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与逻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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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罗红昌
摘 要:汉语研究的“印欧语眼光”在于把汉字当成西方拼音文字一样的“声音符号的代表”。实际上,汉字取得了比声音符号更为重要的地位,即它本身就是汉语的语言符号,是凝聚汉族先民对世界认识的一种图像。汉语长期使用表意的汉字书写这一事实对于汉语文法、文学(尤其是诗学)有深刻的影响:它使得汉语具有强烈的图像性,这与西方语言及文学具有的强烈的“逻各斯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关键词:汉字;书写;图像性;诗性;逻各斯
一
庞德(Ezra Pound)曾经翻译过《论语》,他的译文从“可信”的角度而言,实在不值得赞扬。《论语》的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的译文是:“Study with the seasons winging past, is not this pleasant?”①冯川译《道与逻各斯》有此句的汉文回译:“学习中季节飘飘飞去,不也是一件高兴的事吗?”②以“季节(season)”和“翅膀(wing)”来对应“时”和“习”,真是与孔子的原意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正是通过误译,庞德触及到了汉语的特点:汉语使用汉字书写,而汉字最初是凝聚汉族先民对世界认识的一种图像, ③比如“习”,繁体为 “”,字的上边是两片羽毛的形象。庞德通过还原汉字透露出的图像性元素,捕捉到了某种诗性特点,因此,他说:“埃及人最终简化了象形符号来表音,但是中国人仍旧把象形符号当成图画。……费诺洛萨曾经分析过用这样方式书写的汉语如何一定是诗性的,而且不得不是诗性的,不像英语那样没法保持诗性。”④从比较文学的立场来看,跨文化的深层交流很难实现,但是,当一个局外人,几乎不懂汉语,从对汉字的图像元素进行分析得出的美学原则来进行翻译如《国泰集》(Cathay)、创作如《诗章》(Cantos)⑤,就突破了难以言传的诗意的屏障,我们就不得不来思考一下:汉字的地位如何?它是如何与诗意联系在一起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先从索绪尔说起。语言符号被索绪尔分析为所指和能指。他说:“……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⑥在索绪尔的符号体系中,能指和语音是同一的,文字在其中没有任何地位,只是“声音符号的代表”⑦,其“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表现”语言⑧。在某种程度上,索绪尔是对的,因为他的语言经验或语言学研究经历当中,法语、英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梵语和原始印欧语几乎占据了全部。这些印欧语诸语言的书写系统都是采用纯粹表音的拼音文字,文字的确只是声音的代表;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举了拉丁语词arbor为例说明这一点:arbor之所以表示树,是因为“arbor”这个书写形式代表了古罗马人树的概念的声音,而与“树”的概念毫无关系⑨。但是,当索绪尔的“arbor”变成遥远国度的“”之时⑩,“声音符号的代表”这一把钥匙还能够打开汉语之门吗?萨丕尔(Sapir)比索绪尔接触到更多的非印欧语系的语言而且理解得更透彻,他的一段话很有启发意味:“从拉丁语到俄语,我们觉得视野所及,景象是大体相同的,尽管近处的、熟悉的地势已经改变了。到了英语,我们好像看到山形歪斜了一点,不过整个景象还认得出来。然而,一来到汉语,头上的天都变了。”B11
那么,汉语“头上的天”究竟是怎样的呢?表面上看来,汉语相对于印欧语系诸语言具有很强的独特性主要在于“缺乏形态”,但是,长期以来学者们似乎忘记了汉语使用汉字而非拼音字母这一简单而重要的事实。西方的学者,比如美国的泰勒(Taylor),观察到西方文字从象形体系发展到表音体系而汉字仍然停留在表意的阶段,因此就认定西方文字先进优越而汉字原始笨拙,泰勒为此还断言:汉字“从来没有超越过最初级的习俗化的图画文字的残留”B12。而黑格尔的批评更是体现了“欧洲中心和种族优越的观点”,他对汉语的轻蔑态度众所周知:表意的中国文字,由于缺乏适当的“正音发展之手段”和“不像我们的文字那样表现个人的声音不直接呈现口头语言,而只是用符号再现观念本身”,在黑格尔那里便成了发育不全的语言的经典例证。B13
我们是反对这些说法的不是因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而是这种说法掩盖了事实的真相,并且和索绪尔的“文字是声音符号的代表”一道将汉语文学研究带入误区,“把印欧语所有而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语”B14。其实,使用何种方式记录语言,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性的问题,而更是一个深刻的语言哲学问题。洪堡特认为,“对事物的全部主观知觉都必然在语言的构造和运用上得到体现”。B15当西方学者,如博厄斯(Boas)、萨丕尔、沃尔夫(Whorf)将研究对象从他们熟悉的梵语、希腊语、拉丁语转向异文化的美洲印第安诸语言时,他们发现语言与隐藏在背后的世界观是同构的,甚至决定着世界观本身。B16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总结这一发现,就是:“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B17
