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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诸葛亮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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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诸葛亮之所以有着极其悲壮却又辉煌的人生,是因为他有着极其深厚的家国情怀。诸葛亮“修身”,靠的是自强不息地努力提高个人修养;“齐家”是廉洁自律、不谋私利,教育子女颇严厉,唯恐不成器;“治国”是成效显著地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平天下”是为国家统一竭尽全力。在今天,像诸葛亮这样的家国情怀在建设幸福家庭、提高公民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家国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代价值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是历史上少见的被人民群众和统治者共同尊崇的政治家;即是说,他在有限的生命中,为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都做了许多好事。之所以如此,乃因诸葛亮有着极其深厚的家国情怀。
  所谓“家国情怀”,既是一种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更是一种心灵净化之后的人文情绪。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对家国情怀特别推崇。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里,从来都认为,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所以非常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历史担当。而这种担当的理论来源,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分析诸葛亮的家国情怀,其实就是分析诸葛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及其实践。
  一、诸葛亮的“修身”
  圣贤有言:“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何谓“修身”?就是指修养身心,其具体表现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要择善而从,博学于文。
  “修身”虽然讲的是由内而外,推己及人的个人修养,看似内求,实则外显。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将个人与家国天下统一起来。说到底,个人修养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家国情怀的统一,庶几方能在社会中彰显“修身”的意义和价值。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是政治混乱并爆发黄巾大起义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让诸葛亮从小就能直接、深刻地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当时诸葛亮连生活来源也难以保障,不得不居住于偏僻的山村并以“躬耕”,以补衣食的不足。社会、人民以及他本人对安宁的需要,使诸葛亮对圣贤關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也”的论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决心在逆境中磨练自己,完善自身,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在隆中,诸葛亮将于田间耕作之外的时间,用在攻读,外出游历,寻师访友方面。诸葛亮认为,只有广博地去涉猎众多的书,才能达到观察和了解社会的目的;由于人的精力有限,要将每本书都认真阅读事实上不可能,所以博览群籍时要“独观其大略”。而需要认真阅读的是那些安邦治国的书籍,务必将其中的学问钻深钻透。像《三才秘录》《兵法阵图》《孤虚相旺》等书,因为是讲治国安邦之道,诸葛亮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去反复阅读和反复思考,不到百日,就把这三本书钻研得非常透彻,不但掌握了书中的义理,还能够“致其奥妙”,有比较精辟独到的见解。
  在隆中的诸葛亮,人地生疏;而其时却是一个专讲出身、门第、等级的时代。为此,诸葛亮很注意与荆州地区有影响的人物的联系,尤其是与有声望的名士交往,以此增长见识,扩大自己的影响。他在寻师游学的过程中,结交了不少朋友,更赢得荆州名士们的尊重。后来刘备集团来到荆州,为发展壮大集团的势力,欲吸收部分荆州士族加入,荆州名士司马徽、徐庶等人就大力推荐诸葛亮,使他得以加入刘备集团,获得实现凌云壮志的机会。
  二、诸葛亮的“齐家”
  圣贤有言:“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何谓“齐家”?就是使家族成员能够齐心协力、和睦相处,使之成为宗族的楷模,效仿学习的样板。
