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的江南书生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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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聊斋志异》中的江南书生，是一个别有意味的群体。这些书生或放浪形骸、或桀骜不遜、或痴狂潇洒，他们个性鲜明，荟萃百态。在男女感情生活中，在科举闱场中，都有其独特之处。而那种引人注目的名士气，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江南书生恋慕纯粹的美色，敢于反抗科举的黑暗，不囿于世俗礼教，普遍具有较高的自我意识。其形象不仅具有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特殊的地域文化意义，同时也承担了蒲松龄个人的精神寄托。他们是蒲松龄在虚拟世界中宣泄现实情感的产物，既体现出蒲松龄苦售不出的同感心态映射，又体现出其创作过程中的补偿心态。本文将从情感故事、闱场故事与江南书生的名士气三方面入手，探析聊斋故事中江南书生背后的历史因素以及蒲松龄本人的创作情感。
　　关键词：聊斋志异;江南书生;蒲松龄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作为我国短篇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把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艺术推向了顶峰”① 。作者蒲松龄出生于明清交替期一个汉族中小地主家庭，“幼有轶才，老而不达” [1]。从19岁初应童子试闻名乡里后，始终困于闱场，直至71岁方援例为岁贡生。其间1670-1671年，蒲松龄曾应友人孙蕙之聘南游做幕，在宝应、高邮一带游历一年之久。艺术源于生活，蒲松龄困于名场苦售不得的人生是《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的主要创作源泉，而其在江南一年的游历则为其笔下江南书生群像的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聊斋志异》中关于书生的故事有183篇，涉及江南书生有33篇，其中有20篇为男女情感故事，4篇科举闱场故事。故本文将关注点聚焦在《聊斋志异》中的江南书生身上，从情感故事、闱场故事与江南书生的名士气三方面入手，探析江南书生背后的历史因素以及蒲松龄本人的创作情感。
　　 由于历史上地域范围的不断变化，“江南”始终是作为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被广泛使用。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以南、岭南以北的辽阔地域;唐贞观元年划分全国为十道，“江南”的地域概念才逐渐明朗，指长江以南、岭南以北、西起湖南省西部、东至大海的部分地区;明清时期江南地域面积缩减，主要指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地区。[2]（本文以唐代江南道的地域概念为基准，主要涵盖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
　　一、男女情感故事中的江南书生
　　 在蒲松龄笔下，男女情感故事是江南书生们赖以展现人生的主要舞台。马振方曾评价《聊斋志异》“以事写人，人各面目” [3]，蒲松龄正是通过一个个不同的男女情感故事塑造了诸多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江南书生形象。通过分析这些书生的个性，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书生不仅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意义，同时也承担了蒲松龄个人的精神寄托。
　　 1.江南书生的“慕色”
