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布朗小说中的母亲缺失与女性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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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小说家丹・布朗写了四部流行小说,以《达・芬奇密码》闻名于世。他很好地把娱乐、知识和悬念这些通俗因素与宗教、艺术、历史这些严肃主题相结合,消除了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的界限。他小说中表现出的母亲缺失与女性崇拜现象是发人深思的。
关键词:丹・布朗;母亲缺失;女性崇拜
一 丹・布朗小说
随着文化知识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TheDaVinciCode, 2003)的畅销,美国作家丹・布朗(Dan Brown)先前的三部小说《数字城堡》(DigitalFortress, 1996)、《天使与魔鬼》(Angels& Demons, 2000)、《圈套》(Deception Poin,t2002)也一版再版,迅速占据了各大畅销书榜首,并一度有久盛不衰的势头。迄今为止,丹・布朗的小说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不同语言的版本,销量超过8000万册,在图书市场上掀起了一股强劲的“丹・布朗旋风”。不仅如此,由于《达・芬奇密码》在文学作品领域的影响,有关历史、宗教、美术鉴赏和艺术史的图书销量都有了长足增长。《达・芬奇密码》成了2003年美国书市上最大的“现象”①。好莱坞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本著作, (索尼)哥伦比亚公司买下了《达・芬奇密码》的电影版权,由奥斯卡得奖影片《美丽心灵》的原班人马制作,《美丽心灵》的导演罗恩・霍华德(RonHoward)执本片导筒。紧接着,美、英、德、法等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先后出现了《破解〈达・芬奇密码〉》、《破译〈达・芬奇密码〉》、《〈达・芬奇密码〉解码》、《〈达・芬奇密码〉之破译》、《正说〈达・芬奇密码〉》和《达・芬奇骗局》等“解码”书。
从小说内容方面来看,丹・布朗的作品集谋杀、恐怖、侦探、解密、悬疑、追捕、言情等通俗小说的元素于一体,却又不以某一现行题材作为主导,从而突破了题材的界限,实现了各种亚题材的有机结合;同时,作品中借用了大量的文化知识,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岩间圣母》、《维特鲁威人》、斐波那契数列、五步抑扬格、圣杯故事、当代高新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并巧妙地糅合了密码学、数学、宗教、艺术、文化、海洋学、地质学、天体物理学、古生物学、冰川学等诸多方面的知识信息;而且,作品情节在跌宕起伏中不留任何斧凿痕迹,雅俗共赏,从不同角度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被认为是“预言了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逐渐合流的趋势”之作②。
从叙事角度来说,丹・布朗借用传统的通俗小说的叙述方式,如传奇、侦探、科幻等阴谋悬疑小说的叙述模式,同时,作者在小说中设置了大量的字谜游戏和密码破解游戏等等。在《达・芬奇密码》中,男女主人公兰登和索菲从小说开始直到小说结尾一直在解谜,从索尼埃死时留下的文字和数字到圣杯所在地,从达・芬奇画中隐含的秘密到牛顿的秘密;这一连串的秘密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又一个的迷宫。在《数字城堡》中,解密过程是围绕着符号在数学、物理学、社会学、计算机学和历史学等等方面的错综交叉;密码本身不是很复杂,但解码的过程确实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这正符合了“语言游戏的主角在读者”的观点③。丹・布朗利用语言游戏来刺激读者的神经,利用文字、符号和图像的不确定性、歧义性和隐喻性把读者引进到游戏当中来。以特殊的视角重新诠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又是后现代小说的鲜明特征。
