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档案利用与“黑天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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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艳丽
摘 要：《档案利用与“黑天鹅事件”——论档案利用的小概率及不可預测》与《再论档案利用与“黑天鹅事件”——兼与刘东斌、吴雁平二位作者商榷》两篇文章对“黑天鹅事件”特征的描述不同，对档案利用的个体性与整体性、特殊性与一般性侧重点不同，对档案隐性价值和显性价值的关注点不同，对案例选择的范围不同导致了结论的不同。作为一篇单独的文章，后者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从商榷和探讨的角度看，后者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
关键词：档案利用;黑天鹅事件;刘东斌;利用内容不可预测性
《档案管理》杂志2019年第3期、2020年第1期先后刊登了刘东斌、吴雁平撰写的《档案利用与“黑天鹅事件”——论档案利用的小概率及不可预测》（以下简称《刘文》），邢变变、王坤撰写的《再论档案利用与“黑天鹅事件”——兼与刘东斌、吴雁平二位作者商榷》（以下简称《邢文》）。针对《刘文》认为的档案利用具备“黑天鹅事件”小概率和不可预测性特征，《邢文》指出，“档案利用的小概率”不等于“黑天鹅事件”的“罕见”，档案利用的“不可预测性”与“黑天鹅事件”的“事后可预测性”不相符合，《刘文》所列举的档案利用案例不具备极端影响力特征，档案价值具有客观相对可知性、主观相对可知性、相对确定性。[1]
笔者认为，两篇文章对“黑天鹅事件”特征的描述不同;对档案利用的个体性与整体性、特殊性与一般性侧重点不同;对档案隐性价值和显性价值的关注点不同;对案例选择的范围不同。这些不同点导致了结论的不同。
1 对“黑天鹅事件”定义特征的不同描述
《刘文》认为，“黑天鹅事件”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罕见;其二，无法预测。[2]《邢文》认为，“黑天鹅事件”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稀有性;第二，冲击性;第三，事后可预测性。[3]
1.1 “罕见”“稀有”“小概率”。《邢文》认为，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对“罕见”“稀有”的解释，两者意思接近，都可以用来解释事件出现的频次低、极少发生。而“小概率”指的是某事件出现的频率较低，但出现的绝对次数并不一定低。接着，《邢文》以2015年至2017年，全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的利用率虽然仅为3.1%左右，馆藏档案的提供利用平均每年都在2000万卷、件以上来印证档案利用属于“小概率”，但并非“罕见”。[4]
笔者认为，对“罕见”“稀有”的理解要与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社会情况相结合，与某事件在某时期某范围发生的概率相结合，与特定时期人的认知相结合。《刘文》列举了一个案例：1988年建平县统战部应台胞李树春查找其家乡住址及家人的请求，在县档案馆查阅原热河省地图后，实地查访，找到了李的家。[5]案例发生的时间为1988年，台胞通过县统战部查找家乡住址，对县档案馆来说，这个年代、这种人群、这种事由、这种内容、这种意义的查找是不是既“罕见”“稀有”又“小概率”呢？
《刘文》所列举的个人层面的利用档案解决林场权属问题的细节不是很清楚。笔者所在的河南省新乡市档案馆有一个与此类似的案例。2009年，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粮食局应县委、县政府招商引资号召，寻找合作伙伴开发原方庄粮管所闲置的场地、库房，服务云台山旅游发展，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项目实施过程中，当地村民说，土地不是征用的，是“友好”地借给粮食部门的，一旦不作粮仓使用，他们有权收回。经多方查阅，最终在修武县档案馆查到了粮管所1965年、1967年、1976年的三次征地文件，在新乡市档案馆查到了1970年的土地征用文件。从1965年的第一次征地到1976年的最后一次征地，从粮管所场地、库房的使用到闲置，几十年来，当地村民没有人对土地的权属提出异议，粮管所乃至修武县粮食局更不会怀疑土地的权属。2009年，土地开发过程中当地村民突然要求收回土地，对于方庄粮管所乃至修武县粮食局而言，村民的行为及要求是不是既“罕见”“稀有”，又“小概率”呢？
1.2 “无法预测”与“事后可预测”
1.2.1 《邢文》“事后可预测”的出处。《刘文》认为，“黑天鹅事件”具有不可预测的特征，《邢文》认为，“黑天鹅事件”具有事后可预测特征。《邢文》对于“黑天鹅事件”内涵及特征的描述源自参考的一篇文献《黑天鹅事件定义及分类的探讨》（以下简称《佟文》）。原文为：Taleb认为黑天鹅事件需满足三个特征：第一，稀有性，它在通常的预期之外，过去没有任何能够确定它发生可能性的证据;第二，冲击性，产生极端的影响;第三，事后预测性，尽管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会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制理由，似乎它是可以解释和预测的。[6]有趣的是，《邢文》将第三个特征改为了：事后可预测性，即尽管它突然发生具有意外性，但对整个事件进行回顾后就会找到其发生的征兆，使事件看起来可解释、可预测。两相对比，不难发现，《邢文》将所引文献中的原意“人出于对未知事物的探索，为超出预期发生的事件编制理由，使完全无法解释和根本无法预测的事件因此显得具有了因果、推理关系，似乎可解释和推测”改成了“对事件的回顾，从中找到征兆，使事件看起来可解释、可预测”。即便如此，可解释、可预测也只是“看起来”如此，不代表就是如此，更不意味着找到的征兆一定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事件的发生。由此看来，可预测本身就是经不起推敲的，是值得怀疑的，是站不住脚的。
