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演义》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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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道德文化，因此，古代中国人习惯于用道德的眼光看自然、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本文重点以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为例，深度剖析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社会人文中的发展规律，并对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道德理念作了一定程度的总结。
　　关键词：三国演义；中国；道德；文化
　　《三国演义》之所以能普遍为人们接受，还有更为深刻的传统文化心理和社会思想的因素。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它正反映和适应了中国人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从而又影响着我们民族固有的性格和精神心理的形成。
　　一、《三国演义》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
　　在我们中国，《三国演义》这种东方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蕴含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儒学，成为几千年国传统思想的主流。表现在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就是重人生、务实用，看重群体关系，强调伦理道德内省和教化作用，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过长期历史发展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心理，自然就现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一面是民族传统的优良品德，前者奴役人民，压抑甚扼杀人的主意识和个人积极性的发挥，阻碍社会变革；后者则是我们民族得以凝聚、同化、生存、发的精神力量，“惩恶扬善”是这种价值观念的核心，“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这两种文化心理，既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渗透的。有的时候，这两者还可以达到表层结构上一致，尽管它们的出发点和目标并不一样。例如在下大乱之后，人心向往统一，从统治者来说，当然是望自己能一统天下，并且使这种统治长期巩固下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也希望能结束分裂和动乱，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统治者提出统一天下的口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应 了人们的愿望，而封建的正观念也就不知不觉地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影响。
　　故事情节设计上，在忠与奸、正与邪、仁德与残暴、信义与狡、廉节与贪赃之间，人们当然推崇前者而排斥后者。虽然对于忠义仁德，人们的理解是不相同的，但总觉得比奸诈邪恶要好得多。每逢外侮相侵，国家离乱之际，人民就盼望有岳飞式的“精忠报国”人物出现。 人们往往对岳飞的“愚忠”并不深究责难，而绝对痛恨秦桧式的“奸臣”，对岳飞的壮烈悲剧，则激发起崇敬之心。这就是积淀在中国人心理深处的那种价值观念、是非标准在起作用。 《三国演义》正适应了这种文化心态，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清明政治的渴望，对英雄人物的崇敬，渲泄了爱憎分明的民族感情。东汉末年，奸妄当道，诸候争夺，相互残杀，人民痛苦不堪，希望有道的明君出现，小说里就产生了一个宽仁厚德体恤黎庶的刘备，他恰好又是皇室后裔，人们自然把“真命天子”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当时纪纲废弛，贪官污吏横行，人民希望有一个贤相能人出来治理天下，于是小说中就出现了智慧和忠贞化身的诸葛亮，单是他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就使千载以来的士人击节咏叹不已。
　　二、对贯穿全文的“忠义”气节的理性思考
　　《三国演义》中，毛宗岗评道：“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鲁迅先生曾评价为：诸葛竟是智绝，关羽是义绝，曹操是奸绝。作品以诸葛亮为“忠”的典型，以关羽为“义”的化身，涉及到“忠义”观问题。曾几何时，“忠”与“义”大起大落，褒贬不一，我们有必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作一番探讨，已达到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新的评价和认识。
　　关羽“忠”与“义”的观念和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羽是作者竭尽全力塑造的忠义勇的理想人物，对于关羽性格中忠、义、神武的主导方面，《三国演义》中有诸多精彩的描绘：温酒斩华雄的英雄气概，光照千秋；斩颜良，诛文丑的赫赫战功，超群绝伦；刮骨疗毒的刚毅精神，令人钦敬；千里送嫂的道德风范，传为美谈；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义品格，感人至深。但是作者在塑造关羽形象时，并不以神化为目的，而是在写他性格主导方面的同时，也不避其短地描写了他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关羽的“忠”与“义”，也应该包涵他的勇，我们认为这样才是完整的。作为一员武将，关羽的形象确实是罗贯中精心塑造的艺术典型之一。为了义气，置国家和政治集团的利益于不顾，置军令状于不顾，正是关羽性格上的最大弱点，放跑了曹操，意味着对刘备的背叛。其实，不光只是毛宗岗，中国人爱关羽，是把他的缺点也看作美德而一起爱，这是对“义”认识上的误区造成的。
　　可以说，关羽在道义上是高尚的，但他在政治上则出了问题。忠与义自身的矛盾，有时是不能够和谐的。宋元以来人民群众对忠义的看法，更强调做人要有义，故人们轻视政治立场，而重视人与人的友情，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民群众觉悟的表现。
　　关羽除外表的风度神采为人所敬仰外，他的内心世界也是极为丰富和高尚的。比如重视友情，是中国人民所公认的美德之一。关于不但与刘备、张飞、赵云等十分友善，就是与敌对营垒中的张辽、徐晃等也是很重视友情，当然对关羽内心精神世界揭示得最深的，还是对 “刮骨疗毒”一事的描绘。在刮骨之前，作者以华陀的话，一再强调刮骨的痛苦，两次重复
　　“恐君侯惧耳”。突出这种痛苦，非一般常人所能够忍受的。开刀前，又详细地说明做手术 所需要的手续、设备和准备。 这些是为了在手术的过程中病人承受不了痛苦时，而带有强制性的措施。可是关羽自认为他不是世间俗子，能忍受任何巨大的痛苦，用不着这些。手术进行时，“公饮酒食肉，谈笑奕棋，全无痛苦之色”而旁观者见到“陀用刀刮骨，悉悉有声” ，不难设想，此时他肉体上要忍受多么巨大的痛苦啊，没有非凡的勇气与毅力，没有超人的忍耐和自制力，是难以表现出这样的从容与儒雅的。通过这些人物性格的描写，中国特色的文化形象跃然纸上。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作者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三国演义》虽然思想内容复杂，甚至存在着封建糟粕，但其更多地吸收了古代思想文化中的积极成分，通过历史事件的叙述，人物性格 的描写，世态民情的展示和诗词韵文中对是非善恶的评说，向千百年来广大读者呈现出一幅风起云涌、多姿多彩的历史生活的宏伟画卷，其认识价值、教育作用和审美功能均属上乘，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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