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经：档案底色　史家风范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王天泉

　　
　　 2008年4月9日上午9时整，已是古稀之年的秦国经先生如约地站在故宫西华门前，远远望去，像一棵不老松。本来记者说去档案馆找他，因为记者去过第一历史档案馆，对一史馆还是比较熟悉的。但他执意要等我，他的诚恳和执著让我不忍心再坚持我的意见。
　　 秦先生是骑单车过来的。戴一顶灰色毡帽，架一副茶色眼镜。个子不高，身体微胖，但步履稳健，精神矍铄。采访就在他工作了37年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开始。
　　
　　“钻进去，也就不枯燥了”
　　
　　 1960年，一个24岁的河南青年来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一史馆的前身）。他就是秦国经，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毕业。
　　 那时一史馆还在北京西郊温泉。明清档案虽然大部分搬到西郊温泉，但是内务府档案和累年积存的散乱档案，仍然存放在故宫古老库房之内。回想起当初到故宫档案库的情景，他告诉记者：“我们刚来的时候，经常戴着口罩进库房整理档案，尘土很大，出来时已经面目全非了，容易得炎症。我的眼睛红肿，就是那时落下的根。”
　　 1969年年底，明清档案部搬回故宫。1980年4月，正式建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并盖了新的库房大楼。档案馆体制虽历有变化，但秦先生明清档案整理却始终如一。
　　 秦国经是一位聪明好学的年轻人，有一股河南人的倔劲。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接触档案，他对明清历史档案的形式和内容逐渐熟悉起来，开始真正地认识到明清历史档案的重要价值，其心思渐渐地深入到卷帙浩繁的“故纸堆”中去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使他高兴的是，他还从工作中发现了不少乐趣。“钻进去，也就不枯燥了。”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一句话，是他几十年对待工作和研究的态度，也是他做好工作和研究的窍门。“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有兴趣，钻进去了，发现了它的价值，自然就会把自己的精力投入进去。”他说。
　　 他发现档案里有很多新鲜的内容，记载了许多有意思的历史细节。对档案内容了解后，对比当时的一些著作，他感到也并不完全准确。比如，人们印象中说到皇帝就是吃喝玩乐，通过档案他发现也不见得是那么回事情，像雍正皇帝，经常看奏折看到晚上两三点，批阅的文字有时比大臣的奏折本身还要多。进而他开始觉得档案工作者有责任用档案印证历史事实，让人得到真实的历史情况，吸取到真正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末代皇帝溥仪的档案都保存在一史馆，有几十万件。秦国经在整理溥仪档案的过程中，感觉到有许多新鲜史料还没有写进著作，公布于世。那时，记载末代皇帝溥仪的书已经在社会上发行了，而且影响很大。但当时档案不开放，不公布，他只好把这些搁在心里，慢慢积累，等待时机。后来，历史档案可以开放和公布了，他利用逊清皇室档案，撰写了《逊清皇室轶事》，这是他最早出版的一部书。
　　 此后，他还陆续发表了《论乾隆帝治理宫廷的功绩》、《想有作为的光绪》等史学方面的论文。
　　 业务工作上，他也是一个有心人。每整理一件档案，做一项工作，就要进行总结。书本上更多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而具体的业务工作则丰富多彩。积累多了之后，就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先后写了《清代档案的特点与整理原则》、《认中国档案的分类》、《明清档案的价值与作用》等，这些文章发表后他特别高兴，又促进了他对明清历史档案工作的兴趣。
　　 秦国经通过多年的体会认识到，做历史档案工作必须进行历史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业务水平。他很怀念档案馆的研究气氛。过去档案馆有一个好处，每年档案馆都安排一定时间进行业务学习，或者从事一些集体的编研项目，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个体来说，工作或项目完成或者进行到一定阶段，给定一个总结时间，对前段工作进行小结，这样从制度上给档案从业人员有总结、提高的时间，取得成果的机会。但更多的时间还是要自己去找，毕竟要高质量地完成本职工作，要敬业。当然，他也不客气地指出，在档案部门工作，要应付也好应付。
　　 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创者曾三提出档案工作者要学习司马迁，他的话是很有道理的，现在也没有过时。经验和经历告诉他，档案部门如果不能培养出一批专家，在社会上就占不到应有的地位。
　　 30多年来，他主持和指导、亲自整理的档案有11个全宗，130万件，像溥仪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外务部档案、农工商部档案、邮传部档案等，约占一史馆馆藏总量的12%。20世纪80年代后，一史馆最早把计算机、缩微技术引进过来，他主持编写了《清代档案分类法》、《清代档案主题词表》、《清代档案著录规则》以及《明清档案编号规范》等标准，奠定了历史档案现代化管理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他发表有关档案、历史方面的论文计有80多篇，约60多万字。主编、撰写（含合著）的专著计有30多部。
　　 他把青春和智慧都贡献给了明清档案事业。
　　
　　
　　“退休后的10年是我研究工作的黄金时期”
　　
