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精神与天府文化之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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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杜甫草堂诗是了解杜甫入蜀后生活与创作情况的最佳窗口，亦是杜甫精神的凝练和概括。立足于杜甫精神之现代启示，在天府文化的框架下研读杜甫草堂诗，能够看出杜甫精神与天府文化之高度契合。杜甫精神既浓缩了“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因子，更是对其的传承和发扬。
　　关键词：草堂诗;杜甫精神;天府文化;契合;传承
　　杜诗是中国文學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有着巨大的影响。杜甫的诗歌内容丰富，几乎就是大唐王朝兴衰的演变历史，故有“诗史”的美誉。杜甫诗歌体裁多样，不仅传承了古典诗、律诗的优良传统，还开创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诗体。这样就打破了旧有格式，更加贴近生活，为反映民生疾苦开辟了新的途径和艺术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杜甫诗歌也艺术化地表现了他的精神追求，后人精炼为“杜甫精神”。何为“杜甫精神”？它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张志烈先生有精辟的概括：“杜甫精神，就是以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为基础而融汇中华传统文化中各种美德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精神。”他还进一步指出在杜甫精神和思想中有三个密切联系的要点：“一、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高尚道德情操;二、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三、对宇宙万物都怀有深厚的仁爱胸襟的人文关怀精神。”笔者不仅完全赞同张志烈先生的高论，同时还认为杜诗中所反映的内容与天府文化高度契合，杜甫精神是对天府文化的浓缩、传承和发扬。我们以杜甫草堂诗为例，浅析如下。
　　一、寓居成都：杜甫精神导天府文化高度契合
　　“天府文化”作为文化概念的提出虽然时间不长，但其内容却一直存在于历史长河中。它将以成都为中心的广大西南地区从巴蜀文明一直到近现代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都囊括在内，既属于中华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质。杜甫“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从公元759年入蜀到公元765年离去，前后在成都草堂居住了三年多，其间创作了二百多首诗歌。杜甫在草堂创作的这些诗歌，同他于其他时期的作品一样，最大程度地反映了其执着的精神追求。诗人站在亲历者的角度，观察当时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当然，杜甫草堂诗中还有一部分是对于相对远离战乱的蜀中风土人情、自然美景、邻里关爱和他寓居此地生活闲适的情趣描写，而所有这些都与天府文化的内容高度契合。
　　成都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起源和中心，也是天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从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至汉代“列备五都”，三国蜀汉在此雄踞一方，到唐代“扬一益二”，五代前、后蜀定都营国，直至当代名列国家中心城市，成都乃是中国开发最早、持续繁荣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悠久厚重的城市文明，积淀出“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而拥有深厚内涵的天府文化也反哺着成都，造就了成都独特的城市魅力与人文性格。杜甫作为刚刚脱离了战乱的长安，漂泊蜀地的诗人，看到风光绮丽的成都，见到当地的新人，自然会对天府文化滋润下的成都的文化魅力和人文性格生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生活热情。读他寓居蜀地数年所创作的诗歌，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杜甫精神和诗人的独特的艺术创作热情，以及浓浓的天府文化的风韵。
　　二、创新创造的内生动力：激发诗人的创新追求
　　成都是古蜀文明的中心地区，经过数千年蜀地人们的努力，尤其是秦蜀郡太守李冰开凿都江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当长安已成兵戈扰攘的战乱之地时，西蜀的成都却在诗人的笔下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曾城填华屋，冬季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成都府》）这样的太平景象给刚脱离战乱的杜甫带来新的生活期望，从而激发起他诗歌的创新热情。《宾至》《田舍》《赠蜀僧闾丘师兄》等，都是他在草堂创作的诗歌中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
