原易感，又因观画泪澜”（1913年《癸丑冬伦敦绘画展览会中偶见我国新嫁娘凤冠感赋》），伤情于故国文物遭列强摧残掠夺殆尽、祖国不再承平昌盛的现实。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寅恪有诗涉及之：“天风吹月到孤舟，哀乐无端托此游。影底河山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初升紫塞云将合，照彻沧波海不流。解识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戊辰中秋夕渤海舟中作》）。是诗寄意深沉，末以怀念其妻作结。当时他亦有诗讽言论不自由的政治：“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阅报戏作》）
　　抗日战争时，陈寅恪有不少诗是对国民政府治政的不满，悲叹有亡国之危，讽世之意隐约而又可寻绎，如云：“狐狸埋搰催亡国，鸡犬飞升送逝波”（《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甚至有诗讽最高统治者：“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政局扑朔迷离，国共两方战争亦必不可避免，他似有预感，如说：“岂知紫陌红尘路，遽作荒葵野麦场。歌舞又移三峡地，兴亡谁酹六朝觞”（《十年诗用听水斋韵》）;“楼台基坏丛生棘，花木根虚久穴虫。蝶使几番飞不断，蚁宫何日战方终”（同前）。其意象密布，蕴藉传神。“金粉南朝是旧游，徐妃半面足风流”（《南朝》），徐妃乃陈后主之爱妃。作者以南朝灭亡事讽南京政府。又有诗云：“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无酱台城应有愧，未秋团扇已先哀”（《青鸟》），嘲当局乞求美国政府而遭到杜鲁门总统拒绝。“无酱”句用梁武帝在台城为侯景所困时索酱典，又“酱”字谐“将”，讽南京政府已无将可战;团扇因秋凉见弃，而今秋未凉就成了无用之物，讽蒋家政权之无用，用意婉曲深窈。这些都可见史家卓识。还有《无题·咏张群内阁》诗中云：“武帝宏规金屋众，文君幽恨凤弦深”，似亦讽张群之好色。“狐狸埋搰催亡国，鸡犬飞升送逝波”（《巳卯秋发香港返昆明》），此讽朝中权贵;“石头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帆一慨然”（《九月三日日本签订降约》），此陇国共内战，似已预卜南京政府岌岌可危;“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己丑清明日作用东坡韵》），讽当局即将垮台，纵有长江天堑也无法守住半壁江山。
　　陈寅恪一生仅作过两首七言歌行：一是为王国维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效王国维《颐和园词》，记其生平，参插众多史事，抒传统文化面临变局之痛;且间用骈句，音调凄楚。吴宓评此诗云：“包举史事，规模宏阔，而叙记详确，造语又极工妙，诚可与王先生《颐和园词》并传矣。”另一首为1949年夏季所作《哀金源》，借一盲叟（实为他的化身）击鼓唱词，以陆游诗中“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故事形式，谴责当局滥发金圆券的恶果：
　　赵庄金圆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
　　湿柴待干尚可爨，金圆弃掷头不回。
　　金圆条例手自订，新令颁布若震雷。
　　金银外币悉收兑，期限迫促难徘徊。
　　违者没官徒七岁，法网峻密无疏恢
　　指挥缇骑贵公子，闯户掘地搜私埋。
　　中人之产能值几，席卷而去飚风回
　　米肆门前万蚁动，颠仆叟媪啼童孩。
　　屠门不杀菜担匿，即煮粥啜仍无煤。
　　人心惶惶大祸至，谁恤商贩论赢亏。
　　是诗描写市场物质奇缺，抢购与罢卖之怪状如此;最后议论说：“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譬诸久病命未绝，双王符到火急催。”归咎其因，乃因民怨沸腾;而滥发金圆券、搜括民财只不过是其垮台的催命符。此诗既有生动具体的场景描写，又有高屋建瓴的警世议论;情、景、事相融一片，浑浑浩浩，字字千钧，触目惊心;又以小见大，以金圆券讽国民党政权的倒行逆施，有沉痛的诗史意味。 　　陈寅恪还有挽汪精卫一诗，名《阜昌》：“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璃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论，一局收枰胜属谁？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阜昌”，为齐帝刘豫年号。“集选中州”，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王刘豫诗。豫曾为进士。汪精卫极有才华，惜作了大汉奸，其名取自精卫填海的典故。可惜精卫无远志，填不了海。“冤禽”，指的是精卫鸟，因而“冤禽公案”不可信。