1.2.2 对《佟文》“黑天鹅事件”定义要素的分析。《佟文》以表格形式从定义来源、定义内容、定义要点列举了9种类型黑天鹅事件的定义。[7]从定义要点数量来看，要点仅1个的数量为4，占比44.44%;要点有2个的数量为3，占比33.33%;要点有3个的数量为2，占比22.22%。从“不可预测”与“事后可预测”在不同定义中的占比上看，可以说人的认知范围内事件不可能发生的有3种;事件发生了，但超出了人的认知，因而不可预测的定义有2种。定义要点中含“不可能”的有3种，含“不可预测”的占2种，这5种类型的定义表达的共同意思为：不可预测，占比为55.56%。与此相对，定义要素中明确含有“事后可预测性”的仅1种，占比11.11%。 由此看来，不同学者对黑天鹅事件的定义不同，特征描述也不同。在“黑天鹅事件”定义还没有形成明确统一的术语的前提下，《刘文》《邢文》无论对“黑天鹅事件”特征的表述为两个还是三个都无可厚非，但后者站在自身立场并以此为据反驳前者，并认为前者断章取义，违反跨学科研究的前提和基础[8]就站不住脚了。
2 对档案利用中个体性与整体性、特殊性与一般性的不同侧重
2.1 《刘文》对档案利用中个体性、特殊性的侧重。《刘文》列举的个人层面档案利用的案例突出个体性，帮助台胞找亲人、解决林场权属、查找招工档案，[9]关注普通人，关心身边事。三个案例，前来查阅者、查找档案的原因、要解决的问题、查阅的难易程度、产生的社会影响都不同，但都印证了档案备以查考的特性，发挥了档案存凭留史的功能。
《刘文》列举的国家层面档案利用的案例突出特殊性。2008年拉萨“3·14”严重暴力犯罪，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2012年日本钓鱼岛购岛闹剧[10]，三个事件都具有罕见、突发、不可预测的特征，社会影响大。事件发生后，中央档案馆及时反应，迅速公布有关档案，为有关领导同志决策提供相关档案资料，发挥了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2.2 《邢文》对档案利用中整体性、一般性的关注。《邢文》对档案利用整体性的关注体现在对2015—2017年全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量、档案利用数量上，并以此认为用“罕见”来形容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的利用频次不免词不达意。[11]但《刘文》的论述及结论都是站在档案备以查考的用少性，即“小概率”上，所以，《邢文》举的档案利用卷件次的数量、占比反而印证了《刘文》的观点，其反驳毫无意义。
《邢文》对档案利用中一般性的关注体现在对孙大东关于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至2009年档案利用情况的统计结果的引用上，并认为孙大东对于陕西师范大学档案馆利用情况的分析得出了该档案馆利用的周期性规律，对于做好档案利用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性。而《刘文》的研究结果不仅对实际的档案利用工作借鉴意义较小，而且将事后可预测性简单地替换为不可预测性，出现了认识偏差。[12]
对于此，笔者认为，《邢文》的反驳犯了跟上边一样的错误。《刘文》指出：这里说的档案利用专指综合档案馆的档案利用[13]，而《邢文》的论据基于对一所高校档案馆利用情况的分析。全国档案事业统计年报中，不同级别国家综合档案馆的代码是不同的，国家综合档案馆与高校档案馆的代码不同，统计指标的设置也不同;两者性质不同，没有可比性，更不能用后者的利用数据、利用规律来作为反驳《刘文》的论据。
2.3 国家综合档案馆利用内容、卷次具有不可预测性。《刘文》指出，目前的综合档案馆利用，即便是常规的编史修志，对于档案馆而言，哪一年用，多少人来查，要查多少，无法预测。[14]笔者认为，《刘文》的这一观点，至少在一定地域、一定时期是有数字依据，有实践支撑的。举例如下。
例一：河南省漯河市档案馆2004年至2013年编史修志的利用卷次分别为2018、1052、720、328、731、70、231、123、156、137。[15]仅此一项，利用规律如何描述呢？如何预测呢？如何去指导档案利用工作呢？
例二：新乡市档案馆1990年至2001年12年间以编史修志为目的的占总人次的11%，利用档案占总卷次的32.6%，1990年、1991年利用档案最多，这是与全市性编写行业部门志有很大关系。[16]各行业部门何时编修志书，既无需征求档案馆的意见，更无需由档案馆参与决策。既然如此，档案馆如何来预测编史修志的利用情况并用来指导工作呢？
例三：南阳市档案馆1995年至2004年编史修志利用档案卷次分别为614，916，1613，3525，1728，2310，4753，4080，980，1332。[17]利用卷次无规律可言。
例四：吴雁平等人曾分48项查阅事项（内容）对开封市档案馆1990年至1999年档案利用情况进行统计。其中，利用频次最高、调卷数据量最大的项目为编史修志，10年间调卷数量分别为1，1020，77，12，14，290，528，300，22，661。10年间机构建合撤并查阅档案数量分别为9，5，18，4，49，8，64，4，16，3;10年间征用土地查阅档案数量分别为18，23，29，35，15，18，98，11，45，119。[18]10年间48项查询项目中每年都有的仅此3项，占比6.25%，上述3组数字没有规律。这3项最常见的查阅卷次尚且没有规律，其他项目的查阅规律更是无从查找了。