　　 在男女情感类故事中，蒲松龄笔下的江南书生都具有“慕色”的特点。见到美色时，他们不同于北方书生的保守含蓄，而是丝毫不加掩饰的表达自己的心悦与爱恋，并欲直接付诸行动。如《伍秋月》中秦邮王鼎旅居镇江访友，夜夜梦中有女郎与之交合。一日王鼎故意睁开眼睛欲睹女郎真容，女郎：“见生醒，顿自愧怯。生虽知非人，意亦甚得;无暇问讯，直与驰骤。女若不堪，曰：‘狂暴如此，无怪人不敢明告。’生始诘之。”再如《荷花三娘子》，湖州人宗湘若巡视田垄时见有女与男子欢好，“细审之，雅甚娟好。心悦之，欲就绸缪，实惭鄙恶。乃略近拂拭曰：‘桑中之游乐乎？’女笑不语。宗近身启衣，肤腻如脂。于是挼莎上下几遍，女笑曰：‘腐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为？’诘其姓氏。”江南书生见到美色的第一个动作便是欲与之狎，这一举动不仅针对女色，对于男色亦如此般。如《侠女》中的金陵顾生，家贫，为人书画以自给赡母，一日于斋中见一美少年“容姿甚美，意颇儇佻”便主动亲近，“稍稍熟稔，渐以嘲谑;生狎抱之，亦不甚拒，遂私焉。”由此可见，江南书生眼里的美色是纯粹的，不沾染姓名、身份，乃至性别等世俗因子，见到美色后心中所愿唯即刻与美色相亲相狎、占为己有，至于其姓字名谁、家居何处、是否是人、是否同性皆不重要。故《聊斋志异》中更是出现了口出狂言的程生：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为畛畦。一日，自外归，缓其束带，觉带端沉沉，若有堕物。视之，无所见。宛转间，有女子从衣后出，掠发微笑，丽绝。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惧，而况于狐。”遂与狎。
　　虽然《青梅》篇中蒲松龄对程生的描写只有区区一段文字，但却言简义丰，极具表现力。“倘得佳人，鬼且不惧，而况于狐”一句堪称神来之笔，形象体现出江南书生美色至上无言他事的个性。整体来看，江南书生的慕色是纯粹的、主动的，狂放不加任何收敛且不受传统男女大防的羁绊。
　　 2.江南书生中的君子
　　 在不羁的慕色书生之外，蒲松龄又塑造了《聂小倩》的宁采臣、《青梅》的张生这类截然相反的书生形象。前文中的江南书生在情感中占有绝对主动的地位，而宁采臣之类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可谓书生中的君子典范。他们对于突如其来的美色起初是拒绝的，但这并非是囿于男女大防的观点，而是受自身素质驱使所做出的自然反应。
　　 《聂小倩》中宁采臣留宿兰若，遇绝色女鬼聂小倩。聂先诱之以色，“愿修燕好”却被宁采臣拒绝：
　　 女笑曰：“月夜不寐，愿修燕好。”宁正容曰：“卿防物议，我畏人言;略一失足，廉耻道丧。”女云：“夜无知者。”宁又咄之。
　　继而小倩诱之以利，再被拒：
　　 至户外复返，以黄金一锭置褥上。宁掇掷庭墀，曰：“非义之物，污吾囊橐！”女惭，出，拾金自言曰：“此汉当是铁石”。
　　宁采臣的拒绝是其个人素质与道义追求的本能体现。《聂小倩》开篇即写：“宁采臣，浙人。性慷爽，廉隅自重。每对人言：‘生平无二色。’”冯镇峦评：“廉隅自重，伏下见财;生平无二色，伏下见色。”但明伦评：“此先断后叙法。廉隅自重，则财不能迷;生平无二色，则色无可惑;性又慷爽，则剑客之御患，女鬼之倾心，皆从此出。” [4]故宁生的做法是符合个人逻辑的。与宁采臣较相似的是《青梅》里的书生张介受，蒲松龄在其出场时即写：“邑有张生，字介受。家窭贫，无恒产，税居王第。性纯孝;制行不苟，又笃于学。”以此三句作总提，后文青梅自媒张生时发生的对话就顺理成章了： 　　 生方读，惊问所来;词涉吞吐。生正色却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贤，故愿自托。”生曰：“卿爱我，谓我贤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梅曰：“万一能成，肯赐援拾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三，故不敢轻诺耳。”曰：“若何？”曰：“不能自主，则不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不乐，则不可如何;即乐之，而卿之身直必重，我贫不能措，则又不可如何。卿速退，瓜李之嫌可畏也。”
　　张介受以三不可如何而不敢轻许青梅之邀，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5]张生 “不苟且目前，不自欺，不欺人” [4]447，此实乃君子之行。宁采臣以道义暂拒小倩，张介受因贤孝暂拒青梅，他们在情感中发乎情止乎礼，此二君子“天必佑之” [4]445。故二者结局也都是美好的，郎才女貌终成眷，科进仕业亦有所成。
