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诗词看社会传播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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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帆
摘 要：我们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社会传播无所不在，这是中国当今社会的重要时代背景和热门时代议题。本文在传播社会学的视角下界定“社会传播”的概念，而后将社会传播作为主体间性沟通行动，以中国古诗词这一丰富的文学经典为素材，灵动地分析社会传播各要素及其鲜明的特征，并从其中感受到了温情的生活气息和厚重的人文关照。
关键词：古诗词;社会传播;要素;沟通行动;人文关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10-0144-04
中国古代的诗词曲赋之文学瑰宝中蕴藏了众多鲜活的生活情景，其有意或无意中描述的“社会传播”情景更是传神得令人叹为观止！所谓博古通今，我们也正好借此加深对当今传播活动的认识。
一、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的“传播”概念
在从中国古诗词中体会“传播”的魅力之前，我们首先对“传播”的概念作理论回顾和基本界定，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
“Communication”，英文原词的意义丰富而多变，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获得“传播”的意义，如今汉译为“传播”一词。
在传播学鼻祖、集大成者施拉姆生活的年代，大众传播（广播、电视等）方兴未艾，而互联网传媒还未普及，也无法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所以，在传播学先驱们看来，传播即意味着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s）。施拉姆在其《传播学概论》一书中总结到，大众传播模式由五部分（媒介组织作为传播者、各种类型的受众、相同的大量的信息、推测性的反馈以及大量的信息来源）构成[1]。
而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又译为“交往行动”）理论恰恰能将上述传播模式零散的部分贯通起来，消弭其中还原论的缺陷。
归根结底，传播是一种人类的活动，人构成传播的主体、目的并创造传播的条件，而“沟通行动的双方既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信息的接受者，并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彼此的互动来影响对方和信息环境，实现信息的交流和共享”[2]，也就是说，沟通行动的成员通过语言的交流并经由相互包容、共同合作的共识来调整一己之见，以达成互相理解的行动目的。从这个角度上说，社会传播也可以看作是沟通行动的一种。
通过施拉姆等学者对传播之模式和过程的详细阐释及沟通行动理论的衔接，“传播”的含义已经呼之欲出了。所谓“传播”，就是某一主体（可以是个体、组织或群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某种媒介和途径向另一主体来表达某些意义的沟通行动。
二、古诗词中的传播各要素
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行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传播;用以表情达意、沟通交流的传播，体现了人际互动的种种乐趣、温情与关怀，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日常世界图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能够表示社会传播的古诗词尽可采撷，辅以上述思想家（尤其是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我们将开启传播视野下的生活旅程。
社会传播作为一项完整的社会行动，由以下要素——有目的之主体、实质内容、载体（或途径）、反馈以及影响（或功效）构成，各要素因其蕴藏的人文关怀之情而紧密联系。
首先，就社会传播的主体和目的而言，辛勤劳作、乐天安命的农人哼唱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的歌谣，传达了自我实现的知足心意;紅叶题诗的宫娥作为渴慕爱情之心绪的传播者，“一入深宫里，无由得见春;题诗花叶上，寄与接流人”的故事大概只能沦为专制时代的悲剧;“三人成虎”后的魏王作为有心人风传谣言的接受者，蒙昧无察而失去股肱之力也是自然……再平常的社会传播行为也有目的（这种目的是社会性的，而非个人性的，这也是哈贝马斯所在乎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互动与交流，而社会传播则是表情达意、自我满足的重要方式。平凡如顾念家长里短，崇高如常思兼济天下，淳良如护持礼法常情，俗恶如用尽心机权谋等，为着不同的目的，总归得进行社会传播。另外，现实社会也存在很多特殊的传播现象，即传播者无意传达信息，而接受者却能根据自己的长期经验或专业知识来捕获有用的信息（如，间谍传信），但这样一来，传播就无法得到反馈，传播的互动性和社会性就丧失了。
其次，社会传播一定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和具象的实质内容，即共享的意义系统。从最初的语言（包括肢体语言、口头语言等）和标志物（如，结绳、记号、烽火或狼烟等）到成熟的文字（如，楔形文字、甲骨文等），随着人类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抽象智慧的增长，能够被大多数群体成员共同理解的意义系统也渐趋形成了。意义系统是长期的集体实践和认同的结果，它是许多人共有的[3]，以此为基础，群体内部成员运用约定俗成的各种符号（意义系统的表现形式）来理解彼此的情意，就紧密关联、共同关心的生活话题作交流。“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大家都很熟悉了，钟子期之所以能够体会俞伯牙的琴韵，在于他们对生活情趣与音乐审美有着相同的理解;稍显遗憾的是，这共同理解太高雅了，以致其他不具音乐天赋的旁听者竟无法品味曲中精妙……上述传播情景虽然不同，但却说明：传播活动是以共享的意义系统作为基础和内容的。
再者，社会传播并非无依无凭，而是需要载体和途径的。“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等诗句都阐明了社会传播的载体或途径。总结说来，在人类历史上，信息媒介和信息传播活动经历了五次巨大的变革——语言的诞生、文字的诞生、印刷术的诞生、电磁波的应用、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每一次变革都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同时也促成了传播技术的进步。正如媒介理论家、思想家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人的延伸”[4]。我们通常“将身体体验为一个异己的环境，以区别于自己的思维、心灵或精神”[5]，这种身心对立观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但在现实的身体实践过程中，身体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绝对不存在离心之身或离身之心。不论是何种传播途径，都是以身体或身体的延伸作为载体的，都是人的意识与肢体相互交融后外显化的表现，只不过就是交流工具而已。