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哥特小说中灵魂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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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爱伦·坡的哥特小说直击人的内心和灵魂，将心理探索与道德探索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哥特小说日益内在化和心理化，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爱伦·坡超越其所在时代的局限性，揭示了后现代人灵魂崩溃的全过程：来自灵魂的恐惧致使人精神极度孤独和异化，一旦自我与超我的冲突达到顶峰必将走向人格分裂。
[关键词]哥特小说;灵魂崩溃;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9）02-0098-05
Abstract：Edgar Allan Poe， a 19th century romantic writer， probes directly into the inner heart and soul of human beings in his Gothic stories. He organically combines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with moral exploration， making Gothic stories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rnalization and psychology oriented with distinctive postmodernist characteristics. Poe surpasses the limitations of his era and reveals the whole process of post-modern people’s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ul： terror from the human soul leads to extreme loneliness and alienation， and once the conflict between ego and superego reaches its peak， it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split personality.
Key words：Gothic storie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ul; post-modernism; psychoanalysis
愛伦·坡是美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诗人、小说家、批评家，被誉为短篇小说的创始人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多以哥特式恐怖为特征，但不同于浪漫主义时期作家以离奇的情节、阴森的环境制造恐怖的哥特传统，他开创了演绎心灵恐怖的创作手法，在主题和技法上均表现出显著的超时代性。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常常直击人的内心和灵魂深处，体现对人性的思考和对灵魂的窥探，因此爱伦·坡又被称为现代心理小说的开拓者。劳伦斯是率先运用精神分析法来解读爱伦·坡哥特小说的批评家之一，他把爱伦·坡称作是一位“敢于直入人类灵魂的墓穴、地窖和可怕的地下通道的冒险家”[1]。爱伦·坡作品中所反映的暴力、疯狂、变态、疏离、错位和犹疑等主题恰恰映射了现代美国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实质，这也成为爱伦·坡文化在当今社会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2]。朱振武表示，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爱伦·坡作品的研究热情不断高涨，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爱伦·坡的精神世界和他对人性的思考，但国内对爱伦·坡的研究还相对滞后，需进一步深化和拓展[3]29。本文旨在借助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法来探索爱伦·坡哥特小说中灵魂崩溃的全过程，以期为其超时代的后现代主义意识建立一个整体的、动态的认识：通过对邪恶人性、死亡、虚无这三类恐惧的探析，发现一旦恐惧占据上风成为主导情绪，人类本能中的孤独会被无限放大，在一定程度上人会做出异化的行为;而当自我与超我的冲突达到顶峰时，人甚至会通过犯罪来获取身份认同感，却最终在极端恐惧中出现人格分裂而走向灵魂崩溃。
一、来自灵魂的恐惧