在西方语言的体系中,文字和意义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一个词只有在阅读者对其进行拼读产生了声音形式之后才能呼唤起它的所指意义。这一情况使得西方哲人对文字的地位高度不信任,因为“与口说的话相比,文字似乎仅仅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有限的、可有可无的外壳”B18。文字得到贬低,言说得到推崇,这就是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试图消解的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但是,如果我们将研究的视野转向汉语,情况迥然不同:用汉字书写的词直接表达了意义。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对汉字的定义是:“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B19盖汉语先民初造字以“象形”为主(后起的形声字也有表意之形旁),这一方法划定了汉语的“世界的界限”。被誉为“五经之首”的《周易》更是从哲学的高度说明了汉语先民的这一认识论:“圣人立象以尽意。”B20鉴于中西语言文字的巨大差异,潘文国总结道:“如果说西方语言的产生是通过亚当的随口而呼的命名开始的,则汉语的产生是起源于对事物形象有意的摹仿。”B21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汉语是汉民族对世界的认识的一种图像性表达,而汉字则是这种表达的凝固,二者同构。我们诚然承认在汉字发明之前汉语已经存在,但是由于汉字和汉语的这种关系,使得汉字超越了“声音符号的代表”的地位,成了汉语的语言符号的另一种同构化身。因此,如果我们承认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同时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那么,既然作为汉语语言符号的汉字的结构与扎根于印欧语系诸语言的索绪尔的拼音文字符号结构已经迥异,自然汉语“头上的天都变了”。
从历时(diachronic)的角度来看,汉字产生以前,声音直接和概念发生联系,而在汉字产生之后,声音反倒成为汉字的符号通过汉字再和概念发生联系。1967年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说:“经过几乎难以察觉其必然性的缓慢运动,至少延续了大约二十世纪之久并且最终汇聚到语言名义之下的一切,又开始转向文字的名下,或者至少统括在文字的名下。通过一种难以察觉的必然性,文字概念正在开始超越语言的范围,它不再表示一般语言的特殊形式、派生形式、附属形式,它不再表示表层,不再表示一种主要能指的不一致的复制品,不再表示能指的能指,文字概念开始超出语言的范围。从任何意义上说,‘文字’一词都包含语言。”B22利科(Ricoeur)在1976年也说:“话语的命运交给了文字,而不再是声音。”B23这两位学者的论述为汉字的特殊地位增添了说服力,尽管他们也许并不知道汉语的命运在数千年前就交给了汉字。
二
现在我们来考察汉字如何与诗意联系在一起。
关于汉字的诗意,陈剑晖曾经指出:“在汉字的字型结构上,也可看出诗性的凝聚。……从汉字生成的早期形态看,不论是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其间都隐藏着十分丰富的早期诗性的密码。”B24问题是,这些“诗性的密码”如何体现在汉文诗中呢?如果我们沿着文字的源流去追寻,文字自身就会向我们展示那深藏不露的秘密。
在西方文化之根希腊-希伯来传统那里,“太初有道”的“道”写作“”(英文转写作logos,汉语译为“逻各斯”)。这个希腊词有两个含义:说出来的话(that which is said)和内在的思想(the inward thought)。因此,“”一词就包含了两个拉丁词的意思:ratio(理性)和oratio(言说)。B25在西方文化中,理性的最高层次是逻辑,巧合的是,逻辑(logic)正好是逻各斯(logos)的同源词。理性通过言说来表达,而言说需要“葛朗玛”B26来组织。所谓“葛朗玛”,即语法(grammar),在希腊文里面是“书写”的意思B27。通过这一追溯,我们就触及到了西方语言的真相:葛朗玛(书写)在组织言说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表现理性(逻辑),而言说和理性都统一于逻各斯。
回到汉语,我们发现,在西学东渐之前的数千年里面,中国竟然没有一本讲“葛朗玛”的书。这是不是意味着汉语没有“语法”或者“逻辑”呢?否!汉语必然有自己的逻辑和语法,只不过它们不应该是西方的“grammar”和“logic”。恰如希腊有特拉克斯(Thrax)的最早的《语法术》(Techne Grammatike)一样B28,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字典许慎的《说文解字》。这是一个隐喻,它凸现出汉字在汉语中的地位。如果要在中国文化中追寻汉字与最高哲学范畴的关系,我们也会发现一个秘密:像(或写作“象”),联系了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道”和汉字书写,而在其中没有言说的立足之地!《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B29这说的是“道”与“象”的联系,即“圣人设卦观象”B30。《说文解字•叙》则言:“文者,物象之本。”B31这说的是汉字书写与象的联系。因此,如果我们要在中文中找一个与西方逻各斯对应的词,最好的选择莫过于“象(图像)”。而这一个秘密,也正是庞德在误译汉语中发现并渗透到自己的创作中去的。
综上所述,图像与逻各斯的对立必然导致与西方迥异的汉语组织方式。《文心雕龙•章句篇》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B32所谓“因字而生句”,即意味着:汉字来源于图像,而图像,其基本性质就是可以自由组合,而不用在形式上限定每一图像之间的关系这近似于电影艺术中不同的镜头以蒙太奇的方式闪现。汉语的这一特点使得汉语可以随意排列汉字而成句,而西方语言则不能这只需简单提到唐代张若虚的诗题:“春江花月夜,”要是把它逐字译为西方语言,譬如英语,“spring river flower moon night”,简直不成句;如果要使译文成句,就必须考虑到“葛朗玛”,考虑到“logic”,即“the river in the spring at night with flowers and the moon”。
为了进一步理解汉语的这一特点,我们再来看一个经典的例子。乔姆斯基(Chomsky)在1957年杜撰了下面两句著名的话:
(1)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2)Furiously sleep ideas green colorless.