　　日本投降，满洲国垮台。陈寅恪欣然赋《漫夸》诗讽之：“漫夸朔漠作神京，八宝楼台一夕倾。延祚岂能同大石，附庸真是类梁明。收场傀儡牵丝戏，贻祸文殊建国名。别有宣和遗老恨，辽金兴灭意难平。”为虎作伥的政权，犹如八宝楼台，瞬间灭亡，依靠日本人延大清之祚，岂能长久，不过如同是牵丝的傀儡，终究收场了;又讥日寇“纵火焚林火自延”（《乙酉九月三日日本签订降约于江陵感赋》）。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频繁;而历经沧桑的陈寅恪老人，对思想改造自有看法：“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亦休”（《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桃源今已隔秦人”（《庚寅春日答吴雨僧重庆书》）。他在20世纪50年代所作诗有句道：“吃菜共归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庚寅仲夏友人绘清华园故居图见寄》），叹云“岭表流民头满雪，可怜无地送残春”（同前）;又讽其时文风道：“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文章》）。还有诗云：“照影湘波又换妆，今年新样费裁量”;“好扮艾人牵傀儡，苦教蒲剑断锒铛”（《丁酉五日客广州作》）。时值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陈寅恪在1965年又作有《闻甲辰除夕广州花市有卖牡丹者戏作一绝》云：“争看魏紫与姚黄，孤负寒梅媚晚妆。易俗移风今岁始，鬼神不拜拜花王。”1966年复有《丙午元旦作》诗，其云：“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那一时期，陈寅恪对政治颇有思考，亦相应作诗以自我解嘲，除上述诗外，又如1961年所作《失题》：
　　折腰为米究如何，折断牛腰米未多。
　　还是北窗高卧好，枕邊吹送楚狂歌。
　　是诗所涉典故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常卧北窗下作羲皇上人;春秋时的楚国隐士楚狂接舆“躬耕以食”，佯狂不仕，《论语·微子》记载他以《凤兮歌》讽刺孔子，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而已，而已。”
　　3.对国事的系念
　　陈寅恪的忧世情怀，还表现在对战乱与山河破碎的悲郁。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寅恪实乃国难家愁与身病目盲相纠结。九一八事变，他有诗云：“空文自古无长策，大患吾今有此身。欲著辨亡还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辛未九一八事变后刘宏度自沈阳来北平既相见后即偕游北海天王堂》），叹以文退兵无能，不须著《辨亡论》。《辨亡论》是三国时期陆逊之孙陆机谈东吴为何灭亡的一篇文章。是诗哀当今之大患，众生颠倒。
　　全民族抗战初，陈寅恪携家南下。他将时局的动乱，写入诗中。其《残春》云：“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此抒山河破碎之愁。他后来在昆明系念国事，表达了同一系念，有《昆明翠湖书所见》诗，其云：“赤县尘昏人换世，翠湖春好燕移家。昆明残劫灰飞尽，聊与胡僧话落花。”哀赤县之战尘，转羡燕子之迁移。又如“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已逾两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赋此》）;“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挽张麟》）;“万方兵革家犹在，七载流离目更昏”（《甲申除夕自成都存仁医院归家后作》）;“四海兵戈迷病眼，九年忧患蚀精魂”（《甲申除夕病榻作时目疾颇剧离香港又三年矣》）;“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咏成都华西坝》;“留得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哀吟”（《玄菟》）;“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五十六岁生日三绝》）。其他律句亦如：“还家梦破恹恹病，去国魂销故故迟”（《夜读简斋自湘入桂诗》），其心系怀故国。“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残春》），此忧乱世。“世上欲枯流泪眼，天涯宁有惜花人”（《乙酉春病目不能出户》），怀家国身世之愁，何其郁然。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军队暂驻东北。陈寅恪以他特有的史家敏锐眼光作分析，有诗道：“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乙酉七月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乍传降岛国，连报失边州。大乱机先伏，吾生命不犹”（《乙酉八月二十七日阅报作》）。“不犹”出自洪异《长生殿·献发》：“只道君心可托，万岁为欢。谁想妾命不犹，一朝逢怒。遂致促驾官车，放归私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淮海战役极紧张，这在他诗中也有反映：“淮海兵尘白日阴，避居何地陆将沉”（《寄卞孝萱》）。随后北平即将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他被飞机接往南下，遂以诗纪之：“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门前登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
