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谊堂丛书》与《正谊堂全书》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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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世人对于康熙末《正谊堂丛书》和同光间《正谊堂全书》（尤其是前者）的子目多所不知，甚至还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况。因据《张清恪公年谱》、《正谊堂文集》和《续集》、《正谊堂全书》第一册以及《中国古籍总目》等的相关记载，对康熙末《正谊堂丛书》的编纂和刊刻，以及同光间的重刻情况予以考证，并对二者的部类和子目变化加以比较分析，从而否定《中国古籍总目》等贻误他人的著录。二者的刊刻，对于清代正统理学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张伯行;《正谊堂丛书》;左宗棠;正谊书局;正谊书院;《正谊堂全书》
　　中图分类号：G25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20）01-0071-08
　　Abstract： There is little knowledge about the categories of Zhengyi Tang Series and  Zhengyi Tang Quan Shu by Zhang Boxing in the Kangxi Dynasty and by Zuo Zongtang between the Tongzhi Dynasty and Guangxu Dynasty respectively， which sometimes are even confused.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Chronology of Zhang Qingke， Collection of Zhengyi Tang， Sequel of Zhengyi Tang，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etc.， the paper studies on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Zhengyi Tang Series in the Kangxi Dynasty， and the re-engraving of  Zhengyi Tang Quan Shu between the Tongzhi Dynasty and Guangxu Dynasty. The engraving of these two series has their own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categories and contents， too. The former includes 6 categories and 55 books， and the latter 7 categories and 68 book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records of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are misleading. The engraving of these two ser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orthodox science.
　　Key words：Zhang Boxing; Zhengyi Tang Series; Zuo Zongtang; Book Bureau of Zhengyi; School of Zhengyi;Zhengyi Tang Quan Shu