从主题来看,小说中则有更多的迷人之处。《数字城堡》为读者提出了一个信息时代人人为之惊恐的问题:谁来监控监控者?《天使与魔鬼》让我们思考科学和宗教到底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还是让人类遭受痛苦的武器。《圈套》为读者揭示了普通大众无法知晓的政治斗争。《达・芬奇密码》尖锐地指出了现代人灵魂深处的信仰危机。
二 母亲缺失
丹・布朗的四部小说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没有母亲;如果有的话,母亲这个形象一般是以悲剧方式出场和存在,又随之消失。
在《数字城堡》中,国安局密码破译部主任苏珊的家庭和家庭成员根本没有被提及,她一直在孤军奋战。似乎除了乔治敦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也是她爱过的唯一的男人戴维・贝克之外,她的身边充满了阴谋和陷阱,就连她心目中的爱国者和英雄――国安局副局长,竟然是一直隐藏在幕后的头号阴谋家和杀人凶手。在《天使与魔鬼》中,女主人公维多利亚・维特勒是一个和养父并肩科研的欧核中心的物理学家。她的养父既是科学家,又是虔诚的牧师。母亲在这父女俩之间根本没有存在过,在小说中一直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在《圈套》中,女主角瑞琪儿・塞克斯唯一的直系亲属只有她父亲,她的母亲去世了。她感到一丝安慰的是死亡把母亲从绝望中带走了。母亲的绝望是由母亲和伪善的父亲的不幸婚姻所引起的。她父亲一方面在外寻花问柳,一方面对公众宣称自己是一个“对于坚强女性和稳固家庭关系的忠实拥护者”④。在《达・芬奇密码》中,女主人公索菲・奈芙是国家密码破译专家,她的父母在一场意外车祸(后来被证实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中双双丧生。所以,母亲对于她来说不过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形象,而母爱对于她来说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怀念和渴望。
除了上述主要人物之外,丹・布朗小说中的那些杀手和阴谋的主谋也生活在缺乏母爱的世界里。《达・芬奇密码》中的杀人魔头塞拉斯和《天使与魔鬼》中的罪魁祸首教皇内侍就是很好的例子。塞拉斯的母亲被酒鬼父亲打死。塞拉斯手刃父亲,成了流浪儿、逃犯、几近变态的宗教徒。他一直在寻求亲情之爱,却一直在被利用,被唆使,最终被诱骗出卖。《天使与魔鬼》中的教皇内侍,出于对权力的渴望和宗教观念的分歧,亲手毒死了身为教皇的父亲。母亲是一位绝对虔诚的教徒,却在教堂祈祷时成了一场轰炸的牺牲品。
《天使与魔鬼》中科勒上尉的母亲也是一名悲剧人物。她虔信上帝,拒绝医学。在儿子备受高烧病痛折磨、生命危在旦夕之际,她依然只顾祈祷,不允许医疗救治。在医生强行治疗之后,儿子的命保住了,却成了必须依靠轮椅的残疾人。信仰并没有带来幸福,这就是科勒上尉的母亲的悲剧。
三 女性崇拜
当代西方文化中有一种寻根思想,许多文学作品都包含了种族与性别这两大主题。女性主义和小说中频频提及的女神复兴就是在抗议父权社会男性中心价值论的同时,寻找真实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地位的一种努力。
《达・芬奇密码》比一般作品走得更远,它通过把男性基督还原为女神形象,彻底颠覆了基督的男权象征。那个让所有人趋之若鹜的圣杯,实际是女性的古代标记,代表着神圣的女性和女神。原始基督教的篡改者是信奉异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他把基督从人改造为神,删掉了耶稣和他的女人――抹大拉的玛利亚的记录,并通过编造亚当夏娃的神话而彻底终结了女神信仰和崇拜。圣杯其实是一个隐喻,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的象征。作为容器的圣杯代表着女神的子宫。抹大拉的玛利亚恰恰为凡人耶稣生育了后代。
小说中的兰登说道:“圣杯代表着失落的女神。关于骑士们寻找圣杯的传说实际上是关于寻找圣女的故事。那些宣称寻找圣杯的骑士是以此来掩盖真相,以免受到罗马教廷的迫害。当时的教廷欺压妇女,驱逐女神,烧死不信奉基督教的人,而且还禁止异教徒崇拜圣女。”⑤