　　 此外，蒲松龄在此类故事中对江南书生的描写体现了“创作补偿心理” [6]，即在创作过程中去寻找塑造满足其自身欲求的替代物。宁、张二人皆是这种心态下的产物，他们不仅感情上收获颇丰，在文业上亦有高中，实是蒲松龄内心深处所艳羡的理想书生类型。另此心态在《陆判》篇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安徽书生朱尔旦“性豪放”，却天资不足，幸而结交陆判，得其为己清理肠子后心朗神明，科场小成。后朱尔旦嫌妻丑，陆判又为其妻换头。朱尔旦亦因此与吴侍御结为翁婿。“小说家常以理想补人之缺憾。心之不慧也，可以易之;首之不美也，可以换之” [7]，现实中屡试不第的蒲松龄又何尝不想一识陆判！
　　 3.江南书生的情感对象
　　 此类故事中江南书生的情感对象亦值得注意，不同于北方书生所遇的花妖狐魅，江南书生的情感对象更具有开放性和挑战性。不仅有《细候》《瑞云》里与青楼女子成亲的昌化满生、余杭贺生，更有《陈云栖》篇娶女道士为妻的真毓生。若说书生与青楼女子的结合是对传统男婚女配门当户对的婚姻观的背离，那书生与女道士的结合则是对传统世俗观的挑战。蒲松龄笔下江南书生的情感对象无疑在当时极具道德冲击力。
　　 这类故事中还有些篇目描写了书生与悍妇的婚后生活，如《马介甫》《锦瑟》《江城》等。其中《江城》讲述了江南书生受到夫人家庭暴力的故事：临江书生高蕃，“少慧，仪客秀美。十四岁人邑庠”，富家贵族争相与其婚配，高蕃却不顾父母反对与“家无半间屋，南北流寓”的江城成亲，随后便遭受长达数年的房中暴力。直至和尚宣讲时点化江城，方知一切都是前世业报——高蕃前世寓居寺庙时误打死了一只长生鼠，即江城前世。“异史氏曰：人生业果，饮啄必报。”不同于其它悍妇故事着力表现北方书生的懦弱，《江城》一篇更致力于表达蒲松龄自己的业果之说。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东南财赋重地” [8]全国最重要的財赋供给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镇的繁荣使“江南地区的经济一直保持不败的势头，持续繁荣，最先走上了近代化之路” [2]47。经济的勃兴推动文化繁昌，人们思想的萌动与社会习俗的更替随之而来，最大的表现特征就是冲决礼制——“旧的社会秩序开始动摇，传统伦理观念遭到冲击，奇人奇事层出不穷，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情趣得到了更新。” [2]299蒲松龄在江南寓居一年，对此社会变化必有体会，故在其笔下，不羁任性是《聊斋志异》情感故事中江南书生的鲜明个性，而属于江南书生的情感故事也新奇开放、少有忌讳。
　　二、闱场故事中的江南书生
　　 自隋唐以来，我国的科举制度逐步完善，科举闱场便成为古代文人士子永恒的话题。明清以降，科举课目逐步单一，“稽古右文，而进士为尤重”，进士科终独占闱场。应试求仕从此成为文人士子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他们毕生的执念。《聊斋志异》中讲述江南书生的闱场故事有《三生》《司文郎》《陆判》等，虽然篇目不多，却篇篇脍炙人口，引人深思。
　　 《三生》篇主要讲述了一个由闱场不公造成的阴司案子，把读书人对于科考近乎病态的执念展现的淋漓尽致。故事先是湖南名士兴于唐，因被废黜闱场终愤懑而卒，至阴司向阎王控诉令尹某，兴于唐等胜诉;二世，令尹某投胎作百姓。值兵祸，某被兴于唐转世的将官当贼误斩。某诉诸阴司，阎王判兴于唐来世为小犬，某为大犬;来世二犬于街头互咬双亡，兴与某再诉阴司;阎王为解怨仇，判二人为翁婿。某转世到庆云县，遇兴于唐转世李生科场小成，以女妻之。但李生傲慢无礼，翁“亦耐之”。后李生中岁淹蹇，困于名场，翁绸缪百计终使李生扬名，二人三世怨仇方得解。“一被废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两人以科考结怨，终由科考解怨，蒲松龄用解铃还须系铃人式样的故事，生动地写出了书生对科考的执念之盛。清代士子参加考试的人数众多，但考中者名额有限，人们常戏称科举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明伦评此篇为“不得志于时者之言” [4]1332，丝毫不过。