　　清康熙末，張伯行编刻《正谊堂丛书》①55种（下称“康熙本”）。同治间，左宗棠设正谊书局，延请杨浚重刻《正谊堂全书》63种;后正谊书院又续刻5种。由于《正谊堂丛书》已散佚10余种，故今人只知《正谊堂全书》68种（下称“同治本”）之目，而对于《正谊堂丛书》55种之目未知所以，甚至是张冠李戴，贻误他人不浅。因此，本文根据《张清恪公年谱》（下称“《年谱》”）、《正谊堂文集》和《续集》、《正谊堂全书》第一册以及《中国古籍总目》等的相关记载，对康熙本的编纂和刊刻，以及同光间的重刻情况予以考证，并对二者的部类和子目变化加以比较分析。希望有所是正，避免以讹传讹。
　　一、《正谊堂丛书》与《正谊堂全书》的编刻
　　 （一）康熙末张伯行与《正谊堂丛书》的编刻
　　 1.张伯行其人。张伯行（1652-1725），字孝先，号恕斋，晚号敬庵，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康熙乙丑（1685）三甲进士。三十一年（1692）秋九月，补授内阁中书。历官中书科中书舍人、山东济宁道、江苏按察使等。康熙四十六年（1707）三月，康熙以张伯行居官清正廉洁，擢福建巡抚。四十八年（1709）十二月，移江苏巡抚。后累官至礼部尚书。卒赠太子太保，谥“清恪”。著述丰富，有《居济一得》《濂洛关闽书》《小学集解》《近思录》《续近思录》《正谊堂文集》《正谊堂续集》《困学录》等十余种。
　　 张伯行治学，恪守程朱。他在《鳌峰书院记》里曾称：“圣贤之学，一日不讲，则人欲潜滋，天理澌減，有沦于不肖之归而不自知者。”[1]卷九，1b-2a殿试之后，他甚至还苦读五子之学长达七年。仕宦以后，张伯行又“以表章正学为先务”[2]466;并且笃志力行，终生一以贯之。除了兴建书院、立学规、延师课学之外，他还注意搜访、刊刻先儒遗书。
　　 康熙四十六年（1707），张伯行莅任福建巡抚，便立即创建鳌峰书院，延聘漳浦蔡璧为山长，聚徒讲学。随后“又出先儒语类、文集诸书，命分任编辑亲为校正论定，付之剞劂，使正学流传后世”[2]537。张伯行《鳌峰书院记》有云：“不侫躬膺简命，来抚斯邦，夙兴夜寐，惟思以广教化为先务。……不侫欲与士之贤而秀者，讲明濂、洛、关、闽之学，以为之倡，既表章先儒遗书，以行于世。”[1]卷九，2b-3a
　　 张伯行一生所刻的书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正谊堂丛书》。 　　 2.背景。《正谊堂丛书》的编刻，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自宋至明，理学兴盛。但到明末时，阳明之学空谈心性，流于空疏。入清以后，理学更为衰微。而且，由于清前期严酷的文字狱，故学者多转治考据学，而汉学独尊。阴承方称：“今去朱子五百余年，士皆沉溺括帖之中，求其矢志圣学者，虽千万人无一二焉。义理之不明非一日矣。”[3]
　　 宋元明时，福建一直是理学的中心。宋代，杨时载五子之学而南归，经罗从彦、李侗传至朱熹;朱子集之大成，福建遂号“道南理窟”。明代，泉州的清源学派，如蔡清、林希元等，继宋元之衣钵，闽学仍才隽辈出。张伯行赞曰：“闽中素号海滨邹鲁，自龟山载道而南，三传至考亭，濂洛之学盛于东南。其渊源，上接洙泗，由宋迄今，闽士蔚兴，与中州埒。”[1]卷九，1a可惜在清初的几十年里，福建一直战乱不堪，闽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满族统治者其实是尊奉理学的，康熙皇帝更是推崇备至。在平定战乱以后，康熙便逐渐将重心转到文教上，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且还重用理学名臣，如安溪李光地等。对于张伯行，康熙也给予了极高评价：“清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斌、陇其、伯行三人而已。”[4]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上谕：“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钜。”[5]同时，康熙还特命李光地等编撰《御纂朱子全书》《御纂性理精义》等理学著作。
　　 张伯行曰：“圣天子崇儒重道，于龟山、豫章、延平三君子及考亭夫子，皆亲制御书匾联表扬，祠宇云章烂然，辉映日月，务俾闽士瞻仰兴起益励所学，以无负先儒之教，于以育人才、厚风俗意甚盛也。”[1]卷九，1a-b于是在抚闽之后，他便“以表章道学、成人才、美风俗为先务”。除了创建鳌峰书院，倡兴实学，他还“订儒先居敬穷理力行之书，刻名臣节义经济之集”[6]295。
