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东汉的贤良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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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文明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现代国家之所以区分古代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不过，古代中国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实行的是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从秦朝开始），但在某些具体形式上，也不乏民主色彩，如建立在“朕即天下”基础上的参政议政机制，就能够听取集体意见，比较注重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
　　先夏至西周的君臣对话
　　所谓贤良对策，就是品行端正、有独立见解且能直言者应对朝廷征询而进计献策，语出《汉书·董仲舒传》：“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不过朝廷向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征询意见，以备制定国策参考的方式，并非始自汉武帝时期，而早在中国初具国家形态的夏朝甚或先夏之时就已推行。这在《尚书》与《史记》里有明确记载，《尚书》约一半的篇幅，乃是自虞舜至周代君王与臣下平等商讨国是、政事的对话（包括在野的前朝旧臣，如周武王与箕子的对话）记录或者说是会议记录。其中《大禹谟》《皋陶谟》以大禹、皋陶向舜帝进言献谋为中心展开记录，故名。尽管《尚书》反映的是君王与臣子（不是君王与平民）间的民主协商精神，却也难能可贵。它为后世君臣间的平等对话、畅所欲言，开了一个好头。
　　秦始皇重视集体智慧
　　迨入秦代，后来史家大多指秦始皇嬴政是封建社会第一个独断专行的暴君，从总体来看，这或可商榷;因为它忽略了嬴政曾礼遇布衣，认真倾听并采纳平民与臣子及儒生意见的事实。《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这方面的几件事：一是他听从来自齐地的布衣茅焦的意见，将母亲赵太后重新迎回咸阳甘泉宫，以免在诸侯前背上忤逆不孝之名。刘向《说苑》还说，嬴政为了感谢茅焦的提醒，立后者为傅，爵则居上卿。另一件事是嬴政十分尊敬来自大梁（今河南开封）的布衣尉缭，以亢礼（彼此平等之礼）接待他，爽快地接受他关于离间东方六国的计谋;并不顾他对自己“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的攻讦，拜他为秦国尉（相当于汉代太尉、大将军），战略上“用其计策”，让李斯具体执行。这两件事说明嬴政善待有才华有谋略的平民，用他们为导师、顾问和军师，而不问他们的出身。嬴政统一天下后，在称“始皇帝”的问题上、在“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不为子弟封土封国）问题上，均让包括博士在内的群臣充分发表意见，然后采纳之。至于他以后的暴虐——特别表现为“焚书坑儒”——虽事出有因，仍当遭到千秋谴责。只是他在其大半个政治生涯中所表现出的一定的民主精神、重视集体智慧功用的态度，不该被抹杀。
　　盐铁会议
　　有汉一代最著名的贤良对策是汉武帝向董仲舒进行的三次咨询。（后来史家将董仲舒的三次回答的内容命名为《天人三策》。）咨询的一个最大成果是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即独尊儒术）”，由此开启了以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董仲舒之后，朝廷尝到了“贤良对策”的甜头，于是开始了以会议形式集思广益解决国家难题的风气。会议的参与者，除朝廷相关大臣与任职的学者外，更向在野的贤良文学和其他儒生开放。最著名的会议就是盐铁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解决武帝时遗留的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此外还涉及对匈奴的关系及德教与法治的得失问题。会议召开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其时汉昭帝诏令（其实是辅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以昭帝名义）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集合各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至京师长安，以由国家盐铁官营等问题引发的民生疾苦等为议题展开大讨论，试图找出一条可行的解决途径。贤良文学来自民间，代表工商业者、地主阶级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重申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盐铁皆归于民”的建议，力陈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以及平准均输等财政政策之弊，理由是“毋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桑弘羊因是这些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而以“安边竞（境）、制四夷”为由，强调“国家大業，不可废也”。大讨论的结果，桑弘羊作出了一些让步，奏罢郡国榷酤及关内铁官。次年桑弘羊以参与燕王旦谋反的罪名被诛杀。宣帝时，庐江太守丞桓宽根据会议发言记录，结合与会者汝南朱子伯的追述，进行了一番“推衍”和“增广”，遂成有名的《盐铁论》。
　　石渠阁会议
　　宣帝继昭帝以后，于甘露三年（公元前151年），又下诏令太子太傅萧望之召集刘向、施雠、梁丘临（贺子）、欧阳地馀（高孙）、戴圣等儒生开会，就“五经”异同问题各自发表意见。原来，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后，说经者愈来愈多，阐释、注解细致琐碎，不同见解对立严重，不仅令初入门者无所适从，即便像宣帝那样有一定经学造诣者也陷入困惑之中。所以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试图将五经学问予以细化，让后生便于分科学习，择科深研。这次会议是一次御前会议，因在长安未央宫石渠阁召开，史称石渠阁会议。会议在大家畅所欲言之后，最终由宣帝作出决断，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毂梁》春秋博士。汉代经说的分家，除《诗》学原有《鲁》《齐》《韩》三家外，其余都始于该次会议。
　　白虎观会议
　　进入东汉后，汉章帝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又在长安未央宫白虎观再次举行辩论“五经”异同的会议，后世称白虎观会议。原来自武帝末古文经传（按：时鲁共王刘馀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礼》《论语》和《孝经》共数十篇，均由汉以前、即隶书以前的文字书写）出现后，在文字、思想、师说各方面对今文经学派形成巨大冲击。后者便试图让皇帝出面进行裁决，使今文经学能继续维持在国家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建初四年七月，校书郎、今文经学家杨终向章帝这样建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指古文经学派）破坏大礼。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倾向于今文经学的章帝欣然同意。十一月，章帝诏命将、大夫、博士、郎官以及诸儒（他们实际形成朝廷的智囊团）会聚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由五官中郎将魏应承旨提问，侍中淳于恭上奏，章帝莅会聆听。当时名儒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等及广平王刘羡均参加会议，各抒己见。他们之中，虽然今文经学者占大多数，但也邀请了古文经学者与会发言。只是章帝最后的裁决，到底还是贬抑了古文经而尊崇今文经。会后指定班固整理讲议记录，编成《白虎议奏》（即《白虎通义》）。是书按照章帝裁决的思路，延续并发扬了董仲舒以来的今文经学派思想，成为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现在看来，章帝虽称仿效宣帝甘露石渠故事，却是带着鲜明倾向组织会议并裁决的。因此，他并未学到武帝、宣帝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择善而从的宽广胸怀与公允精神。然而也应看到，他虽说是虚应故事，却毕竟采取了公开辩论的方式。这说明汉朝宫廷重视智库、民主议政已成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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