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期东汉与鲜卑之和战关系及其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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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鲜卑在内附于东汉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至东汉中期成为足以与东汉政权抗衡的一股势力。其与东汉时战时和，一方面是因为东汉政权在当时动荡不安，政权内部矛盾较为复杂，国力有所下降，致使对边境控制力下降，同时边疆政策也出现失误;一方面是因为东汉在解决匈奴问题时，鲜卑趁隙发展，使得其自身实力增加，另外民族利益的驱动也是其与东汉政府之间战和不定的原因。
　　关键词：东汉;鲜卑;和战关系;原因
　　鲜卑本东胡种，东汉初年，因势力较弱，曾依附于匈奴随其寇边。建武二十一年，鲜卑又一次随匈奴入侵辽东，被辽东太守祭彤击破，“斩获殆尽”。[1]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可知，鲜卑的势力经过打击，变得更弱。而东汉王朝则处于国力相对强盛之时，鲜卑审时度势，采取蛰伏的策略，表面上归附东汉政权，而实际上是在积蓄其力量。建武三十年，“鲜卑大人於仇贲、满头等率种人诣阙朝贺，慕义内属。帝封於仇贲为王，满头为侯。时渔阳赤山乌桓歆志贲等数寇上谷。永平元年，祭肜复赂偏何击歆志贲，破斩之，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2]鲜卑内附之后，协助东汉政权平定其它民族政权的入侵。同时，东汉政府每年给予其二亿七千万钱的赏赐。因此，东汉一方面依靠强大的武力震慑，一方面巨额的经济拉拢使得明、章二世边境无事，而鲜卑同时也据此获得较快发展。
　　一、 东汉中期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
　　 最初鲜卑与汉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的臣属关系，但是这种情况在和帝永元年间发生了变化，“（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3]东汉对匈奴的作战使得北匈奴远遁，塞北地空，东汉政府经过权衡，①未同意南匈奴北迁，而鲜卑趁势占据北匈奴故地，同时因匈奴十一万众的归附，使得鲜卑势力大增，其名义上虽仍然臣属于东汉的，但一些小规模的犯边战争不时发生。据《后汉书·鲜卑传》，随着鲜卑势力的不断增强，从和帝永元九年（97年）至冲帝时，其与东汉之间发生了18次规模不等的战争，而由鲜卑发起的战争共15次。除去史书中所载的这些战争，在双方之间必然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未记入史册的军事冲突。这些是鲜卑在势力逐渐变强的过程中一次次试探性军事行动。而东汉发起的主动进攻共3次。而鲜卑在与东汉之间存在较多军事冲突的同时，其首领燕荔阳、乌伦、其至鞬也曾于安帝永初年间及永宁元年先后入朝。
　　二、东汉与鲜卑和战的原因
　　（一）东汉方面
　　 纵观东汉与鲜卑之间的战争，可以发现东汉基本上是呈防御状态。有学者曾对汉安帝时期的对外战争进行研究，发现“大多是外族政权主动进攻东汉帝国，安帝时期东汉王朝甚少主动攻击边疆民族，仅有的主动出击也是对入侵者的反击，属于防御性质的战争。”[4]造成此现象的原因，首先是东汉国力下降，对鲜卑只能采取防御为主的策略。东汉中期，政府面临的情况相当棘手。朝中宦官及外戚干政等现象屡见不鲜，国家纲纪废弛，官员的个人政治素养及水平良莠不齐，百姓身上所负担的赋役繁重，边境地区的反叛屡见不鲜。如永初四年，凉州爆发羌人叛
　　乱;[5]元鼎五年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6]安帝元初五年（118年），因赋敛繁数，卷夷大牛种封离等叛乱。[7]另据《后汉书·皇后纪》载“自太后临朝，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8]此段史料中的“水旱十载”指的是邓太后临朝之后发生的“水旱。”据笔者统计，《后汉书》中和帝至顺帝的五十多年中，关于蝗灾的记载有20次、旱灾24次、水患22次。②另据王文涛先生统计，“汉安帝在位的20个年头不仅无年不灾，而且一年数灾。共发生自然灾害86次。”[9]其中除水、旱、蝗灾之外，还有地震、风灾、雹灾、寒冻灾、疫灾等，由此可以发现，不断出现的天灾可能会导致百姓流离失所，使得以农业立国的东汉王朝的财政收入受损，进而影响到其国力，相应的边防力量也会有所减弱。频繁的平叛战争就产生了数额巨大的军费开支，③极大地消耗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天灾加上人祸，东汉在多数情况下无力主动发起对外战争，这就使鲜卑得以趁虚而入，不断向东汉边郡进军。
　　 其次，东汉政权虽已经认识到鲜卑势力会发展壮大，对其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手段，但显然其对鲜卑的认识仍旧不足，边疆政策出现一定的失误。据《后汉书》：“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而灵献之间，二虏迭盛，石槐骑猛，尽有单于之地，蹋顿凶桀，公据辽西之土。”[10]从中可以看出，在东汉中期，东汉王朝并未将鲜卑视为首要对手，而是认为边疆的首要问题为西羌。东汉一代，大规模的羌族起义就有五次之多，而小规模的起义则此起彼伏，接连不断。[11]而东汉中期的羌族十年叛乱使得东汉王朝将防范的重点放在了西部羌族，而鲜卑则自然下降到次要位置。因此东汉政府在此段时间内对鲜卑采取的是以安抚为主、防御为辅、偶见军事威慑的政策。
　　（二）鲜卑方面
　　 鲜卑对东汉的军事行动或入朝内附，主要是基于其自身实力的发展和利益选择。
　　 鲜卑在东汉前期自知其力量较弱而蛰伏，“其后都护偏何等诣祭肜求自效功”，[12]之后的燕茘阳、乌伦、其至鞬等也曾先后内附，鲜卑因内附东汉从而得到发展，其势力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东汉对北匈奴的征战，一方面跟随东汉出兵匈奴而获得巨额赏赐，“偏何连岁出兵击北虏，还辄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永平元年……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13]一方面依靠东汉打压北匈奴而使自己得以取而代之：“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14]北匈奴逃遁在客观上给鲜卑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鲜卑则抓住这一时机壮大自己的力量。