　　 可见，在清前期汉学独尊而理学衰微之际，张伯行编刻《正谊堂丛书》，正是形势使然。
　　 3.《正谊堂丛书》的编刻。正谊堂，是张伯行在鳌峰书院内所建的一个讲学之堂。“正谊”者，即“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7]之谓。张伯行及其子嗣后来所刻的书，基本上都是冠以“正谊堂”之名。如张伯行子张师栻、张师载编《张清恪公年谱》二卷，即为乾隆四年（1739）仪封张氏正谊堂精刊本。
　　 《正谊堂丛书》所收各集，其实张伯行在巡抚福建之前，大部分已经成稿。据《年谱》记载，张伯行在殿试归里后，“于南门外，中构书屋数楹，藏书数千卷，日夕博览不辍。既读《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文集》，恍然曰：‘此孔孟正传也，入圣门庭尽在此矣。’乃于濂、洛、关、闽之书，口诵手钞，仡仡如将不及。嗣后官闽、官吴所辑诸书，大半于家园读书时裁定者也”[2]488-489。
　　 《正谊堂丛书》的编辑、校刊者，人数众多。如，编辑者，有黄道周弟子蔡璧、詹明章弟子蔡登渊等理学名家;校对者，则有郑亦邹、林缙、蔡世远、黎致远、黄裳、蓝鼎元、李光墺、林正青等88人。这些人，几乎都是鳌峰书院的师生，而蔡璧则受张伯行所委总其成。
　　 《正谊堂丛书》，大部分是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刻于福州鳌峰书院，但一般称之为“福州张伯行正谊堂刻本”，或是“榕城张伯行正谊堂刻本”。康熙四十六年（1707）开雕，但或称四十八年（1709）即蒇工，其实不然。据《年谱》的记载以及现存本来看，其实还有一部分是移调江苏巡抚之后的刻本，一般著录作“苏州正谊堂刻本”，或“姑苏正谊堂刻本”。如康熙五十年（1711）刻《吕东莱集》，康熙五十三年（1714）刻《魏贞庵先生文集》等。
　　 刊刻的次序，主要是依部类。据《年谱》，康熙四十七年（1708），“立德部文集成”[2]545;康熙四十八年（1708），立功部、立言部、气节部文集和名儒粹语部皆成[2]551-553。但其中立德部个别文集，其实直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才刻成，如《黄勉斋集》八卷;而名儒粹语部，其实有些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就已经刻成，如《二程粹言》《朱子语类》等。名儒文集二集，《年谱》称始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其后次第告成”[2]555。又称，康熙四十九年（1710），“编刻历朝文集成”[2]567，但实际上并没有全部刻成。其中有几种，如《陆桴亭先生文集》五卷，即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姑苏正谊堂刻本。
　　 因此，《正谊堂丛书》确切的刊刻时间，应作康熙末年为宜。《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作“清康熙雍正间刻本”[8]279，有误。
　　 （二）同光间《正谊堂全书》的重校刊
　　 1.背景。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使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咸同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捻军、回民又相继在西北发动叛乱。在思想上，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洪秀全据此创立拜上帝教，并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本土的白莲教等，对封建的纲常伦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被统治者称为是异端邪说，有违伦常。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在学术上，魏源、林则徐、曾国藩等有识之士提倡经世致用。同时，理学有所复兴（代表人物，如方东树、倭仁、唐鉴、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出现了汉宋兼采的局面。