　　 《司文郎》篇是闱场故事中最著名的篇目之一，蒲松龄将北方书生与江南书生同台塑造，以对比手法精心构撰全篇，浸注了其一腔孤愤。故事中的余杭生是《聊斋志异》众多闱场书生中比较负面的一个形象，蒲松龄分四步来层层描写余杭生的狂悖无礼：先是余杭生对王平子的结交置之不理，且邻居时“朝夕遇之，多无状。”再是宋生到来三人交谈时，余杭生恬居上位且讥诮北方任无通文墨者;其后余杭生又自负其文，嘲讽王平子文章为“水饺”;最后余杭生中举后又对司文郎狂傲怒骂，以此反衬北方书生的谦逊有礼。蒲松龄通过此篇鲜明的对比控诉科举“文运颠倒” [4]1104，考官不识真才，使“不瞽不聋，有才有德，而反身受其厄。” [4]1104蒲松龄在《贺章丘县周素心入泮序》有云“盖当鸿隐凤伏，斥安鸟得而笑之” [9]1993，《司文郎》中的余杭生盖蒲心中之斥安鸟。蒲松龄一生肆力于古文，此篇蒲松龄借司文郎对王平子模仿古人的文章称赞以及对余杭生应试八股的厌恶来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
　　 单从闱场故事中看，蒲松龄塑造的江南书生与其笔下的山左书生形成对照：首先，二者对待闱场的态度不同。如同样是科考淹蹇，北方书生或是如王平子般“不患世不公，所患力不努” [9]1993继续刻苦自励;或是心情郁闷弃儒从商;或是进取心泯转而教书助他人成名科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5]186是他们普遍的态度。而以湖南兴于唐为代表的江南书生则耿耿于怀一力抗争，不惜与主考官纠斗三世。地域思想差异是形成这一对照的根本原因。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经济发达致思想萌动，书生的自我意识普遍觉醒，所以才会出现兴于唐这类的抗争。其次，江南书生的狂妄自负与山左书生的谦逊守礼形成对照，在这一组中，江南书生的形象堪称负面，比如前文的余杭生。江南书生可以说是蒲松龄在虚拟世界中对自己现实里苦售不得的情感宣泄。有资料显示，明清之际士子科举的成功率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江南地区中举人数普遍多于其它地区，尤其江苏和浙江两省是明清时期人才荟萃之地。且看一组明代考取进士的地域数据：首位江苏3667名;次为浙江3391名;复次江西2690名。河南、山东、四川等省则数不逾千。[10]再看另一组数据，有清一代，全国状元114名，江苏独占49名，其中苏南就有44名。[2]通过以上两个数据可以看出，明清以降江南地区的科举取中率不仅位居全国一甲，而且相较于北方省市有着压倒性的数据优势。蒲松龄作为一个屡试不第的山东书生游历江苏一年，面对这样的科举地域差异，难免会对江南书生产生羡慕心理。故出于读书人的酸妒思想，江南书生可以说是蒲松龄在虚拟世界中对自己现实里苦售不得的情感宣泄。 　　三、江南书生的名士气
　　 名士气，即文人书生或痴或狂，不拘小节的放达习气。
　　 首先，江南书生的名士气体现在“痴绝”上。不同于北方书生对于物的痴迷，江南书生程度更甚，以至到了贻误生前身后的地步：如《绩女》篇中为一睹仙女玉足不惜倾家荡产的绍兴书生费生，《棋鬼》中嗜棋成癖，罔顾孝道，最终因棋“永无生期”的湖襄书生。
　　 最出名的是《书痴》篇中的江南书生郎玉柱。彭城郎玉柱，嗜书不辍，“尤痴，家苦贫，无物不鬻，惟父藏书，一卷不忍置。”日夜苦读不为干禄，只因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但如此，若家中亲朋前来，郎玉柱也仅略微寒暄后辄旁若无人的大声读书：“见宾亲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则诵声大作，客逡巡自去。”郎玉柱痴绝于书，名场淹蹇，书中人颜如玉化其迂执，使其科场扬名。却因屋中藏娇被遭邑宰史公迫害，拷打濒死，家中藏书亦尽被焚毁。后郎玉柱中进士，仍“衔恨切于骨髓”，乘职务之便，搜集史公罪证，“籍其家”。报复后，郎即自劾弃官，携妾归隐。更添几分视功名如粪土的潇洒。蒲松龄以此收束故事更加体现出郎玉柱痴狂的名士气。
　　 其次，江南书生名士气的另一表现方式为狂。如《织成》中对襄阳名士柳生的一段描写最令人印象深刻：
　　 有柳生，落第归，醉卧舟上，笙乐忽作。舟人摇生不得醒，急匿艎下。俄有人捽生。生醉甚，随手堕地，眠如故，即亦置之。少间，鼓吹鸣聒。生微醒，闻兰麝充盈，睨之，见满船皆佳丽。心知其异，目若瞑。少间，传呼织成。即有侍儿来，立近颊际，翠襪紫舄，细瘦如指。心好之，隐以齿啮其袜。少间，女子移动，牵曳倾踣。上问之，因白其故。在上者怒，命即行诛。遂有武士入，捉缚而起。见南面一人，冠类王者。因行且语，曰：“闻洞庭君为柳氏，臣亦柳氏;昔洞庭落第，今臣亦落第;洞庭得遇龙女而仙，今臣醉戏一姬而死：何幸不幸之悬殊也！”王者闻之，唤回，问：“汝秀才下第者乎？”生诺。便授笔札，令赋“风鬟雾鬓”。生固襄阳名士， 而构思颇迟，捉笔良久。上诮让曰：“名士何得尔？”生释笔自白：“昔《三都赋》十稔而成，以是知文贵工、不贵速也。”王者笑听之。自辰至午，稿始脱，王者览之，大悦曰：“真名士也！”