2.4 “不可预测性”对于指导档案馆利用工作有较大的启发、借鉴意义。《邢文》认为，《刘文》将档案利用局限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其关注的焦点在于某一次利用或某一利用者的具体利用行为，“不可预测性”特征对实际的档案利用工作启发、借鉴意义较小。[19]对此，笔者不能苟同。
首先，高校档案馆和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结构不同，接待人群不同，利用特点不同。高校自身特点决定了可能某几个月接待利用比较集中，但对于国家综合档案馆而言，这条规律不适用。笔者曾经对新乡市档案馆2007年至2017年档案利用情况做过统计分析，就月利用人次、卷次这一单项指标而言，的确没有出现每年某几个月利用频繁的规律。
其次，国家综合档案馆查档“不可预测性”对做好接待利用工作具有借鉴意义。档案馆推出的预约查档、函件代查、一天總量控制、当天查档按号去对应窗口查阅、单位查档和个人查档设置不同的利用程序、网上自助查阅等都是应对“不可预测性”的尝试与探索。随着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持续推进和档案利用方式的多样化，“不可预测性”查档利用会有更多的方式选择、更好的服务体验、更优的服务效益。
3 对档案隐性价值和显性价值的不同关注
价值属于关系范畴，从认识论上来说，是指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益关系，是表示客体的属性和功能与主体需要间的一种效用、效益或效应关系的哲学范畴。价值作为哲学范畴具有最高的普遍性和概括性。[20]基于这样的价值定义，笔者认为，档案价值可以分为隐性价值和显性价值。隐性价值指档案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包括档案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价值。显性价值指在档案利用过程中，档案满足利用者某种需求的价值。无论档案是否利用，档案都具有隐性价值;只有在档案利用过程中，档案才具有显性价值。 3.1 《刘文》所谓的档案价值不可知基于档案显性价值的实现不可知。《刘文》指出：档案价值的客观需要，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发展形势的制约，什么时候社会需求什么样的档案，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档案可以实现其价值都是不清楚的。[21]
毋庸置疑，这种判断是符合唯物观、历史观和辩证观的。档案是社会的产物，其载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内容更是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反映。档案的管理具有时代特点，人们对档案的认识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档案法律法规的完善，档案的价值逐渐凸显，档案的开放利用水平也越来越高。
只要档案何时被利用、被何人利用、被用于解决何种事项、对于解决的事项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等因素不确定，档案的显性价值就是未知的。
3.2 《邢文》所谓的档案价值可知基于档案的隐性价值的相对可知。以会计档案鉴定为例，高龄会计档案应受尊重是对档案隐性价值在不同时代不尽相同的一种注解。会计档案的鉴定既要考虑会计档案形成者的社会地位及其承担职能的重要性，也要考虑所记录内容的重要性、准确性;既要考虑会计档案所形成的年代、时期，也要考虑其形式;既要考虑是否完整，也要考虑其形成环境及依附系统的生命周期;既要考虑本单位的使用情况，也要考虑审计、公检法等部门的调查需要;既要考虑当前的利用需求，也要考虑历史研究的需要。[22]由此可见，档案的隐性价值在不同的时代不尽相同，在同一时代不同的人眼里也不尽相同;同样的人，从事档案工作的时间不同、经验不同，对档案隐性价值的判断也不尽相同。
《邢文》先后论证了档案价值的客观相对可知性、档案价值的主观相对可知性、档案价值的相对确定性。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也是基本正确的，但以此反驳《刘文》档案价值不可知的论点软弱无力。档案的隐性价值不代表也不等于档案的显性价值，更不能用来论证档案的显性价值是否可知。一件档案，无论其隐性价值有多大，如果从未利用过，其显性价值就是零;一个档案馆，馆藏资源再丰富，如果利用者在这里没有找到需要的档案，对利用者而言，这里的档案是没有价值的。
总之，《邢文》虽名为对《刘文》的商榷文章，但由于两篇文章对“黑天鹅事件”的定义特征判断不一致，论述的关注点不同，所以，基本处于各说各话的境地。从单独的一篇文章看，《邢文》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从商榷和探讨的角度看，《邢文》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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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段东升主编.会计档案整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59-60.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档案馆 来稿日期：202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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