　　 鲜卑首领的变化也影响了其与东汉之间的关系。鲜卑“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百部落自为一部。”[15]鲜卑的首领大人为众人推举，一般为骁勇善战、有识见者为之。在其首领燕茘阳封王后，鲜卑与东汉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这可能是因为燕茘阳本人是一个守成型的部族首领，其更倾向于与东汉保持一种和平的状态。所以几年后出现的扰边的也不是燕茘阳，而是连休。而永宁元年（120年）之后鲜卑的首领其至鞬对东汉多次发起的军事行动。其至鞬在永宁元年被封为率众侯，而后可能其至鞬部落实力发展壮大，渐有统领鲜卑各部的趋势，成为鲜卑领袖。从历次汉鲜战争中可以看出其至鞬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其至鞬死后，由于鲜卑缺少强有力的部落领袖，各部之间无法形成统一的军事行动，于是“鲜卑抄盗差稀”。后桓、灵年间，在檀石槐的领导之下，鲜卑的抄掠又起。 　　 最后，对鲜卑的侵扰，东汉的应劭有如下评价：
　　 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16]
　　 抛开应劭其中因个人立场问题而带有的感情因素，他的这段话其实说出了鲜卑入侵的实质：“欲中国珍货”。作为以畜牧业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其在与农耕国家进行正常互市的同时，也会南下掳掠农民或手工业工人到北方草原地区以发展农业或手工业。东汉虽与鲜卑之间互市，但是对于交易的商品进行严格限制，而其中对鲜卑所需的铁器、兵器严格限制，禁止出关。“鲜卑越溢，多为不法……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17]“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18]铁器、兵器禁止出关，很明显是为了限制鲜卑社会生产发展。因此，鲜卑在正常互市无法满足其对铁器、兵器的需求之时，便采取军事手段来达到其目的。
　　 另外，对于鲜卑入侵东汉的时间选择方面，也符合其游牧民族的利益选择。台湾学者王明珂曾对鲜卑入侵汉帝国的发生季节做过统计，发现公元45年至145年之间，鲜卑对汉帝国边郡之劫掠多发生在夏、秋、冬三季，且特别集中于八至十一月（阴历）之间。12月至来年3月是外出劫掠最少的季节。以此而言，这是游牧人群配合游牧季节韵律的外出劫掠。[19]
　　三、 小结
　　 鲜卑从东汉初期开始快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东汉在经过汉初的复兴之后，因政权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及其他一系列问题，使得其实力不断被削弱，对周边民族政权的挟制能力变弱，进而导致臣服的民族政权渐有不臣之心，开始走向与汉政权对抗的道路。纵观鲜卑与东汉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战是和，或战争发起方是谁，都是双方统治阶级为使利益最大化而结合当时所处的环境作出的政策调整，都反映了其自身社会的发展状况。鲜卑从东汉初期至檀石槐时期建立部落联盟，在此过程中，随着其声势不断壮大，对东汉政权的态度也从最初的以臣服为主发展为以叛乱为主，这也符合其部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向外扩张的需要。
　　[注释]
　　①东汉大臣宋意在上疏中已经认识到鲜卑会因北匈奴的覆没而得到发展，《后汉书·宋意传》：“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针狼贪婪，必为边患。” 但因此时匈奴势力依然很大，其仍是东汉政府北部的主要防范对象。
　　②据《后汉书》之《孝和孝殇帝纪》、《孝安帝纪》、《孝顺孝冲孝质帝纪》，汉和帝殇帝时蝗灾9次，旱灾7次，水患7次;汉安帝时蝗灾9次，旱灾7次，水患13次;汉顺帝时蝗灾2次，旱灾10次，水患2次。
　　③胡宏起（两汉军费问题研究[J].中国史研究，1996（4））考证汉代军费开支包括：养兵费、武器装备费、边防工程费、马政费、战时费、军功赏赐费、安葬抚恤费、归降费。黄今言、陈晓鸣（汉朝边防军的规模及其养兵费用[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1））认为东汉情况复杂，边防军虽不及西汉之盛，但其总体养兵费用支出较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故东汉筹边费用动辄“八十亿”甚至“二百四十亿”是不足為奇的。
　　[参考文献]
　　[1][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85。
　　[2][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86。
　　[3][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86。
　　[4] 靳进.东汉安帝时期的边疆危机[J].襄樊学院学报，2010，（3）：85。
　　[5][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866。
　　[6][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876。
　　[7][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853。
　　[8][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425。
　　[9] 王文涛.东汉安帝朝自然灾害与政府赈灾年表[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3）：37。
　　[10][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94。
　　[11] 高荣.论两汉对羌民族政策与东汉羌族起义[J].广东社会科学，1998（3）：98。
　　[12][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85。
　　[13][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86。
　　[14][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91。
　　[15][西晋]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834。
　　[16][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609。
　　[17][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610。
　　[18][西汉]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109。
　　[19]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民族[M].广西：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211。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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