　　陈寅恪的忧世情怀，乃因生逢乱世而心常郁郁;至晚年衰残之身，则每叹衰泪已尽：“大患仍留老病身”（《辛丑中秋》）。他将政治前途、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冷眼看世，洞若观火;惟忧学术之难传：“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有感》）。然而他始终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念，所作心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百姓冷暖，但不逢迎，不趋时，不求发表;而今看来，仍多属振聋发聩之作。
　　三、陈寅恪赠答诗中的推心置腹
　　赠人诗务必从双方情谊着笔，切其人其事，或自明心迹，将己况告诉对方。陈寅恪诗集中，与父兄均无唱和，相交往的诗友以学者与父执居多。下面特拈数例： 　　1918年陈寅恪转学美国哈佛大学。吴宓与他相见，纵谈古今中外，特别是当时的文学革命之说，是中心话题。吴宓反对胡适、陈独秀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但也认为“中国学术必将受西方沾溉，非蜕故变新，不足以应无穷之世变”，指出“传统诗宜取旧形式，用新材料。必有事实，不可无因而作”（《空轩诗话》）。两人从此结下终身不渝的友谊。诗是两人声气相求的最好媒介，故常切磋之。
　　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是中西文化会通派代表人物之一，少年入清华学堂，赴美留学，192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归国后任教东南大学。其时以编《学衡》著称。1925年，他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不久与陈寅恪同事。1934年，他自编《吴宓诗集》出版。他作诗远法杜甫，近师黄遵宪，并取西方诗境入其中。
　　吴宓认为陈寅恪诗“学韩握，音调凄越，而技术工美，造词选字均极考究”（《空轩诗话》）。陈寅恪《七月七日蒙自作》后六句云：“迷离回首桃花面，寂寞销魂麦秀歌。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南朝一段興亡影，江汉流哀永不磨。”吴宓评云：“中两联对仗已工，而末二句以‘影’字与‘流’字互相照应，然后江汉之关系始重，更于‘影’上着一‘段’字，则全神贯注矣。”（同前）可谓的评。
　　吴宓曾作《清华园即事》诗，内容大多是一己伤悲，不关时事;寅恪认为“理想不高，而感隋真挚”（见陈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吴宓又有《落花诗》八首以寄怀，力求合情悟道，情道相通，情真意挚，句如：“江流世变心难转，衣染尘香素易缁”，叹所钟爱的理想事物将被潮流淘汰而去;“根性岂无磐石固，蕊香不假浪蜂媒”，言其怀抱虽未施展，然当勉力奋斗，不计成功大小，至死而已;“铁骑横驰园作径，饥黎转死桂为薪”，叹国运衰微，外寇横行，饥民填于沟壑;“遥期万古芳菲在，莫并今朝粉黛鲜”，期望创作与著述之业遗留后世，而不作光鲜一时而转瞬即逝的作品，均巧于寄托象征。寅恪劝他以宋诗笔力矫其肤廓，认为“中有数句，不甚切落花之题。间有词句，因习见之故，转似不甚雅。大约作诗能免滑字最难，若欲矫此病，宋人诗不可不留意，因宋人学唐，与吾人学昔人诗，均同一经验，故有可取法之处”（同前）。
　　1961年8月，吴宓来访。陈寅恪以《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一诗告知近况：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
　　锺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日东坡休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陈寅恪自认是受师生白眼，只剩下写《柳如是别传》以遣岁月，故事业尚未荒唐过也;又作《赠吴雨僧》诗云：“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执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写得深隋款款。他还有感慨说：“弦箭文章那日休”……
　　胡梓方，江西铅山县人，清末曾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师从陈寅恪父陈三立。陈寅恪与他也有较深交往。当年寅恪游学欧洲时，胡梓方赠诗云：“君家诗句高天下，汝更耽吟废食餐。动足西游轻万里，当筵古抱郁千端。”陈寅恪感而作《自瑞士归国后旅居上海得胡梓方朝梁自北京寄书并诗赋此答之》，诗中云：“千里书来慰眼愁，如君真解殉幽忧。优游京洛为何世，转徙江湖接胜流。”