哥特小说又被称为黑色浪漫主义小说，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特殊流派，常常极力渲染暴力与恐怖，并通过揭示人性的阴暗面来进行道德探索，具有深刻的心理基础和美学根源：心理基础是人生而有之的恐惧感，而美学根源是与恐惧相关的壮美[4]91。18世纪著名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在对壮美和秀美进行哲学探讨时提出，恐惧是人类最强烈的情感之一，壮美之所以比秀美更具力量，在于它能引起人内心的敬畏和恐惧[5]。爱伦·坡的小说所揭示的正是来自内心和灵魂深处的恐惧，一如他在《怪异故事集》的前言中所写：“倘若恐惧已成为我许多作品的主题，那么我坚持认为那并非德国式恐惧，而是源自灵魂的恐惧”[6]。因此，爱伦·坡常常把人物放到他所创造的特殊环境中，利用恐惧的特殊力量直击人灵魂深处，揭露内心最隐秘的活动，将人性的阴暗与丑恶不遗余力地暴露出来[4]98。在爱伦·坡的哥特小说中，来自灵魂的恐惧集中体现为对邪恶人性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这些恐惧贯穿其作品的始终，并表现出惊人的摧毁力量。
（一）对邪恶人性的恐惧
爱伦·坡的哥特小说常常通过生动的心理描写展现变态的心理和扭曲的人格，揭示隐藏在人灵魂深处普遍存在的为恶倾向—邪恶人性。在爱伦·坡的代表作《泄密的心》中邪恶人性被充分放大。该小说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叙述者“我”住在一位老人隔壁，一开头就坦言这位老人从来没有冤枉或侮辱过自己，自己对老人的财产也无任何侵占的欲望;然而老人那双浅蓝色的鹰眼总是使“我”看一眼就血液冰凉，为了永远摆脱那双眼睛，“我”下定决心要杀死他。叙述者多次在午夜前后潜进老人的房间，但因为他的眼睛是紧闭的而没有下手。第八天晚上，当“我”试图拉开灯时老人被惊醒，接下来整整一个小时“我”不敢轻举妄动，但当“我”在微光下看到老人那双睁大的鹰眼时，“我”听见他的心跳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大，令听觉极度敏感的“我”感到无法控制的恐惧，一声呐喊下“我”把老人拽倒在地，并一把拖过沉重的床压在他身上。为确保老人已经死去，“我”甚至把尸体肢解成几块后埋到地板下面。 恐怖的事件和人物恐怖的心理往往是相互作用的：恐怖的事件往往是人物恐惧心理的外化，而人物恐惧心理往往又是恐怖事件的内化[7]。在爱伦·坡的小说中，我们不妨说，邪恶人性是造成所有恐怖事件的根源。在《泄密的心》中，作为叙述者的“我”一直在向读者讲述自己内心的邪恶一步步占据上风的过程，以内心独白的方式无限放大从潜入房间到杀死老人的心理过程，并多次聚焦老人的眼睛和心跳，将“我”内心的恐惧和邪恶刻画得精确而细腻，使这一杀人罪行变得更邪恶和恐怖。
（二）对死亡的恐惧
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值得恐惧，自人类出现以来，死亡就一直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在爱伦·坡的许多诗歌中，关于死亡的描绘是极具诗意且令人惋惜的[8]71;然而在他的哥特小说中，死亡却常常是令人毛骨悚然、心生恐惧的。在《陷阱与钟摆》中，爱伦·坡细致地刻画了主人公在地牢里面对死亡威胁时的恐惧。在听到黑袍法官们可怕的死刑判决后，主人公逐渐失去了听觉，只能看着自己的命运被他人肆意宣判—“我看见那些嘴唇扭曲出死亡的话句，撅弄出我的姓名的音节。因为再也听不见声音，我在心里发抖”[9]268。在随后的神志不清的恐怖时刻，主人公逐渐产生了幻觉，误认为七根高高的蜡烛是来拯救自己的白衣天使，岂料天使们的形象化成了没有意义的幽灵。当火焰完全熄灭，阴沉的黑暗压倒了一切 ，主人公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知觉。然而，敌人似乎并不肯让他轻易死去，每次从昏厥中苏醒过来时他身边总会出现食物和水，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等待他的不仅是黑暗中深不可测的陷阱和锋利逼人的钟摆，更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精神折磨。
世界上最大的痛苦不是来自肉体，而是源自内心和灵魂深处，《陷阱与钟摆》中主人公面对肉体的折磨时无所畏惧，却在精神的摧残中惊恐万分，因为在那幽闭狭小的地牢里无力反抗的主人公唯一能做的就是感受死亡带来的恐惧。爱伦·坡从视觉、听觉、触觉对恐惧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勾勒，并通过有意拉长主人公遭受折磨、等待死亡的外部和心理过程，使恐怖的气氛上升至极致，将人类对死亡的恐惧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对虚无的恐惧
