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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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市场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一直是西方经济学讨论的焦点，两者的关系并不是静止的、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互补关系.通过对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梳理，寻找关于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最佳平衡点，并发现一些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的启示。
关键词：西方经济;政府与市场;理论
经济学发展至今也就短短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已经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找到了理论支撑，甚至有专家学者认为：经济学理论已经没有新东西了。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我们都需要对这个不算“古老”的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梳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才能够甄别出过去在经济实践中犯下的错误，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理论支撑和政策手段。今天我们国家提出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能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找到源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仅仅是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学界一直在研究的问题，希望通过梳理西方经济学思想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变迁，能够给予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改革一定的启示。
一、早期经济学思想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从中世纪末到古典经济学代表作——亚当·斯密的《國富论》问世以前，经济学都还处于萌芽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有的只是零散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是重商主义，是西欧民族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反映的是商人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主要表现为对金银货币的狂热追求与争夺，把金银货币看成是一国真正的财富。除了积累金银货币以外，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会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
在这一时期，为了保证贸易顺差，国家自然就会选择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所以这一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由政府主导的，尤其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然而，在国内贸易上重商主义者却激烈的反对国家干预，为自由贸易辩护和呐喊。海尔斯1596年写的《关于英国公共福利的对话》就鲜明地表达出市场力量是比政府法令更有效的资源配置者的宝贵观点[1]。16世纪重商主义逐渐失去魅力，在1705年自由经济学者，伯纳德·德·曼德维尔发表了一部题为《怨声喧腾的蜂房：恶棍变得诚实》的劝世诗，这里面的观点也是后来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核心观点[2]。总之，重商主义时期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全是由利益决定的，当自由贸易给他们带来好处的时候，就极力主张自由贸易，当自由贸易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的时候就积极主张政府管制。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说未形成体系，经济学仅仅处于孕育和萌芽状态。
在重商主义开始失去魅力向古典经济学过渡时期英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是一个崇尚自由贸易的重商主义者，但是对国家干预经济也表示温和的支持。他在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指明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决定性新方法，即：数量的研究方法。之后的经济学家们都是沿着威廉·配第的研究方法展开的，最终由亚当·斯密将这个研究思路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古典经济学时期是一个经济学理论的高产年代，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苏格拉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是古典经济学时期开始的标志，也是经济学中第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主张经济自由，认为重商主义是一种限制和管理的学说，是实现国民财富增进的最大障碍，为了克服和矫正这种弊端就要实施自由放任的政策。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模仿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标，人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却最终同时促进了全社会的利益。斯密的这种经济自由的思想成为破除限制经济自由的、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和特权的利器，之后，斯密的主要思想经过让·萨伊、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的继承和发展，继而将古典经济学推向“繁荣”。
法国的经济学家萨伊以“萨伊定律”而留名历史。他认为：货币经济和物物交换的经济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市场上的交换在实质上是产品与产品之间的交换，每一种产品的供给都会相应地创造出另一种产品的需求。不过，当供给结构与需求不一致时，就会发生供给过剩和经济危机[3]。萨伊是有限政府、自由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毫不妥协的捍卫者，在1803年出版了《整治经济学或生产、分配和消费概论》一书，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解释了斯密的经济学说。在19世纪的前半期，这本著作成为欧洲和美国最重要、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
在人们都还沉浸在《国富论》的出版带来的美好愿望之中的时候，英国的经济学家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小册子立即给曙光乍现的经济学投下了阴森的暗影。他冷峻的指出“人口增殖力很土地生产力天然的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虽然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出版给经济学涂上了一层阴郁的色调，但却极大的发展古典经济学理论，使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关系。
同时代的传奇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原理”，为自由贸易呐喊，他认为即使一国生产的任何一种产品的成本都低于另一国，两国间仍然存在着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只要两国的劳动生产率不是在任何一种商品上都保持着相同的比例，那么，不同国家如果只生产那些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的商品，然后再进行交换，交换那些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商品，则两国的总产出就
会比不存在国际贸易时大。比较优势理论在理论上宣判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死刑，提倡自由贸易。