  “齐家”首先须择妻。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身高八尺,犹如松柏”,但他却选择了一位“瘦黑矮小,一头黄发”的丑女阿丑为妻。其实,所谓阿丑“瘦黑矮小,一头黄发”是其父黄承彦玩笑之言,未必就是事实,而“才堪匹配”才是重点。嘲时刻关心着国家的盛衰,立志要登上政治舞台建功立业的诸葛亮,在择妻问题上,当然是“才”重于“貌”。这是“齐家”的重要一环。
  诸葛亮一生,因为阮国,所以在治家方面强调自身家庭、个人生活必须清廉。诸葛亮后来给后主刘禅上过一通表文,有这样的话: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应该是诸葛亮一生的真实写照。诸葛亮的上述表文,当是反映中国古代高级官员高风亮节的第一份家庭财产申报表。
  诸葛亮严于律己,担心子女不成器,所以对子女的教育很是严厉。诸葛亮写有《诫子书》,那是结合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而书写。《诫子书》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诫子书》虽然只有86个字,却在中国家教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诫子书》说,要以心绪宁静来涵养德性,以生活节俭来提高品德,才能成为德才兼备者。从《诫子书》可以看出,诸葛亮以政治家的胸襟,要求子弟不要坐享荫益,必须从修身养德做起。诸葛亮这通书中的一些话,如“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等,为后世人当作座右铭来传诵。
  诸葛亮言行一致,不仅口头上教育子弟,更要求他们在行动上认真履行。诸葛亮早年无子,诸葛乔是他唯一的继子。作为驸马都尉的诸葛乔本可以在家安享尊荣富贵,但诸葛亮不仅平常教育他俭朴度日,立志成学,而且外出打仗时也将他带在身边,让他在山谷中做运输工作,将其与诸将子弟同等对待。诚如诸葛亮自述说:“(诸葛)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弟子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弟子传于谷中。”   诸葛亮对亲生儿子诸葛瞻也从不骄纵。诸葛瞻少年时很聪明,这却引起了诸葛亮的忧虑。诸葛亮在过世的那一年,还写信说:“(诸葛)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可知他最担心还是子女不能成为“重器”。
  诸葛亮还有一篇《诫外甥书》,强调的也是对子弟的教育。他说: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关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从诸葛瞻等人后来的情况看,诸葛亮严于教子是很有成效的。
  三、诸葛亮的“治国”
  圣贤有言:“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这里讲的“治国”,是治理好对周天子负责的诸侯国;而这,与诸葛亮执政的三分天下的蜀汉国正相似。
  在诸葛亮的策划和辅助下,刘备集团夺得益州、汉中,建立了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的蜀汉国。刘备死后,诸葛亮受遗诏主持国家政务,当时,“政事无巨细,成决于亮”。诸葛亮身为丞相,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他把廉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法治建设来抓,首先是自己带头廉政,树起一面旗帜。这对蜀汉国家的方方面面,都影响重大。
  诸葛亮“治国”的具体方略是:对外联吴抗曹,对内务农殖谷,与民休息;又平定南中叛乱,巩固蜀汉政权。他励精图治,任人唯贤,赏罚分明,注意发展蜀中经济,并妥善解决民族矛盾,受到蜀中各族人民的拥戴。
  尤其是,在诸葛亮公忠体国的思想和作风影响下,蜀汉国家的上层官员,形成了一种为官节俭,力戒奢华,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围。他们以诸葛亮为榜样,造就了整整一个廉政时代。正是因为有这么一班公而忘私的官员的支撑,蜀汉这条三国中的小船才坚持了40多年。
  诸葛亮“治国”的事迹太多,本文难以详细叙述,看看被称为“良史”的陈寿在魏晋正统观念的约束下,对诸葛亮“治国”的记载与评述:
  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成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正是因为诸葛亮“治国”成效显著,所以,在诸葛亮死后,蜀国许多地方都上书请求为诸葛亮建立祀庙。据习凿齿《襄阳记》的记载,在朝廷碍于礼制而暂时还不能为诸葛亮建祀立庙的时期,民间就利用岁时节令祭祀诸葛丞相,称为“百姓巷祭”,甚至在蜀国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戎夷野祀”。就是在作为诸葛亮北伐战争所在区域的汉中之民,每年春月,也有男男女女一路哭着去诸葛亮墓上祭奠,“其哭甚哀”。这足以说明,诸葛亮在其治理过的西南及汉中人民心目中,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
  四、诸葛亮的“平天下”
  圣贤有言:“国治而后天下平。”“天下平”也就是“平天下”。何谓“天下平”?国家治理得好,天下自然就能太平。也就是说,要安抚好天下黎民百姓,使他们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儒家“平天下”的终极理想,就是要达到天下在一种等级秩序基础上的平等和公平。而实现这种理想的前提就是天下统一。