爱伦·坡的宇宙观可以归结为“虚无”二字，这从他的随笔《我发现了》中可窥探一二。该书探讨了宇宙的本质、起源、创造、现状及其命运，爱伦·坡认为宇宙起源于虚无，在他看来，虚无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黑暗、孤独、无希望和无意义，使人无所适从、无处可逃，具有吞噬一切的可怕力量[10]。在《红死病假面舞会》中，当红死病猖狂肆虐并将国家一半的人口置于死地时，普罗斯贝若国王非但没有表示出丝毫畏惧，还召集千余位宾客隐居到一座宽大宏伟的城堡式修道院中举行一场盛大的化装舞会。午夜时分，一个戴着面具的红死病人引起舞会上所有人的注意。普罗斯贝若国王下令要求抓住并解开那人的面具，但无人敢上前，于是国王亲自追赶上去。最后，在黑天鹅绒舞厅里，人们发现国王奇异地死在自己的匕首下，而“那个死人般的假面具里空空如也，没有任何东西”[9]305，紧接着，寻欢作乐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在无法描述的恐惧中以絕望的姿态死去。
爱伦·坡十分善于渲染虚幻而离奇、恐惧而忧郁的气氛，他的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往往不是张着血盆大口式的视觉恐怖，而是令人无法抗拒的心理压力和无处可逃的心灵恐惧。通过深入挖掘人性深处隐藏的恐惧和空洞，爱伦·坡不断制造视觉和心灵的冲击，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压抑感。因此，在《红死病假面舞会》中，杀死国王及千位狂欢者的不是鲜血淋淋的蒙面人本身，而是面具之下空无一人、空无一物所制造的恐惧感，即对虚无的恐惧。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地狱，各种各样的冲动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涌出，威胁着人类和文明。人们非常害怕被某种无法控制的冲动所征服，这种冲动往往会驱使他们去思考或做一些对自己有害的事情，弗洛伊德将这种恐惧归为对本我的恐惧[11]。这种恐惧也就是爱伦·坡哥特小说中所体现的来自灵魂的恐惧。爱伦·坡的作品不像传统的哥特小说那样主要依靠情节发展和环境描写来制造恐怖效果，他往往直击人的内心世界，展示人物灵魂崩溃的恐怖过程。爱伦·坡十分善于通过生动细致的心理描写揭露隐藏于人性深处的邪恶，并论证死亡是恐怖的基本来源，而虚无是一种比死亡更可怕的力量，因为它具有吞噬一切的恐怖力量;一旦被恐惧感深深笼罩，人们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孤独的困境，甚至被异化。
二、孤独和异化
爱伦·坡不崇尚善恶，但是他尊重现实，其哥特小说中对恐怖、孤独、死亡等的描写无不诉说着整个世界的荒诞离奇。在爱伦·坡的许多作品中，主人公都处于孤独的状态。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谈到，浪漫主义观点所以打动人心的理由，隐伏在人性和人类环境的极深处，因为人类在本能上一直非常孤独，当社会行为上的种种谨慎约束使人到达难于忍受的程度时，他们天性中的孤独部分会对社会束缚发起强烈反抗[12]。人类的孤独本能对社会束缚的反抗是导致人类精神危机的重要因素，在与社会的奋力反抗中，人的主体认同感明显减弱，致使异常行为不由自主地产生。这些不正常的行为与社会格格不入，将人引至异化的境地。
（一）孤独
爱伦·坡对孤独的建构是多方面的，不仅人物所处的环境是孤独的，他们内心世界也是孤独的。爱伦·坡笔下人物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大多远离社会或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例如，《厄舍古屋的倒塌》中罗德里克和玛德琳小姐独自生活在与外界长期隔绝的家族古宅中;《一桶阿芒蒂雅朵酒》中蒙特索尔和福图纳多之间的复仇故事发生在潮湿的地下室，而当时其他人正沉浸在狂欢节的庆典之中;《泄密的心》中“我”和老人都是独居，与周围邻居几乎没有任何接触;《陷阱与钟摆》中主人公被单独困在地牢里，时刻与之为伴的只有对死亡的恐惧;《红死病假面舞会》中，千余名狂欢者在异常偏远的城堡式修道院里自娱自乐，全然无视城堡外猖獗肆虐的传染病。生活在这样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爱伦·坡笔下的主人公们都被不同程度的孤独感包围，并且这种孤独感逐渐渗入他们的内心和灵魂。 内心世界的孤独与环境的孤立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厄舍古屋的倒塌》中，罗德里克和玛德琳小姐住在一座有着“荒凉的墙壁、像空洞的眼睛似的窗户、杂生的菅茅、苍白枯萎的树”的古宅里[9]230。整个厄舍大院和周边环境都被笼罩在一种无法排遣的阴郁气氛中。正如罗德里克对叙述者所说的，多年来，灰色的墙壁、塔楼和昏暗的塔都给他留下了一些迷信的印象。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孤立阴郁的环境中，罗德里克的悲观情愫与日俱增，认为自己很快就会死去。孤独的气氛已经深入他内心深处，变成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反过来，当玛德琳小姐从棺材里挣扎出来的那天晚上，罗德里克强烈的恐惧感和孤独感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了不可阻挡的影响。因此，在故事的结尾，当罗德里克和玛德琳小姐双双倒落在地后，古屋上原本隐约可见的裂缝迅速扩大，厚重的墙壁霎时间裂开，最后淹没在深沉阴湿的水潭中。
（二）异化