　　 1997年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任上退休后，秦国经没有沉寂下来，像一般的老人那样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相反，这10年，是他研究工作的又一个黄金时期。他担任了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中国圆明园学会理事，主持“明清宫廷建筑档案文献编纂研究”。他独著、主编了《明清档案学》、《紫禁城皇家生活全景》、《御笔诏令说清史》、《清代文书档案图鉴》、《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等5部书籍，166万字。如果说退休前的研究工作还是零散的、不系统的，那么退休后他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有计划的、成系统的。
　　 他认为，搞文史研究，不像搞技术工作和技术研究，一般是在年轻时出成果。搞文史工作的人退休后，正值60~70岁，体力也行，也是一个人思想和经验最成熟的时期，正是有基础的时候，确实可以也应该多出成果。他自诩他这个人资质并不差，他想通过他的努力证明，与别的界别比较，档案界也可以出专家。
　　 1994年，秦国经撰写的《中华明清珍档指南》出版了，由档案界耆宿吴宝康作序。吴老在“序言”提出明清档案学的概念，鼓励他再接再厉，创建明清档案学。
　　 明清档案事业搞了七八十 年，还没有一本著作来概括。于是，在吴老的提示下，他开始构思《明清档案学》。2005年，一本沉甸甸的《明清档案学》出版了。该书对明清档案工作分类、整理、研究等各个环节的关系，明清档案工作的意义与原则进行了总结，而且系统地、深入地揭示了明清档案的内容。因此，该书既是档案学范畴的一本书，也可以看成是查阅明清档案的一本工具书，是明清档案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是他比较满意的：“完成这项工作，也算向培养我的人民大学档案系交出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应该说，为完成这份作业，他写了30多年。
　　 他与同事合写了《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一书。在此前英国人、法国人出过相关的书籍，但他们好多地方都是从英国、法国的角度来写的，有的地方写得不真实，连马戛尔尼自己写的日记也有不真实的地方。比如，马氏向英国王说，为了维护陛下的尊严，见到中国皇帝没有行磕头之礼。而根据一史馆档案记载，大概也是妥协的产物，马氏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时，按英国方式行的是屈膝半跪之礼；而在澹泊敬殿正式举行乾隆皇帝寿辰庆典时，马氏则和中国臣民一样，行了三叩九拜之礼。这本书以档案为依据，纠正了过去一些不真实的说法，真实地揭示了18世纪英国与中国两大帝国初次撞击的情形。
　　 退休后的秦国经还参与了大型《清史》的编写工作，编写其中的《清朝册封使臣表》、《清朝驻外使臣表》、《清朝驻外领事表》，它们是新编《清史》“史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花费了他相当精力，因为每一个使臣，都要求有若干证明材料来说明其情况，工作量相当大。因此组织给他配备了两个得力助手，目前基本上完成了。

　　 他请一位书法家给他写了一张条幅挂在家里，写的是“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他认为，人类如同天地日月运行，长久不息。天转地旋、日新月异，作为地球上的人类，应该随着万物变化，自强不息，才能永远立于地球之上。
　　 质朴、刚健中华文化的精髓已经内化在他的血液里，并自然而然地在他的言行中表现出来。
　　
　　“如何把中华民族优秀
　　的历史文献传承下去”
　　
　　 在一史馆30多年的工作生涯，秦国经见证了明清历史档案事业的发展变化。虽然已经退休，他仍然心系档案。
　　 他提出档案馆要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档案馆业务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档案整理、分类、计算机管理水平；再一个必须把相关史学研究作为重点，搞明清档案工作，必须要懂得明清史，要培养一批档案专家和明清史专家。与专门的历史研究机构不同，他们更注重宏观研究，我们更注重微观研究。这也是我们的特色所在。
　　 他呼吁要加强与台湾方面的合作。台湾故宫有40多万件明清档案，主要是宫中档、军机处档、内阁档等一些清中央机关重要档案，与一史馆档案本来是一个整体。现在搞计算机管理，应该加强沟通，尽量统一标准。否则，今后交流时就会出现障碍。清宫档案产生在故宫，保存在故宫，故宫是海峡两岸明清档案的“娘家”。无论是一史馆还是台北文献馆都要与北京的故宫加强联系，以便明清档案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中国文化之所以长久不衰，与我们几千年来历史记录的连绵不断有很大关系。作为一个文化人，他特别关心我们的历史记录是不是能够一代代保存下去，中华文化是不是能够一代代传承下去。
　　 从周朝起，重要文献都藏之金匮，后来汉代又建造石渠阁等石质建筑保存文献，明代修的皇史 ，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现在的档案建筑很现代化，但耗费甚多。而传统的档案馆建筑则自然、环保、节能。他寻思：“能否在传统建筑里保存国家一些传世经典文献，或者建造几个这样的档案库来保存档案？”
　　 档案制度上，明朝和清朝都有副本制度以备不虞，比如《永乐大典》、《明实录》。他认为，从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极端重要的文献、传世作品一定要有副本。
　　 副本可以是纸质的，也可以考虑用其他载体。明清档案都是纸质文书，墨写的现在看起来跟新的一样。石刻的文献，几百年都不坏。对于现在的无纸化办公，这个东西他不太懂。但他对缩微品、电子文件的长久保存心存疑虑，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研究这个问题。他建议：“我国近现代历史上重要的文献，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用其他的载体做个副本，比如刻在石头上，或者钟鼎上，这样可以保存得更长远。”
　　 他相信，只要我们有历史眼光，有远见，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文化就一定能够传承下去。
　　 钟情明清档案，醉心历史文化。档案家的厚实底色，史学家的泱泱风范。这就是秦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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