　　 为了维护统治，曾国藩、左宗棠等认为有必要巩固孔孟之道、程朱理学。而建立官书局、刊刻儒家经典，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左宗棠在《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里即称，希望以此“察孝举廉”，以“劝学卫国”[9]。
　　 2.左宗棠与正谊书局重刻《正谊堂全书》。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后累官至军机大臣，晚清重臣。卒谥“文襄”。著有《左文襄公全集》等。
　　 左宗棠学宗程朱，但与倭仁一样较为保守，并有抨击汉学之举。左宗棠称：“自顷士习淩夷，狃于科第利禄之说，务为词章，取悦庸耳俗目，而不探其本原。其有志于学者，又竞于声音训诂校雠之习，以搏击儒先为能，或藉经世为名，謏闻动众，取给口舌，博声誉为名高，而學术益裂，求如李申耆先生暨阳讲席，训诲后进，恪以程朱为宗者，百不一二也。”[10]卷二，10a他在《马征君遗集序》里又称：“自乾隆中叶以来，声音训诂校雠之习盛，士竞时局，逐声气，以搏击儒先为能，放言无忌，酿成今日犯上作乱之祸，独皖中诸君子犹能谨守朱子家法。” [10]卷一，7a因此，他提出了一个与张伯行较为一致的观点：“学术端则士习正，士习正则民气厚，而礼义廉耻由之而明，休祥瑞应由之而出。”[10]卷一，7b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官闽浙总督。他极度称赞张伯行所刻的《正谊堂丛书》，称其“扫异学之氛雺，入宋儒之堂奥”[11]1a。而且认为闽中为理学之邦，张伯行等讲明正学之遗绪不可失坠，于是奏设正谊书局，重刊《正谊堂全书》。他在《左宫保示》中曰：“本爵部堂乡举以后，即得是刻残编读之，以未睹全书为歉。兹来清恪旧治，亟询是书，仅存四十四种;而鳌峰书院所藏版片，则螙蛀无存矣。爰设正谊书局，饬司道筹款，就所存本先付手民开雕。余俟访寻续刻。书成，散之各府县书院，俾吾闽人士得以日对儒先商量旧学，以求清恪、文勤遗绪。”[11]1a
　　 左宗棠督闽时，距张伯行刻竣《正谊堂丛书》，已愈150年。而且残存者仅44种，板片也杳不可寻。前引称，书板为鳌峰书院所藏，但左宗棠在写给杨浚的《左宫保书》中却称：“闻张清恪刻此书成，旋抚苏州，携版片去。又求之苏州书肆，亦不得见。”[12]1b因此，也有重刊的必要。
　　 初，左宗棠遍访原本不得，后闻邑人杨浚“藏有完帙，托人商之”，但杨浚“以传本罕为辞”[13]。左宗棠便服夜访，杨浚不敢见。翌日赴谒，左宗棠以礼相待，并说明延聘刻书之意，杨浚遂允。
　　 是年五月初十，左宗棠告示：“有志问学之士，其愿入局任分校之役者，各赴署报名。”[11]1b并制订《正谊书局章程》，对各项工作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譬如，在人员上，“延聘总校一人，遴派提调一人，考取分校百人，内择十人为覆校”[11]2a。据《校对姓氏》载，总校为侯官杨浚、闽县林祚曾，提调为闽县孟际元、侯官廖骧，分校为长白福伦等109人，覆校为侯官叶兰台等29人。
　　 同年底，左宗棠督师西征，继任者为吴棠。但全书的校刊，主要是由总校杨浚完成的。杨浚“遵公所分部次逐一校刊”[14]4b，始于同治五年（1866）六月，至次年春，历时不过九月。
　　 《正谊堂全书》，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左右双栏，白口，上黑鱼尾;版心下镌“正谊堂”。扉页牌记均题“福州正谊书院藏板”;各书卷末有长方形篆体牌记，镌“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谊书局重校开雕”。张伯行自著本的刊本，板式不一;重刻时，一律改为相同的板式。
　　 3.正谊书院续刻《正谊堂全书》。因为张伯行《正谊堂丛书》的部分原本一直采访无果，所以《正谊堂全书》实际并没有全部刻完。
　　 同治五年（1866），船政大臣沈葆桢倡建正谊书院。十二月，正谊书局并入正谊书院，作为书院的附属机构，专门负责《正谊堂全书》的续刻。而此时，杨浚已奉左宗棠命前往陕西，故续刻事宜遂由林祚曾接管。同治八年（1869）初，梁德邻、吴耀西采访得《唐宋八大家文钞》和《范文正公集》;三月，正谊书院续刻之;这两种刻本，卷末牌记均作“同治八年三月福州正谊书院采访续刊”。同治九年（1870）三月，又续刻张伯行《续近思录》十四卷;牌记为“同治九年三月福州正谊书院采访续刊”。光绪十三年（1887），又续刻明杨涟《杨大洪先生文集》二卷、海瑞《海刚峰先生集》二卷。