　　杜甫这些创新的诗，具有多角度、全方位展现诗人精神追求的特点。在这些诗歌中不仅有古乐府的精华，还有蜀地民歌、俗语的重要元素，从中不难看出杜甫是在充分学习民歌并从中汲取营养的基础上，予以综合性的创新创造，因此诗歌的民歌气息十分浓厚。例如《绝旬漫兴九首》其三：“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诗中“打著人”“恰恰啼”，就采用了典型的蜀地方言和民歌用词。明人王嗣奭点评为“兴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漫兴，亦竹枝、乐府之变体也。”关于这点诗人自己也说道：“万里巴渝歌，三年实饱闻。”（《暮春题滚西草屋新赁五首》）“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奉寄李十五秘书文嶷二首》）。唐人顾况解“竹枝”道：“《竹枝》本出于巴渝……禹锡曰：‘竹枝，巴欲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其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焉’。”任半塘先生谓：“《竹枝》胎息于民间山歌，所状者风土，所抒者乡思，触事兴怀，游飏远速……（杜甫）诗中既用了许多四川方言，则以蜀中民歌声调作绝句，自然不是不可能的事。明人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可见杜甫寓蜀期间的诗歌，体裁广纳地方歌调，用词贴近生活，对天府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有汲取也有创新。
　　三、优雅时尚的独特气质：促进诗人风格多样
　　杜甫生于乱世，有着极强的忧患意识，所以诗歌风格大都以沉郁顿挫为主，这是与他“奉儒守业”、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紧密联系的。他从秦州流亡到成都，由离乱到安静，环境的改变令其心境大悦：“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成都府》）;“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隋无心作《解嘲》。”（《堂成》）在作者眼中，来到成都虽然处于漂泊零落的境况，但毕竟有了一间可以避风遮雨的茅屋，也便能随遇而安了。此时的杜甫暂时忘记了生计的窘困，以极大的生活热隋为自己营造一块安生之地。 　　在天府大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山水滋润下，杜甫诗风渐由苍凉哀愁兼抑郁沉痛转而豁达轻快。例如他的《春夜喜雨》，由于诗人的轻松喜悦，将一场春雨描写得像人一样懂得季节的重要，因而在春季万物生长的最初关键时期，及时在春夜中随风潜入滋润万物：“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正如后人评论此诗道：“诗非读书穷理，不至绝顶，然一堕理障书魔，拖泥带水，宋人远逊晋人矣。公深入其中，掉臂而出，飞行自在，独有千古。”
　　自杜甫到了成都，诸如“锦官城”“锦里”这样的词汇便频频出现于诗行，这，一方面是他的“仁民爱物”并由此深爱这座古城的精神美德体现，另一方面是天府文化的优雅时尚促使他在诗歌中放开思想，“飞行自在”地大胆创作出各类风格的作品。我们阅读他的草堂诗中那些从当地人那里觅桃、觅绵竹、觅桤木、觅松树子、觅果的句子，会体察到诗人的多样诗风和格调的轻松明快的思想表达。优雅和时尚本是天府文化的一种体现，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展示。置身于蜀地的这种人文环境，自然会促成诗人风格多样而又富有变化。我们欣赏《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组以“寻花”为关键词的诗，可以充分领略到诗人诗风的多样性。如其一：“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其五：“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诗歌从描绘美景切入，于歌咏大自然中显现作者爱仁、爱万物的伟大人性。王嗣爽评价这组诗为：“此亦竹枝变调，而‘颠狂’二字，乃七首之纲。”杜甫虽不时被生计的窘困所烦恼，故时而表现出“颠狂”的放纵，但生活环境的幽静和闲适仍然是诗人的生活主调——这从其人性和精神欢愉的表达可以看出。如作者对桃花深红浅红的描述，将他此刻的徜徉于花间的闲情逸致表现无遗。诚如清人仇兆鳌所评：“每首寻花，章法各能变化”。
　　四、乐观包容的文化态度：彰显诗人生活态度
　　蜀地人民自古就有着不畏困境、乐观豁达的生存哲学并以之形成包容的生活态度，这也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然。自秦汉以降，直到盛唐之末“安史之乱”历代都有大量人口流入蜀地。这一方面带来北方地区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使蜀地人口结构发生改变。外来人口与原住居民相互融合融洽，形成了相对和平稳定繁荣的局面。这对杜甫诗风的改变和丰富，自然影响不小;同时也更加坚定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投身政治、改变现实的抱负。因此杜甫的草堂诗在表现创新、表现风格变化之外，在内容上仍保留了诗人针砭时政，反映社会问题的一贯主题。
　　杜甫在寓居成都草堂期间，尽管大唐王朝正处在烽火战乱之中，但他依然相信朝廷中那些关心国家和百姓命运的忠臣一定能战胜叛贼，从而对国家前途充满坚定信心。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李光弼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诗人在书信中闻之特作诗表达心中喜悦：“问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司徒下燕赵，收复旧山河”（《散愁》之一）。由此看出，他是将打败叛军重返故地的希望寄托在李光弼等忠臣身上。与此同时，他虽面临生活困境却仍不失对生活的信心。他在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放声歌吟：“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是诗最能体现杜甫的政治理想和乐观精神。尤其最后一句，诗人将身受的苦难和面临的困境转换为一种崇高的人文情怀，转换成一种必定要实现的期盼。