他认为:“句子(1)和(2)都同样没有意义,但是任何说英语的人都会分辨出只有前一句是合乎语法的。”B33之所以(1)句在乔姆斯基看来是“合乎语法(葛朗玛)的”,是因为(1)句的语序符合英语的逻辑:“colorless”和“green”修饰“ideas”体现英语的“形容词放在名词前面”的规则;“furiously”放在“sleep”之后体现“副词放在动词后面”的规则。其实,这正是英语的逻各斯性的体现:英语的语法是限制性的,必须以外在形式来体现自身的逻辑(logic)在具有逻各斯性的西方语言里面,逻各斯可以脱离语义而存在,形式可以和内容分离,只要符合逻各斯的要求,句子就是符合语法的。汉语则正好与英语相反,如果把乔姆斯基的这两个例子移植到汉语里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乔姆斯基的论断失效。对于这一现象,潘文国先生早有注意,他说如果把(1)(2)两句转译成如下(3)(4)的汉语,“恐怕不但‘符合’汉语语法,而且似乎还有一种莫测高深的风雅”B34,即:
(3)无色绿思狂怒睡。
(4)怒睡念头绿无色。
对此,潘文国先生认为是由于汉语语法隐性而英语语法显性的结果。B35或者我们借用叶维廉的话来解释,之所以在英文中(2)句既不合语法又没有意义而在中文里面与之相对应的(4)句既合语法又有意义,是因为汉语的“语法灵活”。他认为,“语法的灵活让字与字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读者在字与字之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解读活动……”B36但是,不管是“语法隐性”还是“语法灵活”,其深层的根源还是汉语的图像性。根据这一特性,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推出汉语的“语法隐性”和“语法灵活”,因为无论是“语法隐性”还是“语法灵活”,其实质都是指汉语不受形式(逻各斯)的束缚,汉字(图像)可以最大限度地自由结合在一起,而英语则不能而这正是因为汉英两种语言符号图像性与逻各斯性的对立。
这样,实际上我们已经解开了汉字的“诗性的密码”:图像性导致的语法灵活。这种特性在传统的文言里面广泛存在,但是,将之发挥到极致的是诗人,“诗人们尤其试图充分发挥这种拥有表意文字和孤立结构的语言的某些潜力”B37 ,从而达到海德格尔说的“纯粹所说”即诗歌B38。海氏“试图引导人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语言之说,进入到世界世界化,物物化的境域中”,从而“让世界万物在原初之处生发、显现”B39 ,他也许没有想到,传统的汉文诗歌早已达到那“无言独化”的境界。
我们不妨列举两首(句)汉语诗歌,并附上它们的外文译文,利用中西语言系统中语言符号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实现的方式之差异来理解汉语汉字的“诗性的密码”。
甲:A、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B40
B、From the temple, deep in its tender bamboos,
Comes the low sound of an evening bell,
While the hat of a pilgrim carries the sunset,
Farther and farther down the green mountain.
乙:A、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B41
B、At cockcrow, the moon is seen above thatched inn;
Footprints are seen upon the frost covering the wooden bridge.