　　 至此，《正谊堂全书》全部刻竣。总计68种，525卷。
　　二、《正谊堂丛书》与《正谊堂全书》的部类和种数
　　 （一）二者的部类
　　 《正谊堂丛书》，据《年谱》所载，包括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语、名儒文集六部。张伯行自己的著作，并没有收入。
　　 1.立德部。张伯行《立德部总序》曰：“古称不朽者三，首曰立德，而功与言次之。”[1]卷七，1a又云：“兹部汇编立德，以五君子立之宗，其他皆可从此统焉。”[1]卷七，2a他首列立德部的目的，是为了“使正学昭著于千古云”[2]546。
　　 《年谱》载：“立德部，以周、程、张、朱之集为宗。而杨龟山、尹和靖、谢上蔡、罗仲素、李延平，皆得伊洛之传者也。张南轩、黄勉斋、真西山、熊勿轩、陈克斋，皆学考亭之学者也。元许鲁斋，明薛敬轩、胡敬斋、罗整庵，醇乎其醇。而吴朝宗、曹月川、陈剩夫，其学问渊源亦一轨于正，故并列焉。”[2]546-546所列共21种。
　　 但是，张伯行自己所作的《立德部总序》中，并没有提及真德秀、熊禾、罗钦顺、吴海、曹端和陈真晟之名。因此立德部实际应该只有15种。
　　 同治重刻时，杨浚补入《真西山先生集》八卷、《熊勿轩先生文集》六卷、《罗整庵先生存稿》二卷、《吴朝宗先生闻过斋集》四卷和《陈剩夫先生集》四卷[康熙四十八年（1709），张伯行刻明陈真晟《布衣陈先生遗集》四卷，《正谊堂文集》卷七亦收有《陈布衣文集序》;疑即同治本《陳剩夫先生集》]5种。谢良佐《谢上蔡集》，同治时可能已经散佚，因此同治本没有收入。曹端《曹月川集》亦缺。实收19种。
　　 2.立功部。“此部编汉诸葛武侯、唐陆宣公、宋韩魏公、范文正公、司马温公文集”[2]552。计5种。
　　 其中，《范文正公集》，至同治时可能已经散佚，因此正谊书局重刻时未收。同治八年（1869），正谊书院始据别本续刻。
　　 3.立言部。张伯行《立言部总序》云：“程子曰：‘德盛者，言传;文盛者，言亦传。’夫《六经》《四书》，德盛之言也。继此而先儒遗书，犹庶几焉。所谓文盛言亦传者，意惟唐宋八家其人乎！”[1]卷七，3b
　　 《年谱》载：“此部编韩、柳、欧、曾、苏、王之文。公以八家文，时有合乎道者，然因文以求道，犹与道为二，故仅传以文，欲学者学其文，更求其上也。”[2]552计1种。八家者，即唐韩退之、柳子厚，宋欧阳永叔、曾子固、王介甫，以及宋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据《鳌峰书院志·藏书》[6]361，含《韩文》三卷、《柳文》一卷、《欧阳文》二卷、《苏文》四卷、《曾文》七卷、《王文》二卷，共十九卷。杨浚曾称：“陈太史家有藏本，近向假之，已不可得。”[14]2a陈寿祺的藏本，可能就是张伯行的原本。
　　 同治时，原本也已散佚。同治八年（1869），正谊书院合刻《唐宋八大家文钞》十九卷。 　　 4.气节部。张伯行《气节部总序》曰：“纲常名教之重，所藉以长昭于天下者，赖有人焉。”[1]卷七，5a《年谱》亦称：“气节之士，其气配乎道义。读其文，可使顽廉懦立，有功世道人心，故立气节部。”[2]552该部所收“凡五人，曰文文山、谢叠山、方正学、杨椒山、杨大洪”[2]552-553，共5种。张伯行认为诸君子皆“忠肝义胆，天日长悬”[1]卷七，5b。
　　 其中，《方正学先生文集》，《鳌峰书院志·藏书》作八卷，但同治重刻本为七卷。而《杨大洪先生集》，原本已不存;光绪十三年（1887），正谊书院据其裔孙杨祖宪道光间刊本续刻。
　　 5.名儒粹语部。张伯行认为，“先儒语类，记录尤为身心性命切要之言。而人生日用所不容斯须置者，故于文集之外，又汇刻名儒粹语部”[2]553。“其书为《二程语录》《二程粹言》《朱子语类》《朱子学的》《上蔡语录》《薛敬轩读书录》《胡敬斋居业录》《罗整庵困知记》”[2]553-554。计8种。
　　 同治时，杨浚以“兹部公未列目”，因“以类推之”，得“《二程粹言》《伊洛渊源录》《上蔡语录》《读书日程》《朱子学的》《学蔀通辨》《薛文清读书录》《居业录》《道南源委》《困知记》《思辨录辑要》《王学质疑》《读礼志疑》《读朱随笔》《问学录》《松阳钞存》，凡十六种”[14]2b-3a。杨浚所列的子目，比《年谱》所载的张伯行原目多得多;除了重复的6种外（另《二程语录》和《朱子语类》2种被列入张伯行自纂辑部分），杨浚又增刻了《伊洛渊源录》《读书日程》等10种，共计16种。其中，《读书日程》是据陆陇其刊本和灵寿刊本重刻（保留了《朱子调息箴》）;《王学质疑》，也是据鳌峰书院所藏的别本重刊。