在丹・布朗的四部小说中,所有的女主人公都美丽非凡、魅力四射而充满自信,有着特殊专长,是解决冲突的关键人物或危难时刻自救的核心力量,并最终赢得甜蜜爱情。索菲・奈芙是《达・芬奇密码》中的密码破译天才,“不像那些装饰在哈佛学生宿舍墙上的弱不禁风的金发碧眼美女,这个女人是健康的,有着不加粉饰的美丽和真诚,浑身散发着惊人的自信。”⑥苏珊是《数字城堡》中的国安局密码破译部主任,智商超过170,而且是魅力四射⑦。维多利亚是《天使与魔鬼》中的研究生物与物理交叉领域的物理学家,有着高挑的身段、棕栗色的皮肤和乌黑的长发,看上去既优雅又柔和。她的脸是典型的意大利式,不过于艳丽却十分悦目。她浑身散发着清纯迷人的气息,就是在二十码之外也能令人神魂颠倒⑧。瑞琪儿・塞克斯是《圈套》中的国家侦察局的首席“提炼员”,是直接向白宫和总统负责的情报员。她一头漂亮的鬈发一直卷曲到肩膀上,长得足以提醒你她的性感,短得足以令你意识到她比你更聪明。她深邃的眼睛和优雅的举止使她具有极富感染力的高贵,同时又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谦逊⑨。尽管丹・布朗没有把所有的故事都设计为一个搜索“失落的神圣女性精华”的故事,但是,他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女性崇拜思想赢得了女性读者的青睐,男性读者也会因之而重新审视观念和传统。
《维特鲁威人》本是达・芬奇画的一幅人体结构示意图,歌颂人体的美妙神奇。而在《达・芬奇密码》中,罗伯特・兰登回避了文字注解和构图细节,以宗教符号学专家的身份对此画做了另一种解释:圆圈是一个女性保护符号,它围在裸体男人的躯体周围,目的是彰显女性的伟大,反驳基督教会对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污蔑。索尼埃摆出《维特鲁威人》的样子,就是为了说明他和达・芬奇、郇山隐修会以及神圣女性的联系,为最终揭示他的家族与耶稣和抹大拉的玛利亚的血缘关系做铺垫。
按照丹・布朗的说法,达・芬奇的思想和他所要保护的秘密不容于当世,只能用他的艺术作品来隐晦地表达,所以,他的绘画作品中暗藏着象征和密码。比如,《蒙娜丽莎》这个达・芬奇声称的得意之作,为什么要把人物背后左面的地面画得比右面低?因为,画家要让她从左面看过去显得更大、更庄重、更美丽,左代表女性;达・芬奇骨子里是女性主义者;所以,画家要从“左”的一面来弘扬女性。现代电脑扫描的结果发现,蒙娜丽莎的面部和达・芬奇的自画像有很多相似之处⑩。达・芬奇为什么要把自己画进一个永恒的女性形象?因为,他要用这种方式隐晦地挑战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男性霸权话语。蒙娜丽莎既非男性,也非女性,她/他是一个雌雄合体(hermaphrodite),是达・芬奇心目中人性最理想的结合方式,男人和女人平等地融合在一起。从字源上来看,古埃及的生殖男神叫AMON,生殖女神叫L’ISA,把它们合在一起的话,就变成了Mona Lisa。又如,在《最后的晚餐》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壁画中,紧挨着基督右手的那个人长着一头飘逸的红发,两只手纤细白皙,乳房的轮廓隐约可见。11。难道这个看上去年轻端庄、满头美发、满脸虔诚、握着双手、胸部微微隆起的漂亮门徒真是男人吗?这个人的衣服和基督的衣服仿佛互为镜像,一个穿红袍子蓝斗篷,另一个穿蓝袍子红斗篷。他俩的髋部好像是碰在一起的,上半身却似乎有意拉开一点距离,构成一个V字形状。在象征学者的眼里,V长期以来代表圣杯,和一些女性意象密切相关,比如说女性的子宫图示。
也许,太伟大的作品和过分强大的传统总会让人们在震撼之下忽略一些事实,有意拒绝对一些事实的思考。现在,丹・布朗通过《达・芬奇密码》揭开了一层帷幕,让人们重新审视基督右手的那个红发信徒。她真是女人,就是那个能赤手空拳粉碎罗马教廷的女人,名叫玛丽娅・抹大拉(MaryMagdalene)。圣经上说她是个妓女,被基督拯救和赦免。再看一下壁画中两人的姿势,他们俩的身体轮廓连在一起犹如一个大写的M。理论家们说M代表“婚姻”(marriage),或者玛丽娅・抹大拉的名字。所以,基督和抹大拉的关系似乎并不像圣经里说的那么简单,耶稣不仅结婚了,而且有了孩子,抹大拉就是生下基督后代的圣杯,是传承耶稣血统的女性,而且这个血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丹・布朗的笔下,就连人们司空见惯的五角星也有象征意味。五角星是有关自然崇拜的符号,代表着万物中阴性的那一半,宗教史学家称为‘神圣女性’或‘神圣女神’。而且,五角星中线段的比率都符合黄金分割率,这使得它成了黄金分割的首要代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五角星被看做美丽和完美的象征,并与女神和神圣女性联系在一起12。
四 女神时代的结束
