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启示与畅想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苏　义

　　在诗歌传统中,自然一直是诗人们讴歌的对象,“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从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到对四季更替的赞叹,一直不乏优秀的诗篇。自然物象既是诗人们歌咏的对象,也是其歌以咏志的媒介物。陆游在《落梅》中写道“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借梅花不畏严寒的品格来表明自己不畏强权的政治怀抱。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则是借悲秋来悲己。在《怀念被春天润泽的文字》中我们既能看到当代诗人与古代诗人心意相通之处,也能看到因为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破坏与改造,而在诗歌中呈现出了一种古人所没有的对自然的忧患意识。
　　人存在于自然界之中,自然界中的草长莺飞,四季更替都与人息息相关。春景触动了林海蓓的情思,在她的眼中“桃花一定是一个不善言谈的女子”,甚至能“不说一句话”就引来“繁华的春天”(《桃花一定是一个女子的名字》)。仅仅感受到春天的气息,还不能满足诗人对春的“贪恋”,她还想知道“春天,我问你是否收到了那些文字”(《春天的文字》),在袁立生的《春雷》、裴力的《春之歌》等诗作中,诗人直接与春天对话,让我们看到春天不再是一种季节,而变成了诗人可以交心的朋友,它会“无可阻挡地来敲门”。在诗人的笔下不但季节可以变成人,而且固有的时间顺序对诗人来说也不复存在,在墨原笔下“也许仅仅那么一瞬/你就是春天了”(《土豆花开》)。客人也在《荔枝树》中“告诉人们果实累累的未必只有秋天”。时间对于诗人来说不再是自然流淌,而是随诗人的心境来变化。
　　托物言志是中国诗歌的传统。周敦颐通过“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表达其不同流合污的高洁品质,柴棚也通过“不允许奔跑的狗叫碎她的寂寞/不允许醒来的萤火虫/摘去它的洁白”(《栀子花》)来讴歌像栀子花一样纯洁无瑕的品质。两者所托之物虽不相同,但言志的落脚点都指向了品性的高洁。如果说柴棚的诗给人呈现的是一位谦谦君子,那么陈新民的诗给人讲述的就是一个赳赳武夫。在他的笔下“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闲适之感荡然无存。稻子成了“敢于烈日之下/与火烧火燎的酷暑对峙”的勇士,成了“敢以更大的气魄宣告成熟,敢以金灿灿的财富慰藉天下”的王者(《稻》)。不但将稻谷丰收的气象做了极大的夸饰,也借此表达了诗人不屈不的高贵品质及其博大的情怀。
　　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所抱的是一种敬畏的心态,“千里江陵一日还”只是诗人的美好梦想,“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才是对人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真实写照。是以古人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诗歌中体现为一种对“天人合一”的追求。但工业革命打破了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局面,人渐渐成了自然的主导,不断的在按自己的需求来涂改自然。诗人永远都是思想的先行者,人对大自然的这种破坏在诗歌中便呈现为一种诗人对自然的忧患意识。诗人王黎明在《杨树林》中直接写道“休整一新的河道/砍去了大树/涂改了风景”, 以前也许是鸟语花香的十里河滩,现在呈现在诗人眼前的“除了杨树没有别的”,原本以为在树梢上挡住光线的是一个鸟巢,谁知却“是一只塑料袋挡住了光线”,让诗人觉得“我的心里没有寂静/只有空荡”,诗人最后只能发出一种无奈的呼喊“垂柳不可以吗/榆树不可以吗”。我们能体会到诗人心中的忧患与不满,但这种呼声在现实面前又显得是那么的无力。在人破坏自然的现实处境下诗人是痛苦的,想融入自然“我想靠近她”,但又“却不敢靠近”因为怕靠近以后“会对她有半点伤害”,所以只能选择“我远远地站着/默默地望着她”(王国荣 《喇叭花》)。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诗人李庆华在《情歌》中对都市文明极力排斥,他的“情歌”“灌满车鸣和市声的耳朵不能听/听进去也会失真”,听的时候还“需要脱掉西装、皮鞋和白袜/扶住一张木犁,先在自己的心里/犁开一方海绵般的梯田”。毫无疑问在自然被破坏的事实面前,诗人是忧患的也是激进的。但现实却是他们无力改变的,人们依然在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改造自然,也许只有诗歌才是慰藉诗人们的最后一方净土。
　　惠特曼曾在《草叶集序言》里指出:“人们希望诗人表现的,不只是这些不能说话的实物所固有的优美和庄严,他们希望他揭示出沟通现实与他们的灵魂的道路。”从《怀念被春天润泽的文字》中的诗歌来看,诗人们确实是在用灵魂来抒写,作品在对自然界的四季变化与花草树木的描写中,大都达到了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但在“无我之境”上尚有所欠缺。对自然的描写,既是中国的诗歌传统,也是仍值得延续的一个诗歌主题,时代在变,自然在变,希望诗人们能在这一主题上多一些诗美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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