　　 6.名儒文集部。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起，张伯行开始编刻历朝二十一家文集，作为二集（前述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四部，张伯行称之为历朝文集初集[2]555）。《年谱》称：“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四部，所刻文集已数十家，公检所应刻者尚多，乃有历朝文集之刻。于是石守道、吕东莱、崔后渠、魏庄渠、海刚峰、汪仁峰、蔡洨滨、陈確庵、陆桴亭、张杨园、魏贞庵、熊愚斋、汤潜庵、耿逸庵、施诚斋、吴徽仲、汪默庵、应潜斋、魏环溪文集，次第告成。”[2]567-568张伯行《名儒文集二刻序》曰：“余研磨于斯文已久，兹付诸剞厥，以公同好，凡为集二十有一家。”[1]卷七，13a但《年谱》所列实仅19家，尚缺2家。
　　 杨浚《正谊堂全书跋》曰：“复读《蔡文勤复公书》，以所寄上院志书目志中添《魏蔚州集》，谓本朝人物之有定论者，蔚州、潜庵、平湖三先生。今已刻汤、陆二书，望取魏集重刊云云。曾否付梓，亦阙疑焉。”[14]3b既云陆平湖《陆稼书先生文集》已刻，说明该集应该是《年谱》缺载的2种之一。
　　 同治时，杨浚“所见原本为徂徕、西山、勿轩、闻过斋、庄渠、整庵、剩夫、阳和、潜庵、稼书十家”[14]3a。据其所考，又有吕东莱、陈北溪、高东溪、陈北山、曹月川、魏蔚州6家。[14]3b但这16家之中，其中仅有石徂徕（即石守道）、魏庄渠、汤潜庵、吕祖谦、魏蔚州（即魏环溪）5家见于名儒文集部;而真西山、熊勿轩、闻过斋、罗整庵、陈剩夫、曹月川6家，已载于《年谱》立德部子目（张伯行《立德部总序》未载）;张阳和、陆稼书（即陆平湖）、陈北溪、高东溪、陈北山5家，《年谱》和张伯行的各部总序均未见。可见，杨浚所考名儒文集部的子目，与康熙本的子目几乎是完全不符的。
　　 同治本的名儒文集部，实际只收入《石守道先生集》、《魏庄渠先生集》、《张阳和文选》（清张履祥《张杨园先生集》未收，而代之以明张元忭《张阳和文选》）、《汤潜庵先生集》、《陆稼书先生文集》、《高东溪先生遗集》;光绪十三年（1887），正谊书院续刻《海刚峰先生集》。共计7种。
　　 7.张伯行自纂辑类。同治本的部类，除了六部之外，又增加了张伯行自纂辑类（康熙本无）。
　　 同治时，鳌峰书院还藏有原本“《道统录》《二程语录》《朱子语类》《濂洛关闽书》《困学录集粹》《濂洛风雅》《学规类编》《养正类编》《正谊堂文集》《续集》”[14]4a，余则坊本《小学集解》，又有新得本“《近思录》《广近思录》《居济一得》”[14]4a。杨浚据此重刻，得14种。同治九年（1870），正谊书院又续刻《续近思录》十四卷。因此，实收15种。但其中《二程语录》和《朱子语类》2种，康熙本原收入名儒粹语部。
　　 （二）二者的种数
　　 1.《正谊堂丛书》的种数。游光绎云：“与诸子修宋儒书，取朱子语类、学的、文集、文略、遺书、二刻遗书、朱刘问答诸书及闽前哲杨龟山、罗豫章、李延平、黄勉斋、陈北山、高东溪、真西山诸文集，尽刊布之，凡五十五种。”[6]卷十六《杂述》，446蔡世远《与满大中丞论书院事宜书》，亦称55种[15]卷七，742。蔡世远是蔡璧之子，曾参与了《正谊堂丛书》的校刊工作。蔡世远回忆称：“其经营措置，以及刊布诸书，窃有微劳。”[15]卷七，724因此55种之数，应该是可信的。
　　 《鳌峰书院志》卷七至卷十《藏书》著录的书目，并没有专列《正谊堂丛书》之目，而是分列于经、史、子、集各部。其中注明有“正谊堂板”字样的，仅有20种;作张伯行订、删补、编等，但没有注明“正谊堂板”的，有27种。合计47种。从张伯行生平著述和刊刻活动来看，这27种中，有些其实并没有收入《正谊堂丛书》。
　　 从张伯行所撰各部总序来看，康熙本的具体种数为：立德部15种（《年谱》称21种）、立功部5种、立言部1种、气节部5种、名儒粹语部8种、名儒文集二集21种（《年谱》仅19种，缺2种），共55种——总数与游光绎、蔡世远所言一致。
