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威：在纸页上雕刻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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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保平
与于晓威相识，经历了两个时间上的跨度。一个是17年前，在西瓦窑村辽宁文学院度过的青苗尚未长熟的日子；一个是今天，面对着成人之后我们已然分叉的不同的人生境遇。
文学界是一个杜绝老化的地方，它可以让一个人相对持久地享有青年作家的美誉，一直把你微笑地送到45岁，然后忽地，你的“作家”头衔失去了定语，对于外界，你开始进入不尴不尬、无从表述的创作期，而对于自己，这意味着你独立面对余下的岁月，告别喧哗与骚动，开始寂寞宁静的写作事业。
晓威还远没有过季，幸福地被划分在青年作家的写作队伍里，但在我看来，他已经是一个“老男孩”了。从身体的表征上，他脸上的骨骼部分挣脱了皮肉柔嫩诗性的成分，露出铁骨铮铮的粗质线条，这让我的记忆判断出现了恍惚和不确定的内容。
第一印象是顽强的。在我的记忆里，永远都刻画着一幅当年青葱的宿舍场景：晓威早早就起床了，洗漱完毕，对着一面墙上的镜子，细细梳理着额前均匀的头发。是的，一点没错，于晓威从我的记忆里出场时，就是这样一个清纯的打扮。在作家班里，他是一个很守规矩的学生，一板一眼，按时吃饭，按时上课，没有打呼噜、高声大嗓地朗诵或神经衰弱的过激嗜好，唯一的诗意生活，也是属于青春期的健康范畴――礼拜天，去“沈阳师大”看望自己的女友，一以贯之，最后成婚，相互合作，生儿育女，足见幸福率达到了百分之百，为昔日之寻常，为今世之罕见。
这样执著素朴的人，不会产自世界的中央，他在边缘处，培植内心的顽强生长。
晓威的出生地，和萧红的呼兰一样，有一个很乡土的名字：宽甸。这个名字含着隐而不露的水意。凡是与水有关的地方，容易诞生出众的文人和妖娆的女人。水草丰沛的地理环境，滋养了于晓威小说的诗歌品格，他所寻找的是充分的文学。在重返偏僻之地的10余年写作中，这一关键性的诉求，防止了他在乡土中的沉沦。这期间，他韬光养晦，耽入书卷、冥想和实践之中。他是在先锋文学整体退却后，开始了认真的先锋文学的写作和阅读。也就是说，在人们为世俗做贴近的狂欢的时候，他审视其中匮乏的精神向度。这时，尘埃落定的先锋文学，对于晓威，是一个文学事实，它的历史正当性，在心平气和的氛围中，显现出它真理的从容举止，由此更接近客观性并让人向往。
从博尔赫斯等人出发，于晓威从中领悟了文学和历史。正统的历史恰恰就是形式，内容的真实细节被淘空。而文学的功能应当是，让这些被遮蔽的具体生动细节，返回到“可能”真实的出处。请注意，这种真实也是作家的想象，限定在“可能性”范围内，它的公允之处是承认在可能的前提下，文学的想象具有合法性。
梦想家博尔赫斯给于晓威提供了冲撞历史和现实大门的强劲的想象力，而于晓威挺进文坛凭借的两项重要资源，一个是他已经使自己成为了娴熟的叙事控制者，一个是他对数理细节的深度雕刻。
一个小说家的职业功夫，是要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变戏法的艺人，什么时候显山露水，什么时候躲躲闪闪，学会隐藏，辗转腾挪，一招一式，拿捏得非常精准。这方面，于晓威掌握了小说的玄机，他的小说气韵普遍饱满。他的早期作品《丧事》由于题材的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在写作训练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零度的冷静叙事，令人想到鲁迅《呐喊》中的一些篇什和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
给细节以特殊的尊严，于晓威用它跟完整的历史宏大叙事进行置换。《陶琼小姐的1944年夏》、《一个好汉》、《抗联壮士考》等，都是在历史的细节之处探寻纰漏、特殊或意外，呈现出并非简单的左右相反的内容。这和前一时期革命历史题材重写不同，它不是一种颠覆――在一元化的思维框架内，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它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放大细节，也就是放大真实，遵循的是“这一个”而非普遍的道理。
敞开的想象所带来的自由，给于晓威带来了巨大的愉悦。这种飞翔的快感在《圆形精灵》中抵达到淋漓尽致、从容不迫、为所欲为、起落自如的超然境界。一枚古代的钱币，滚过多少人的手掌，又把多少人的命运串联在一起？而这样一个飘逸的构思，一个如此巨大的时空跨度，如果没有缜密可信的细节支撑，很容易陷入悬空的危险境地。
实际上，于晓威在编织他的作品过程中，并不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情形：如何平息因为想象而造成的与真实之间的巨大裂隙？他的缝合措施是，用数理细节给阅读造成一种真实的错觉，把细节一直雕刻到专业化、数字化的水准上。在《陶琼小姐的1944年夏》中，作家对苦味酸的医药功能、当年流行的香烟牌价和尺寸，包括陶琼小姐使用的手雷的型号，进行了不厌其烦的周详叙述。这种态度和国内的某些影片反其道而行之，和美国好莱坞的处理很相似：一个是事件真实，细节虚假；一个是事件虚假，细节真实。当然有时，晓威也面临用力过猛的情形，如在他的新作《沥青》中大段渲染监狱律令，这多半是他意识到，叙事在说服力上出现了空虚的裂纹。
小说和做人一样，到一定的高处，就有了一种气韵上的通透感，将众生与一切事物纳于咫尺方圆之内，这并不是一种轻佻的作风，而是一种深沉的覆盖。在这一点上，于晓威发表的评论《质疑马悦然》在智慧和勇气程度上，不亚于小说《圆形精灵》的水准。不要迷信这位执掌诺贝尔文学奖大权的汉学家，在某一精神层面上，晓威是一个站在他身后比他更强大的人，文字的气度是装不出来的。
仅此一篇檄文，我们的晓威在他的文学实践和文学的理想之间，取得了匹配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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