　　落第书生、醉酒放狂自古以来便是名士故事中的常见元素。面对洞庭君的大驾，蒲松龄命柳秀才醉酒舟中，与旁人的“急匿艎下”形成鲜明对比，已现其性狂。后又设置了一个柳生临危赋文、洞庭君赞其为“真名士也”的情节，更添其才富。古代文人书生除功名以外，足可傲世者，唯剩文才而已。柳生的恃才狂放、洒脱不羁正是我国古代名士最突出的气质表现。同时，此篇“也寄寓着作者的几多幻想” [9]2734。
　　 与《织成》中柳生的正面形象相反，《酒狂》篇中江西拔贡生缪永定的狂妄毁誉参半。缪生“素酗于酒，戚党多畏避之”，其人又酒德有失，凡醉酒后必稽谑骂座，被阴司皂隶勾去，为其母舅贾氏所救。寓居阴间时，偶遇已故同窗翁生，缪生“酣醉，顿忘其死，旧态复作”，为翁生所惩。后缪生母舅经营，使缪生得返阳间：
　　 贾曰：“适东灵至，候汝为券，汝乃饮荡不归。渠忙迫不能待。我已立券，付千缗令去;余者，以旬尽为期。子归，宜急措置，夜于村外旷莽中，呼舅名焚之，此愿可结也。”缪悉应之。乃促之行。送之郊外，又嘱曰：“必勿食言累我。”乃示途令归。
　　还阳后的缪生却吝啬千金，失信于鬼，终被勾魂而死。缪生嗜酒成癖，却吝啬不堪失信于鬼，诚如何守奇所评“其狂可为也，其吝不可为也” [4]587，若以名士气论缪生，则不可尽论。蒲松龄《为人要则·重信》有云：“或有杯酒投洽，慷慨相许，人方久待，而我已忘之，此尚可以为人乎哉！” [9]1002可见蒲松龄对缪生之流的不屑。
　　 晚明以降，书生最是标榜“情有所寄”的痴迷，江南书生的名士气实际上是其才性的表现状态：在传统文人雅士痴狂脱俗、气定神闲的精神气质之中，还夹杂专属于读书人的迂执。他们的痴狂，往往既有可取之处，亦有可弃之实，有些姿态固然可憎，却又略显可爱，引人读来在叹气之余又暗自失笑。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物质生活的改善和见闻的增广，市民们要求有与其相应的文化生活，以满足精神方面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文化生活更趋活跃，多姿多彩。” [2]178江南城镇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社会诸相丰富，当时产生了的大量会馆，涉及各行各业，这些社会背景也就反映在了蒲松龄的创作之中，及表现为：相较于北方书生而言，蒲松龄笔下江南名士的生活都十分的丰富。《聊斋志异》中的北方书生在科举与美色之外，痴迷的大多是花，譬如《葛巾》中嗜好牡丹的洛阳书生常大用，《黄英》中痴迷菊花的顺天府马子才;而江南书生所痴之物则更为丰富，前文所提痴于书的郎玉柱、痴于棋的湖襄书生、痴于酒的缪生等。
　　四、小结
　　 现实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反映源，文学艺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养料。陈寅恪先生曾说“小说可以证史”，《聊斋志异》中每一个故事都是在其时代背景下，某一时间、某一地域的小缩影。明清之际江南地区的发展兴盛，是影响蒲松龄创作江南书生群像时的现实因素。故今人通过对其中江南故事的分析索隐，亦可以反窥当时的历史，见证江南地区彼时的兴荣盛况。
　　 “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性很强的精神活动” [11]。蒲松龄在进行创作时灌注了强烈的个人情感，诚如他在自序中所写的：“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乎！”所以在书生形象的创作中，北方书生体现出蒲松龄久困于闱场的同感创作心理，而在江南书生的塑造中则更多体现出一种创作补偿心理。蒲松龄利用江南地域科举取中率高的地理优势之便，塑造出诸如宁采臣、张介受这样文场情场皆有所获的“完美书生”形象，在虚拟心理中体验其作为士子一直信奉的“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钱穆评聊斋时曾说：“《聊斋志异》是所谈及的事情多则文笔少。此书是活的。” [12]全书近五百篇故事，为今人学者留下的研究价值无疑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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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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