　　 蔡世远《先考武湖府君行状》云：“仪封张先生，以中州巨儒巡抚八闽，倡明绝学，教育人材，开鳌峰、共学两书院，延致先君使主其事。凡四方绅士，闳博俊乂良逸者，咸萃于斯，共相切劘，修理学、经济诸书，今所订周、程、张、朱等书六十种行世是也。”[15]卷九，782 　　 张伯行的刻本很多，其中如吴海《闻过斋集》、陈真晟《陈剩夫集》，均刻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但张伯行《立德部总序》未载。因此，也就造成蔡世远所见各书在种数上的差异。正如杨浚《正谊堂全书跋》所云：“据公文集存序，曰立德部、曰立功部、曰立言部、曰气节部、曰名儒粹语、曰名儒文集，分以为六;而其所纂辑集解者，别在各部外。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四部，人数尚可按索;名儒粹语、文集二部，未经胪列;即自著者，亦无总目。公集所录各序，复经删选，非尽其序而存之;间有数种，又非闽刻，更难证据。”[14]1a-b
　　 《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据天津馆藏本著录了48种，作康熙雍正刻本[8]279-280。但是與《年谱》和张伯行各部总序所载的子目有很大的出入。张伯行的著述和刻本很多，但除六部之外，并没有将全部刻本都收入《正谊堂丛书》。而《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的内容，刻本时间的跨度相当大，甚至包括了康熙四十六年（1707）任福建巡抚以前的刻本，而那之前张伯行还没有使用“正谊堂”之名呢！张伯行后来在苏州等地所刻的书，包括其后裔所刻的刻本，也都是冠以“正谊堂”之名的。而《中国古籍总目》也将这一部分刻本误作《正谊堂丛书》的子目。
　　 此外，《中国古籍总目》所列的部分刻本，也不在其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言、名儒文集各部的范畴之内。如《濂洛关闽书》《困学录集粹》《濂洛风雅》《续近思录》《广近思录》等张伯行自纂辑类，实际是同治重刊时才收入的。其它如《道统录》《辟关录》《考道录》《谢文节公集》《性理正宗》《古文载道编》等，不仅康熙本未收，甚至连同治本也没有收入。这些刻本，无论是《年谱》，还是张伯行所作序跋，都没有提及已收入《正谊堂丛书》。因此，《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的所谓48种存目，其实就是一个未经考证的凑数之目（确切地说，就是一个天津图书馆所藏张氏正谊堂刻本的馆藏目录），根本就不是《正谊堂丛书》的原目。
　　 2.《正谊堂全书》的种数。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搜访张伯行原本，仅得44种（后实际共觅得49种）、自著14种，又《采访书目》14种。
　　 同治六年（1867）春，全书刻成，“计已刻者六十三种，待访者十有四种”，并“统存其目于卷首”[14]4b。将《重刊正谊堂全书总目》与康熙本的55种原目相比，可以发现同治本的子目有较大的调整：立德部增加《真西山集》《熊勿轩集》《罗整庵先生存稿》《闻过斋集》《陈剩夫集》，缺《谢上蔡集》《曹月川集》，实收19种;立功部，4种;气节部，4种;名儒粹语部，保留原目6种（原8种，其中2种列入张伯行自纂辑类），又增加了《伊洛渊源录》《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等10种，计16种;名儒文集部原目21种，但仅保留《石守道先生集》《魏庄渠先生集》《汤潜庵先生集》3种，而《张杨园先生集》则换作《张阳和文选》），同时增加《陆稼书先生文集》和《高东溪先生遗集》2种，计6种;张伯行自纂辑类，增14种（包括康熙本名儒粹语部的《二程语录》和《朱子语类》2种）。
　　 同治六年（1867）后，据《采访书目》又续刻4种：立功部《范文正公文集》1种，立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1种，气节部《杨大洪先生文集》1种，名儒文集部《海刚峰先生集》1种。同治九年（1870），自纂辑类又续刻《续近思录》1种。
　　 实际重刻63种，续刻5种，总计68种。
　　 需要注意的是，同治五年（1866）底，正谊书局即撤，所以同治六年（1867）后续刻的5种刻本，其牌记均是题正谊书院，而不是正谊书局。因此，《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将全书著录作正谊书院刻，其实是不准确的[8]280。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著录作：“《正谊堂全书》四百七十八卷，张伯行编。福州局本。六十三种。此书为程、朱之学。[补]又续编十四卷，续刻本。”[16]其中，续编作十四卷，也是不全之数，实际为四十六卷。