　　龙榆生（1902-1966），名沐勋，号忍寒，榆生其字，江西万载人，曾师从陈三立习诗文，著名词学家，主编《词学》杂志。1949年11月，上海市长陈毅接见龙榆生，在其关怀下，16日即任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并安排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授。1953年，龙榆生有诗来，告知近况。陈寅恪有《次韵答龙榆生》云：
　　曾闻传砚上疆翁，风雨龙吟响彻空。
　　大晟颛官朝暮置，烦君一谱曙光红。
　　贫僧行脚北还南，听法开堂两不堪。
　　吸尽西江由马祖，自家公案自家参。
　　第一首起句言1931年龙榆生之师朱祖谋病垂危，以生平所用校词双砚赠给龙榆生，并谆谆叮嘱：“吾未竞之业，子其为我了之。”夏敬观、吴湖帆、徐悲鸿等为其绘《受砚图》。陈三立作《受砚庐图题记》，中有云：“榆生探本而求之，他日所树立，衍其绪而契其微者，必益有合也。”龙榆生果然不负所托，其师逝，他竭力营葬诸事，后将老师遗著整理出版。次句赞龙氏在词坛树帜的影响。第三句转写他在音乐学院执教。大晟，指大晟府或大晟府整理、制作的乐曲。大晟又指北宋周邦彦。周曾提举大晟府。此以周比龙榆生，希冀他为新时代写出更多作品。
　　次首自述境况，谦称“贫僧”，行脚谓周游。陈寅恪自北而下，寓居岭南。其时调他北上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但他辞谢不往。“吸尽西江”的公案出自道原《景德传灯录·居士庞蕴》中马祖道一和庞蕴的禅机对语。庞蕴居士参访马祖道一禅师，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马祖说：“待你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庞蕴立即开悟。
　　陈寅恪还有《答龙榆生》二首绝句，第一首云：
　　难同夷惠论通介，绝异韩苏感谪迁。
　　珍重盖头茅一把，西天不住住南天。
　　第一首起句自叹不如伯夷、柳下惠之耿介。夷、惠皆古代高士。扬雄《法言·渊骞》：“‘其为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与？’日：‘不夷不惠，可否之间也。’”又叹自己寄居广州幸甚，与韩愈、苏轼谪迁岭南之牢骚爹慨而绝然不同;珍重自己的安居如同以茅盖头以避害。“盖头茅一把”，谓遮避风雨寒暑。张宇初撰《道门十规》，言修炼之士“择山水明秀，形全气固之地，创立庵舍，把茅盖头，聊蔽风雨。”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五：“是子将来有把茅盖头，呵佛骂祖去在。”又行脚住山说：“予单丁行脚时，忍饥渴，冲寒暑，备历诸苦。今幸得把茅盖头，虽不识修行，而识惭愧，云水乍到，供事惟勤，己身受用，不敢过分。”末言住南天而不住西天。西天，字面意思是玄奘取经的西天，但此句也可能寓意他没有选择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 　　次首前二句：“空耗官家五斗粮，何来旧学可商量？”叹他白白浪费了国家给的俸禄工资，不能与人细细研讨国学。联系到当时知识界改造思想运动的紧锣密鼓，作者似有牢骚意。
　　同年还有《戏和榆生先生荔枝七绝》，是一首幽默诙谐的诗：
　　浮瓜沉李俗能谙，谁赏罗襦玉内含。
　　献到华清妨病齿，不如烟雨弃天南。
　　“浮瓜沉李”，把瓜和李子放到水中以解暑。《昭明文选》卷四十二《与朝歌令吴质书》：“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人人皆能以此为消夏乐事，又有谁能赏识荔枝皮裹肉质之美，犹如罗襦包裹珠玉一般。罗襦也有出处，为绸制短衣。《史记·滑稽列传》：“罗襦襟解，微闻芗泽。”温庭筠《菩萨蛮》词：“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但荔枝难以保鲜，故如果像当年长途运送荔枝至华清池献给杨贵妃，只恐伤齿了，徒劳无益，劳民伤财，还不如抛弃在南方。此诗是否有自嘲之义，尚不得而知。
　　这类诗，惺惺相惜，有一种浓重的身世之感。
　　陈寅恪兄陈衡恪、隆恪，弟方恪均能诗，各有所长。对隆恪，陈声聪说：“彦和之诗，亦不主一家，大体近涩，论功力有过于师曾、寅恪，而聪明微不及师曾，才气微不及寅恪云。”钱仲联认为隆恪最得其父之传。他说：“兄衡恪，弟寅恪、方恪都能诗，都与三立诗趋向不同。惟隆恪诗酷肖三立，能传衣钵…一隆恪诗自写嵌崎历落的情思，抑塞郁结的怀抱，反映晚清以来的世道，并非限于艺术上效法其父，而艺术亦仍有其独特的风格。”钱仲联对陈寅恪诗评价则不高：“寒柳亦能诗，而功不能与其兄衡恪、隆恪敌，亦非如其季方恪之风华绝代也。其名篇即挽观堂之长庆体长诗，身处共和，而情类殷顽。”有人对钱的说法有所非议。平心而论，钱氏言寅恪诗之“情类殷顽”，乃以偏代全，不能具“理解之同情”，未免过甚。
　　试将陈寅恪与陈隆恪稍作比较：隆恪的精力、时间大多用在写诗方面，诗作最多。他擅长写景，妍丽秀雅，诸兄弟无以比肩;最讲究炼句炼字，剧刻工夫最見长。他在这方面与岳丈喻光蕃虽有较早渊源，但其宗风仍承其父，具宋诗面目，峭秀雅炼，炼字奇警，而意理气格稍逊父亲，没有陈三立那种雄崛沉郁、奥莹浑厚之气。其诗风偏于清奇，且世乱时艰的景况在其诗中反映较少，而是偏重于其家世方面，故气象之.恢廓也逊于陈三立。陈寅恪在写景、词藻的铺陈、句法用字的讲究上不如其兄弟，但其诗之宏观卓识，其忧国情怀，却又远非其兄弟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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