后现代人的孤独感被认为是一种本能，在某些时候，当恐惧成为主导情绪时，他们孤独的本性就会显露出来。极端的孤独感会使人们变得要么过于敏感，要么在自己的恐惧感和孤独感达到顶峰时失去理智，变得疯狂，直至异化。异化本是一个哲学概念，后被引用到文学领域，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基本主题之一。对后现代人而言，传统的社会关系已经基本瓦解，现实生活变得越来越空虚，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也与日俱增，孤独感也越来越强烈。孤独和恐惧的双重作用最终引发深深的焦虑、困惑和绝望。为了找到出路，寻求认同感，孤独的现代人可能会无意识地做出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疯狂行为[13]。实际上，在后现代心理学看来，他们的行为只不过是被现实世界异化的反常行为。
爱伦·坡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是神经症患者，他们要么像梅尔维尔笔下的“孤立者”一样没有身份认同感，与社会格格不入，要么试图通过犯罪手段来重建自己的认同感[8]74。《人群中的人》生动地刻画了一幅异化的都市生活场景，小说中的叙述者在观察熙熙攘攘的人群时发现一位异样的老人，他身上藏有一颗钻石和一把匕首，脸上流露出极度的冷漠、恶意、嗜血、绝望等情绪，叙述者出于好奇跟踪了老人一天一夜，发现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喧哗的街道，只是不断地穿梭在人群中。在小说的最后，叙述者放弃了对老人的观察和追踪，认为他是“内心深处犯罪的象征和精灵”[9]355。叙述者和老人的行为都十分荒诞异常，他们一个漫不经心地观察人群，一个漫无目的地走进人群，都对自己的身份缺乏认同感，都是人群中的孤独者。王爱军认为，《人群中的人》揭示了现代社会生活的虚无荒诞，人与自然、他人、自我关系的异化，凸显了爱伦·坡对人类精神危机的关怀[14]。的确，在爱伦·坡的笔下，被异化的人物以异常行为抗拒着这个荒诞离奇的世界，上演着自虐和他虐的悲剧，无疑是对异化的现代社会关系和人类精神危机赤裸裸的揭露。
三、人格分裂
爱伦·坡是率先提出在单个个体中存在双重人格概念的人，他认为个体中的一个人格会偷偷地观察、研究、批判另一个人格，并把后者看作是独立的个体，即异己（double），异己之间难以调和的内心矛盾和冲突会造成人格分裂[15]12。爱伦·坡的提议赋予双重人格新的意义，并很快被弗洛伊德所接受，为其进一步发展其著名的人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弗洛伊德认为，理性的“自我”总是试图在“本我”不切实际的享乐主义和“超我”同样不切实际的道德主义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它是心理的一部分，通常最直接地反映在个人的行为中[16]。一旦自我与超我的冲突达到无法相容的水平，就可能导致心理行为障碍，这就是所谓的人格分裂。《威廉·威尔逊》被认为是爱伦·坡作品中最超前且最具现代性的故事，甚至被称赞为19世纪专门描写异己的故事中最杰出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篇[4]98。肖明翰表示，这个故事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极大影响，使得以描写异己来深入表现和探索人物灵魂深处的善恶冲突、心理变态和人格分裂成为20世纪西方文学中普遍的主题[15]12。从这个层面上看来，爱伦·坡可以说是一位开创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作家。
（一）自我之中的分裂
文学中互为异己的人物是人格分裂的形象化，他们之间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又有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威廉·威尔逊》中两个威尔逊出生于同一天，有着相同的名字、身高，连面貌轮廓、语言、行动、着装也惊人地相似;但是两人却互相攻击，势不两立，忍无可忍的叙述者最终把另一个威尔逊杀了。两个威尔逊互为异己，当一个威尔逊杀死另一个威尔逊的时候，其实也彻底地杀死了自己。除此之外，爱伦·坡还刻画了其他典型的互为异己的形象，如《一桶阿芒蒂雅朵酒》中，蒙特索尔和福图纳多之间的对立呈现出完美的对称性，体现了人格中完全相反的两个方面[17]。在该故事中，蒙特索尔强悍精干、诡计多端，而福图纳多则被描绘成一个愚蠢和软弱的人，蒙特索尔不断嘲笑福图纳多甚至将他活埋杀死，意味着杀死了自己软弱愚蠢的一面。同样，在《泄密的心》中，“眼睛”（eye）与叙述者“我”（I）两个词同音异义，因此，当“我”觉得老人的眼睛对自己造成威胁而将其杀害时，象征着一重人格对另一重人格的强烈抵制。爱伦·坡将人格分裂这一主题表现得形象化和戏剧化。