  诸葛亮亲身经历了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天下分裂、军阀混战等造成社会秩序大动乱的变迁,因而对人民在动乱中所经受的苦难,有深刻的体会和理解,渴望天下一统而致天下太平,最终使人民安居乐业。他在隆中十年间系统地学习经史子集,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忠君报国的政治主張。在封建社会,忠君和爱国,一般来说是很难分开的。君主是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的,忠君必爱国,爱国亦必忠君。这虽有其时代的、历史的局限,却是不应指责的。因此,诸葛亮在隆中时提出的“兴复汉室”这一要求,其实质是要求统一,要求重建正常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这完全符合儒家“天下平”的理想。
  诸葛亮十分清楚,“兴复汉室”的条件在当时并不具备。因此,他在“隆中对策”中提出的方针是分阶段实施:第一步是“跨有荆、益”,与曹操、孙权形成鼎立之势;第二步是等待时机,当“天下有变”时,则两路出兵,夹击中原。这个先走向三分,再求统一的战略决策,是当时最全面、最具体、最有实效的立国方略。
  “兴复汉室”的可能性是的确存在的。公元219年,刘备取得汉中,跨有荆、益,具备了两路北伐的条件。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出兵攻襄阳,大败曹军,威震华夏,逼得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这只是一路北伐,竟有如此威力,足证许昌以南拥汉反曹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也说明“兴复汉室”是具有可能性的。
  但是,可能性毕竟没有变为现实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些原因,有的并不是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就可以预料到的。追本溯源,形势发展到不可逆转,一则在于荆州之失,再则在于夷陵之败,而这两者都不是诸葛亮所能挽回的。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决不会只求割据而不求统一。诸葛亮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就在于他为“平天下”的统一事业而竭尽了全力。
  “夷陵之战”后,蜀汉元气大伤,三国鼎立的局面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国彼此都不具备统一中国的实力。诸葛亮实现“兴复汉室”这一理想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然而,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却仍为“平天下”这一理想进行着终生的奋斗。
  刘备死后,蜀汉“政事无巨细,咸决于(诸葛)亮”。诸葛亮经过五六年的充分准备,修复了与东吴的关系,平定了南中之乱,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壮举的以求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他在《出师表》中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从中可以看到他“平天下”的意志、决心以及务求必成的信念是何等坚定。正因为如此,诸葛亮在北伐中,虽因面对强大的敌人而一再遭到挫折,但却矢志不移,毫不气馁,八年之间五次出兵北伐曹魏,其志之坚,令人扼腕。他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为统一竭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演出了一幕“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史剧。
  五、研究诸葛亮家国情怀的现代意义
  诸葛亮深厚的家国情怀,成就了他虽然悲壮却是辉煌的人生。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有许多,“家国情怀”是最基本的—个内涵。在今天,“家国情怀”在建设幸福家庭、提高公民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在现代社会,由于人的欲望更盛、诱惑更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更为复杂,所以个人修养尤为重要。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凸显的时代,个人修养无疑是个人主体性地位确立的道义保证和伦理要求。而“家国情怀”不仅是个人主体对人类共同体的一种认同,并且是能促使其发展的思想和理念。
  梁启超说得好:“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家国情怀的精髓是对家庭、对国家的责任和担当。只有兼顾好家与国,并将对小家的感情转移在对国家、民族的担当上,人生才能实现真正的圆满。或许正是因为对诸葛亮家国情怀的充分理解,所以《三国演义》描写诸葛亮决定随刘备去平定天下后,特别写到他对诸葛均说:“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平定天下是责任,而家庭亲情,则是担当这种责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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