　　三、《正谊堂丛书》与《正谊堂全书》的影响
　　 《正谊堂丛书》与《正谊堂全书》，在清代即使放眼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巨帙。二者的作用，绝不可忽视。主要表现在：
　　 首先，促进了正统理学的传播。
　　 清代的学术，总体上以汉学为宗，宋学次之。钱穆《清儒学案序》称：“至论清儒，其情势又与宋、明不同;……清学之脉络筋节之易寻者在汉学考据，而不在宋学义理。”[17]但理学由于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同时又是科举取士的主要内容，在清代仍占据正统的地位。
　　 《正谊堂丛书》和《正谊堂全书》的刊刻，均是理学处在衰微之际。因此，二者对于维护和巩固正统理学的地位，以及促进理学的传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杨浚称：“是书之阐扬遗绪，所为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于是乎在！”[14]8a不过，张伯行、左宗棠均恪守的程朱理学，与空谈心性的陆王之学有所不同。清末，由于受到西学和新学的冲击，理学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最终也寿终正寝。
　　 其次，培养了大批的理学人才。
　　 福建的理学大家，宋有考亭学派，明有清源学派;但有清一代，却屈指可数。清初安溪李光地之后，仅福州陈寿祺一人而已。但就全国而言，福建的理学仍是较为兴盛的，出现了大批的理学人才。
　　 鳌峰书院山长蔡世远、林枝春、朱仕琇、孟超然、郑光策、陈寿祺、林春溥等，都是满腹经纶的学者。而书院培养的人才，据《鳌峰书院纪略》所载[18]，约有进士200余人，举人700余人。其中，如蔡世远、蓝鼎元、雷鋐、孟超然、童能灵、陈庚焕、陈寿祺等，虽然可能不如倭仁等人学问等身，但也都是继李光地之后，清代福建的理学名家。鳌峰书院，在近2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福建的最高学府，在清代福建的教育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第三，推动了书院刻书的风气。
　　 张伯行所刻的《正谊堂丛书》，不仅在清代官刻史，而且在书院刻书史上均首屈一指。《福建古代刻书》认为：“清代福建书院刻书的风气，实为张伯行首倡。”[3]476 　　 顺治间，知见福建书院刻书，仅见建阳同文书院刻《昌谷集》四卷、《外集》一卷（康熙五年曾重刻）。张伯行巡抚福建后，刻《正谊堂丛书》55种，这极大地推动了福建书院刻书的风气。据笔者的统计，省级书院中，鳌峰书院（还刻有《鳌峰讲义》等10余种）、凤池书院（3种）、正谊书院（续刻《正谊堂全书》5种等）、致用书院（有《致用书院文集》等10余种）均有刻书;地方十府二州的书院，如台湾海东书院，刻有《海东试牍》等22种。但福建其它书院的刻书，主要局限于课艺类、志书类、文集类等，理学类鲜见。
　　四、结语
　　 清康熙末，张伯行在福建巡抚和江苏巡抚任上刻《正谊堂丛书》55种。同治间，正谊书局重刻《正谊堂全书》63种;后正谊书院又续刻5种。由于《正谊堂丛书》已散佚10余种，故《正谊堂全书》所收子目与《正谊堂丛书》的原目有较大的差别。而《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的《正谊堂丛书》目录，既不是康熙本的原目，也不是同治重刻本的子目，而是天津图书馆藏张氏正谊堂刻本的馆藏目录，学者务必仔细甄别。二者的刊刻，对于清代正统理学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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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吴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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