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迁府，老城保护还要“知来处，明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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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年底，北京市政府启动搬迁，正式入驻通州城市副中心。很快一篇名为《北京被迫迁府，印证梁思成悔断肠的遗言》的文章便在网络上流传。谈到北京迁府，确实马上会使人联想到北京老城的“拆与保”，想到文化遗产大量消失的心酸历程，但是北京迁府在开启“城”与“都”分离的发展历史的同时，却也为北京矛盾复杂的文化遗产保护开创了新的局面，可以说契机与问题并存，不能强行与当年的“梁陈方案”[1]相联系。
　　北京迁府是北京乃至京津冀地区空间重构的标志性事件，核心区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不仅使得常住人口和人口密度下降，更使得不少被政府部门占用的文保单位得到腾退，文化业态也将向高端品质发展。面对新形势下的北京老城保护问题，笔者认为，迁府后的老城作为首都文化中心的重要支撑，应明确“知来处，明去处”的保护思路。
　　所谓“知来处”，就是研究文化遗产的产生因素和演变过程。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有两个重要的趋势：区域化保护和过程性保护。区域化保护就是保留与文化遗产的发展相依存的生存环境以及文化基因相似的遗产群落，从而提高保护和管理成效，北京的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就是这一趋势的成果。由此迁移到北京老城，谋求整体性保护与管理恐怕还要进一步突破行政区划的分割，推动东、西两城区的合并，而北京迁府无疑为之扫清了障碍。此外，“过程性”指的是注重文化遗产生长的过程和岁月的痕迹，因之蕴含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类型。在老城保护所走过的曲折历史中，曾有人提出要恢复某片历史文化街区在清朝“康乾”时期的盛况，这种观念无疑会造成其他文化因素的消失，像是“冻龄”，没有了生长的痕迹，不仅谈不上真实，更无异于另一种破坏。因此，迁府后的老城保护必须要摈弃这种“盛世”思维。
　　所谓“明去处”，就是要搞清楚文化遗产的应用方向。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大门紧锁，与世人隔绝，而是要延续文化遗产的文化特质和精髓，也就是文脉的传承和创新，使遗产活起来。从过去的经验中，我们其实已经总结了不少教训，为使遗产活起来，创新管理方式和思维是当务之急。第一，不能搞“运动式”改造项目，这种方式虽然在短时间內可以收获效果，但是破坏力也强大，容易出现“一刀切”式的方案，这是文化遗产保护中最忌讳的问题，还可能会出现公众的情绪抵触和舆论事件。第二，产权清晰、统筹规划，虽然这是老生常谈，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老城的文化遗产管理。一方面不同的产权所有人各有诉求，致使四合院变为大杂院，胡同沦为棚户区，改造升级处处掣肘。另一方面在明晰产权的同时，还要有弹性地统筹规划设计，不能刻板和事无巨细，如此才能把握好恢复传统风貌的尺度。第三，促进文化和科技的融合，重视科技在文化遗产的监测、模拟、预测、传播及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是老城文化遗产保护的一条出路，例如故宫博物院正在逐步尝试的夜场灯光照明表演，即便仍有较大改进空间，但不失为活化文化遗产的一条良策。
　　北京老城的保护从来不乏关注与重视，以往也走过了不少弯路，积累了惨痛的教训和丰富的经验，迁府后无疑为文化遗产的整体、过程性保护和活化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知来处，明去处”才能在这个舞台上唱好老城保护的大戏。
　　（王长松/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注 释
　　[1] “梁陈方案”即1950年梁思成与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该方案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编制北京城市规划的历史背景下，反驳了苏联专家在内城基础上扩建的方案，提出了基于北京古城的整体性保护，在西郊另建行政中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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