C、G?te de chaume sous la lune: chant d’un coq
Pont de bois couvert de givre: traces de pas
试比较甲A的“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和甲B的“From the temple, deep in its tender bamboos, comes the low sound of an evening bell”。其中,甲B里面的“bell”对应于甲A中的“钟声”,但是,从语法的角度“bell”的地位是与“钟声”不一样的:“bell”与“temple”的关系是“from”,同时“temple”又和“bamboos”构成“in”的关系在英语以及印欧语诸语言中必须如此的限定性表达才能将语言单位组合成句;而A句的“钟声”与“寺”分别居于上下联中,互不隶属,独立代表一种物像,物像在语言序列中出现类似于电影镜头次第透出。
汉语的这种镜头似的“自由浮动的视觉经验”B42在乙A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上下两联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六个物像不借助任何外在的语法手段就可以自由组合成句,并由于物像的自由浮现增加了人的主体意识的想象机会(即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将物像按照各种可能性自由组合)进而表达出凄美幽深的意境。而如果我们一定要将其逐字逐句地译成英语,即“cockcrow, thatched inn, moon, footprints, wooden bridge, frost”,那么不但意境全无,而且破不成句。按照叶维廉的说法,即使将译文侵援性的语法元素减到最少,英文的语法仍然必须将汉语的这种“自由浮动的视觉经验”改为“限指的、导向性的呈现”,如“茅店月”必须决定“月”在“茅店”之“上(above)”或之“旁(by)”而不能兼顾二者可能的其他方位,即“the moon is seen above thatched inn”或“the moon is seen by thatched inn”。同样,程抱一的法文译文乙C也必须指明各个元素的关系,如“chaume sous la lune”:茅屋(chaume)必须在月(lune)之下(sous),而且月(lune)之前必须使用冠词(la)。西方语言的这种僵硬的形式特性正好凸现了汉语的自由的图像性,即诗性。
三
从甲骨文到篆书,从篆书到楷书,再到今天的简化汉字,我们看到的是汉字的形象性在减弱。程抱一这样描述过汉字:“每个符号,由于独立于语音且无形态变化,形成自在的统一体,从而保全始终独立自主的机运,并由此保全延续的机运。因此,从其起源时起,这种文字便拒绝充当口语的单纯支柱:它的发展,是为了确保自主性以及组合自由而进行的一场漫长的斗争。”B43我们不知这场争斗的结果是什么。尽管人们已经普遍承认今天是读图时代,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理性地认识到汉语中逻各斯的(即表音的、逻辑的、形式化的)成分在增多。其原因是明显的:白话代替了文言,新诗代替了旧诗,现代汉语欧化句法的增多(只需比较一下《红楼梦》和现代白话小说就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西方语言文字(特别是英语)强烈的介入(如CCTV、QQ、DVD、WTO、SOHO、卡拉OK等等)。因此,要准确地把握汉语的特性,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下的新问题:随着现代汉语图像性的渐趋丧失,汉语“头上的天”将朝着什么方向变化?并将对汉语写作尤其是汉语诗学产生什么影响?
注释:
①Ezra Pound, Confucian Analects, London: Peter Owen, 1951, p.9.
②B13B18张隆溪:《道与逻各斯》,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8-29、28页。
③B12B21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109,40,108页。
④Ezra Pound, ABC of Reading, Norfolk, Connecticut: New Directions, 1934, pp.21-22.
⑤Lea Baechler et al., Ezra Pound’s Poetry and Prose(Volumes I-XI),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1.
⑥⑦⑧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2,48,47,100-102页。
⑩ “木”的古字形见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B11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8页。
B14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iii页。
B15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B16 参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B17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9页。
B19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版,第314页。
B20B29B30(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0,74,64页。
B22德里达:《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B23Paul Ricoeur, Interpretation Theory: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Fort Worth:The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9.
B24陈剑晖:《散文的诗性之源》,《福建论坛》2007 年第11 期。
B25B27Henry G. Liddell et al.,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97, p.901, pp.316-317.
B26参《马氏文通•例言》,见吕叔湘等:《马氏文通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B28 参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B31(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54页。
B32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
B33 Noam Chomsky,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Mouton & Co, 1957, p.15.
B34B35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118-125页。
B36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B37B43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页。
B38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页。
B39 那薇:《海德格尔晚祷的钟声与庄子的罔两待影海德格尔与庄子关于词语的诠释》,《福建论坛》2006年第5期。
B40 (唐)刘长卿《送灵澈》,下为Bynner译文,见吕叔湘:《英译唐人绝句百首》,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22页。
B41 英译据叶维廉,见其《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第10页;法译据程抱一,见其《中国诗画语言研究》第231页。
B42 见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第11页。本节论述同时还参考了刘若愚(James J. Y. Liu)的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温儒敏等编《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叶维廉比较文学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和叶维廉的《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宜宾学院中文系。本文为四川省教育厅青年项目基金资助,编号:SB06045)
责任编辑 陈 林
实习编辑 丁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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