爱伦·坡笔下的许多人物都具有高度神经质、精神扭曲、人格分裂等特点：一方面，他们在极度恐惧和孤独的驱使下不自觉地犯下罪行;另一方面，又在极度的悔恨和内疚中将罪行自动暴露。以《厄舍古屋的倒塌》中的罗德里克为例，他的人格在自我之中就已经分裂了。在该故事中，罗德里克的感官异常敏锐—“只能忍受最平淡无味的食物;只能穿某些质料的衣服;一切花朵的气味都让他难受;即使一点微弱的光他都嫌刺眼;除了某些特别的声音，比如弦乐声，一切声音都让他恐怖”[9]232。阴暗的古屋环境使他原本敏感的心变得更加脆弱，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慢慢地深深地浸入他体内，吸干他的身體和灵魂。与罗德里克的极度敏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玛德琳小姐对任何事物都漠不关心，她的身体逐渐消瘦，经常出现短暂的昏厥。换言之，玛德琳小姐对外界的刺激毫无反应，而罗德里克则对外界的干扰反应过度。罗德里克和玛德琳小姐这对兄妹，虽然看似极端相异，骨子里却有一种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之间甚至一直存在着“一种几乎难以解释的心灵感应”[9]239，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罗德里克在将玛德琳小姐盖入棺中几天后还能听到她的哭声。罗德里克在妹妹还活着的时候就将其埋进地下室，事实上，罗德里克活埋妹妹的同时就是在活埋自己，因为兄妹二人其实是同一个个体的双重自我[18]。当其中一个自我进入神经高度敏感状态时，另一个自我的感觉能力必然急剧下降。在故事的最后，两人的相拥而亡并不是美的重聚，而是意味着彻底摧毁兄妹二人的非理性力量的最终爆发[19]。 （二）社会交往中的分裂
文学中的异己有着深刻的心理和社会根源，爱伦·坡的作品细致地表现了人类心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并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的潜意识欲望和自我毁灭倾向。爱伦·坡故事中的人物往往具备双重人格，其中一个总在试图毁灭另一个，即便这意味着自我毁灭;同样，人格与社会联系的分离也伴随着可怕的破坏力。在《厄舍古屋的倒塌》中，故事的叙述者作为社会的代表，是罗德里克与外部世界唯一的联系。当叙述者第一眼看到厄舍古屋时，一种无法忍受的阴郁立刻笼罩住他的灵魂，这是眼前荒凉而恐怖的环境给他带来的直接影响。叙述者骑着马长途跋涉而来的目的在于安慰他儿时的好友罗德里克，并试图将他从恐惧和孤独中拯救出来;然而，由于罗德里克太过沉浸在自己的恐惧和孤独中，叙述者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果。罗德里克一直太过消沉，即便在与朋友的接触中，也拒绝一切外在的理性，使自己始终处于恐惧、孤独和异化中，无法从外界得到任何救赎。因此，最终等待他的是灵魂的崩溃，一如厄舍古屋的倒塌。
人格分裂不仅发生在罗德里克身上，也发生在叙述者身上。在玛德琳小姐被埋葬几天后的一个暴风雨之夜，叙述者在与罗德里克一起阅读时感觉到书中所描述的东西似乎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甚至听到了“完全像小说家的描写在我想象里所唤起的那种怪异的尖叫”[9]243。可见，叙述者的人格在罗德里克的影响下也出现了暂时的分裂，他的社会干预非但没有将德里克从分裂的人格中拯救出来，反而使自己也陷入非理性的境地[20]。最后，叙述者惊恐地逃离，目睹了厄舍古屋倒塌的全过程。这表明，人格既可能是在自我中分裂，也可能在社会交往中分裂，在极度的恐惧和孤独面前，理性必将彻底溃败，无法阻止人格的分裂和灵魂的崩溃。
四、结语
爱伦·坡的哥特小说以震撼人心的力量将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人类的孤独本质和人格分裂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深入人灵魂深处，将道德探索同心理探索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哥特小说日益内在化和心理化，为哥特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对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斯蒂文森、康纳德、福克纳等许多现代作家都产生深刻影响[4]98。爱伦·坡演绎心灵恐怖的创作手法极大提升了哥特小说的艺术地位，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发展危机的深刻焦虑和严肃使命感[3]24。在爱伦·坡之后，哥特文学获得新的发展与繁荣，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充分肯定爱伦·坡的作品对自己的影响，并将爱伦·坡的风格发扬光大，把哥特手法融于科幻小说的创作中，成为现当代揭示人类生存困境和发展危机的强有力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精神危机空前严重，对邪恶人性、死亡和虚无的恐惧更是如梦魇般压在人们的心里。爱伦·坡在哥特小说中对心理的探索和对灵魂的窥探引发了我们对后现代人精神危机的深切思考与关怀，无论是在哥特小说的发展领域还是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他都是当之无愧的开路先锋。
[收稿日期]2019-03-20
[作者简介]左金梅（1959- ），女，河南渑池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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