不知从何时起,女性开始失去神圣的光环。天主教裁判所四处追捕任何与自然世界协调一致的女性,三百年中被教会绑在柱子上烧死的女性竟多达五百万。曾经把与女性进行性融合推崇为遵从上帝旨意的男性们,现在担心这是性冲动魔鬼在作祟,而这些魔鬼的最好帮凶竟是女人13。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神圣婚礼”曾经被认为是男人追求灵魂升华的神圣仪式。因为如果男人对圣洁女性缺乏肉体上的感性认识,那么他们在精神上是不完整的,所以,与女性在肉体上实现结合就成了使男人在精神上得以完善并最终获得真知和了解神性的方式。但是,人类通过性的手段直接与上帝交流对天主教的权力基础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它把教会弃置一边,破坏了教会自封的唯一可以与上帝对话的地位。于是,教会竭力挞伐“神圣婚礼”和性行为,认为那是可耻的;女人也成了祸水,罪不可赦,因为子宫和乳房不仅能孕育生命,还会对男人制造诱惑。
许多古代宗教是建立在女神崇拜基础上的,女性作为生命的创造者被看得伟大而神奇。但这对当时正在崛起的男性统治的罗马教廷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神圣女性被说成是魔鬼和不圣洁,基督教哲学则通过忽略女性的生理特征来抹灭女性的创造力量,把男性尊为创造者。《创世纪》告诉世人,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做成的,女人是男人的衍生物,而且是带领人类堕落的罪人。《创世纪》结束了对女神的崇拜。
象征着爱和美女神的五角星也不幸地被曲解了。天主教会掀起了一场诬蔑异教神和异教女神的运动,把五角星解释为邪恶的符号,这使得爱与美女神遭受了无尽苦难。女神时代结束了。大地早已变成男权的世界。没有受到女性的阻挠,男权时代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战争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郇山隐修会认为,正是由于女性的神圣地位在现代生活中的被剥夺才造成了生活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状态的显著表现就是大大小小的战争,各种神秘组织团体的泛滥,以及人们对大地母亲的不敬14。
丹・布朗就像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象征学专家,别具一格地解析了达・芬奇的杰作,从《蒙娜丽莎》到《维特鲁威人》和《最后的晚餐》,居然都发现了潜藏的女神崇拜信息的图形密码。这些密码的破译自然指向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没有硝烟的大战――性别之间的战争。它告诉今人:历史是男人书写的;而“男人的欺骗是多么黑暗”15。
五 结 语
丹・布朗的小说就像一部女性社会地位发展简史,他在小说中对人类的精神生态危机和女性问题进行了深切的关注和思考,尽管他还没有找到成熟、满意的表达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达・芬奇密码》结尾处,他告诉人们那个象征女性的圣杯只是寄托了一种伟大的思想,是遥不可及的瑰宝。为人类灵魂服务的不在于圣杯本身,而在于它的一种虚无缥缈的美。在当今这个喧嚣的时代和世界里,丹・布朗的小说为人类提供了某种有益的启迪:创建男女和谐的生存空间,实现生活的平衡。
注释:
①慷慨:《〈达・芬奇密码〉现象》,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1月12日。
②朱振武、周元晓:《〈达・芬奇密码〉:雅俗合流的成功范例》,载《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第103页。
③杨仁敬:《美国后现代小说论》,青岛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④⑨丹・布朗:《圈套》,朱振武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第1页。
⑤⑥⑦⑧⑩11 12 13 14 15丹・布朗:《达・芬奇密码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朱振武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33、624、318、75、149、61、78、78、85页。
(作者单位:蒲度戎,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耿秀萍,宝鸡文理学院外语系)
责任编辑 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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