我们说杜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单凭此句表现出的精神境界就已能窥其全貌。人们常说杜诗是史诗。“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余”（《草堂》）;“有情且赋诗，事迹可两忘。勿矜千载后，惨澹蟠穹苍”（《四松》）一类表述，便与深刻的历史背景紧密关联。唐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杜甫送自京城返蜀的严武至绵州。不久因徐知道谋反，成都一片混乱，杜甫不得返回，只能滞留于梓州和阆中，两年以后才返回成都草堂。由此可见国家不安定造成的社会动荡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每一个人，即便是天府之地的成都也非净土一块。这在杜甫寓蜀期间的诗歌中常常会有反映。但杜甫在骨子里和血液中都深刻地浸润着儒家文化，身处乱世也没有忘记作为一个“士人”的社会责任和精神追求。上述《草堂》《四松》诸句，便表现出他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的抑郁苦闷和顽强不屈以及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信念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五、友善公益的美德：张扬诗人的高尚情怀
　　我们说杜甫是“诗圣”，是从人文角度的概括。杜甫的诗歌在关爱人民、关爱天下之外，还充满着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情怀，这类的诗歌在入蜀后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与天府文化的地域文化特色有着密切的联系。历代的文人墨客凡到成都，都会领略到当地善良热情的民风民情。如唐人张籍《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宋代陆游也有赞誉成都的《梅花绝句》：“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官到浣花溪。”清代杨燮的《锦城竹枝词》也有赞语：“一扬二益古名都，禁得车尘半点无。四十里城花作郭，芙蓉围绕几千株。”这些诗词，从不同方面将成都恬适清新的环境、优雅浪漫的情调与和合友善的气度刻画入微。诗圣杜甫更不会例外。他的《有客》《宾至》《北邻》《南邻》《过南邻朱山人水亭》《寒食》《琴台》等，就是这类诗歌的代表作。
　　杜甫于公元759年风尘仆仆来到蜀地，虽然衣着因长途跋涉而不再光鲜整洁，但是“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繁华氛围，又有“新人民”的热情，顿时让他忘却漂泊的烦闷，发出“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成都府》）的自我安慰和感叹。因严武的资助，杜甫很陕结庐浣花溪畔：“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远惭勾漏令，不得问丹砂。”这首《为农》标志着诗人卜居锦官城外，暂时落户于此，生活由拮据转为闲适并和左邻右舍打成一片。其中除了表现友人的热心帮助，更多是感谢成都人的友善和热情。诗人心情大悦之余，使得往日对朝廷、对百姓的关爱情怀被激发出来。明代胡应麟评价说：杜诗“惟中岁工力并到，神情俱茂，兴象谐和之际，极可嘉赏。如老杜之入蜀……皆篇篇合作，语语当行。”其中“神情俱茂，兴象谐和”数语不就是对天府文化优雅、时尚、包容、友善的最好诠释吗？
　　《旧唐书·杜甫列传》云：“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唆野老相狎荡，无拘检。”杜甫漂泊于此身处困境，但乐观的精神支撑着他坚强的生活;加之友人相助能结庐安身，内心深处那种“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豪情自然而然地张扬和显现出来。尤其是在遇到有同样性情的田父，那种“无拘检”的状态更得以生动地呈现：“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高升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成都地区在严武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即使是生活在最底层的田父，也对现实很满足。而田父无拘无束的性格，也感染到脱离战乱的杜甫。二人此次的相狎畅饮，让杜甫既感到因官府“善政”给人们带来的欢乐，也体验到村夫野老的热情;即便是田父的强留稍顯无礼也并未引起诗人的反感，反而很享受这份难得一遇的“泥饮”。
　　六、结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底蕴，也承载着民族精神的特性。所谓文化自信，也是民族精神的自信。杜甫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其精神追求对于今天的人们也富有启示。
　　我们将杜甫入蜀后创作的草堂诗进行这番梳理和研究，不难看出杜甫的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了天府文化之中，而这正是那时的天府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所浸润和影响的结果。天府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杜甫精神也在不断延续和影响着后人。当伟大的杜甫精神乘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传播传承的时候，所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和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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