古典经济学派是在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市场机制同皇权专制的斗争中产生的，所以为了满足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古典经济学家将自由贸易政策发展到了极致，他们认为一个经济活动要通过建立在国内外自由贸易基础上的相互依存市场进行协调的社会，（在一定条件下）是一个自我规制和自我平衡的系统[3]。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声称这个系统比其他任何经济系统都能激发人的积极性、商人的敏锐性和社会发明的创造性，更加有助于推动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所以，他们极力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行为，不管是国内贸易还是国外贸易，都提倡用市场机制来发挥基础作用，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即可。这不仅为资产阶级同封建专制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且反映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自由竞争阶段必然占据主流地位[4]。 三、凯恩斯主义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到处呈现的都是亚当·斯密所设想的普遍繁荣景象，然而1929年因为股票崩溃引发了经济大萧条，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危机，产品大量过剩，许多企业倒闭或停产，失业人数暴增，资本主义经济到了崩溃的境地。当时的西方政局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对策来解决，经济自由主义的对策已经走向破产边缘，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来解释和改造这个糟糕的世界，这个时候凯恩斯出现了。他在1936年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创立了宏观经济学，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带来了曙光，他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小于充分就业时的均衡，他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显著弊端是：第一，它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第二，它以无原则的和不公正的方式来对财富和收入加以分配。”[5]凯恩斯认为这是自由放任经济体制存在的根本缺陷，之所以这样的体制不能摆脱经济周期之苦，“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这种不足是极低的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不稳定性与过度的流动性偏好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凯恩斯主张用政府干预取代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论，从扩大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应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主义的诞生使政府的作用从斯密的“守夜人”角色变成了“积极的干预者”。从实践上看，美国罗斯福“新政”拉开了政府干预的序幕。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风靡一时，各国都实行和加强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与凋节，推动了经济的复兴和繁荣。但也造成了一系列的隐患，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井存的经济现象，这种“滞胀”被认为是政府过度一于预造成的结果。此后，凯恩斯主义被怀疑或被否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再度掀起。70年代末到90年代以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又开始在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中占据上风，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然而在2008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次爆发经济危机，诸多学者及政客将这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归因于政府对市场的长期放任，在这一背景下，新凯恩斯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成为欧美主要国家的主流经济学，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新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开始对市场进行大量干预，干预主义再次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6]。总体上来看，从斯密的自由经济主义到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呈现一种钟摆式的变化，但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越来越接近一种适度化的状态，干预和放任也逐渐融合。
四、制度学派与选择学派中政府与市场关系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政府与市场的政策选择一直是贯穿于西方经济发展的全过程，除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由经济主义理论和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市场的干预主义理论之外。还有分别以科斯、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和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制度学派与选择学派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制度学派的科斯认为政府干预的适当范围就是政府干预活动的交易费用必須低于市场活动的交易费用，否则就会导致经济运行的低效和无效，因此政府不能过多地干预经济运行。选择学派的詹姆斯-布坎南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主张政府应当干预市场的“长久失败”，而暂时的市场失败则不需要政府干预，因为市场对于其暂时的失败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进行调整。查尔斯·沃尔夫认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选择是复杂的，不是纯粹在政府与市场间的选择，而经常是在这两者的不同组合间的选择以及资源配置的各种方式的不同程度上的选择[7]。从这些经济学家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制度学派与选择学派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研究既不赞成把政府仅仅看作是“守夜人”的自由主义理论，也不赞成把政府看成是社会经济的全面干预者的政府干预理论，而是主张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当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五、结语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世界各个国家一直致力于研究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其内在的缺陷和客观局限性。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两大经济思潮间已经显现出更多的渗透与融合，二者间的差异正在逐渐缩小，但也不可能消失。未来，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从自身的制度、文化及经济发展状况，寻求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之间的平衡，以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市场与政府平衡”模式。虽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确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却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回顾并反思西方经济思潮的演变与发展，探究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对于今天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与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2]卫志民.经济学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8-9.
[3]海因茨.D.库尔茨.经济思想简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41-42.
[4]邢晓平.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D].郑州：郑州大学，2003.
[5]张国锋.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的理论变迁及中国实践[J].经济论坛，2013（11）：23.
[6]曹冬英.西方国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钟摆运动及其启示[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2）：2.
[7]刘翔.21世纪初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外比较[D].杭州：中共浙江省委党校，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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