至于社会传播的现代化方式——纸张通讯、有线通讯、无线通讯、数字通讯，任其科技含量多高，都逃不开身体的范畴。数字通讯，以互联网为代表，传播参与者在虚拟社区（如，Micro-blog、BBS、Tips bar等）中进行匿名交往，将互联网传媒代替了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觉官能，以求展现自我，了解他者，满足社会性交往的需要。 还有，大多数传播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受众随时可能对接受的信息进行反馈。“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离别之际，汪伦以踏步唱歌的方式向李白传达浓重的离别伤情，而李白也赋诗以赠汪伦，向他表达诚挚的谢意，这算是对汪伦情谊最诗意的反馈了。从理论上来说，各类传播形态（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等）在进行过程中都越来越注重受众和传播者之间的信息互动，受众和传播者的角色可以互换，受众绝非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作为生活世界中的一个主体，他/她也在向上一级的传播者施加影响。换言之，有反馈的传播行动，消弭了科技理性所造成的人情疏离和人性淡漠，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了理解的桥梁——这也正是沟通行动理论欲破解的社会理性化的困境。
最后，笔者将谈一谈社会传播的影响和功效。“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亲尝了新鲜的蜀地荔枝，却累毙了许多差官和驿马。“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目为飞奴。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飞鸽传书，方便极了。在重视礼法王道的古代，社会传播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孔子也说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见他早就意识到社会传播具有启发鼓舞人心的感染功能、考察社会现实的认识功能、受者互相感化和提高的教育功能、批评不良政治的讽喻功能。这种对传播的社会功能的认识，是有些理想化了，但却是“出于广大受众对传播之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真实体验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忧国忧民情怀”[6]。须注意的是，社会传播也有一些娱乐功能和负功能。比如，媒体文化研究者、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就以“娱乐至死”的警语来表示他对传播（尤其是电视）的娱乐功能的担忧，因为广泛的娱乐化表达方式将可能使得“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7]。
三、社会传播的古今对照
传播本就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传播要实现其价值，就应该积极关照民众的人文境况——关照人们通过怎样的方式展开沟通行动，怎样生活，怎样思考，怎样感受，怎样行动。然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迁，社会传播也因之呈现出不同的图景。
（一）古代社会传播的特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比当今的社会传播，可以总结出古代社会传播有如下特征：
1.古代的社会传播尤其注重传播主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体现了沟通行动特有的主体间性。在消费主义文化大行其道的当今，社会传播却沦为满足无意识的消费欲望的场域，沟通几成奢望。
2.古代社会传播涉及的范围较狭窄，但由于十分关注可以眼见耳闻的日常事件，体现了生活化的特色。但现代技术扩大了传播范围后，传播的间接性也随之增强，使得传播内容有可能失真和变质，甚至掺杂了宏大崇高却远离现实的各种“主义”，丧失了生活的原汁原味。
3.古代的社会传播内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共识，反映了社会的统一性。在当今社会，个体越发地原子化，人们已经很难就某一传播内容形成一致的意见了，这当然是个人思想自由的体现，但在越来越缺乏共识的情况下，“社会何以可能”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4.古代社会传播的媒介较单一，多是口耳相传，因此能够直接地传达人的情感体验和精神状态。而现代传媒技术大大地增加了身体以外传播媒介出彩的机会，我们想要通过身体官能的情感共鸣来真切地领会报刊、电视、互联网中各类传播主体的感受已是很难了。
5.古代社会传播的影响较为平和，不容易虚妄地扩大那些公开事件的影响力。而现在，我们只要一翻阅报纸，打开电视，或是启动电脑，就很可能因为“新闻巨兽”“新闻漫天”而引发过度的忧虑惶恐加空虚和过剩的同情心泛滥抑或无名火起，海量的信息已经使我们无所适从了，“复制”和“虚夸”在社会传播过程中造成了难以预料的巨大影响。
总之，古代的社会传播满载着美妙象征，而现代的社会传播则略显苍白无力了。
（二）当今社会传播的反思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比对了古今的社会传播后，我们也应该对当今的社会传播进行一些反思。
之所以将传播看作沟通行动，是因为传播的各要素在现代條件下渐趋分崩离析，且沟通理念无法将之重新整合。
传播行动要得以进行，传播者尤其是新闻界工作者必须意识到并积极履行自身的公共责任，这是就传播的规范和责任而言的。大众传播“理应是社会公器，……是公共舆论的园地”[8]，而先进的现代传媒技术也为信息的大批量复制和广泛扩散提供了技术支持——这样看来，大众传播应该能够向广大受众传递正能量了，但真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一些向来颇受信赖的“专家教授”在幕后受雇于小众利益集团，借指导的名义向民众散播虚假讯息;很多电视媒体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形象工程、娱乐作秀、明星出镜、大腕绯闻上，却很少正面关注民众现实的日常生活;个别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弊病或沉默寡言，明哲保身，蝇营狗苟，事不关己，不能发出正义的声音;还有一部分青少年将政治时事、娱乐快讯、电子书籍、网络游戏（甚至色情视图）的消费当作精神食粮，却对当下的、眼前的、自身的重要事情不大关心……传播的主体、内容、载体、效果等各要素都或多或少地变质了，无法统一于人文精神，只有引入沟通理念，重视和践行人文精神，才能还传播以公器的本色。
近年来，逐渐变质的传播活动让大众不知不觉地共同经历着形式合理而实质不合理的日常生活。
以手机的普及和使用为例，手机所引发的“拇指运动”之流行，虽然为大家的沟通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但却因为手机通信使很多用户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形式重于内容”的沟通观念，彼此之间的关系并未增强，情感卷入的程度、情感交流的频率甚至有所下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难以跨越，真实也变得模糊不清;“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坐在你身边，你却在玩手机”，这句网络流传的调侃之言正好形容了“拇指运动”导致的亲情疏冷之悲剧。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传播技术使我们日常生活的形式变得舒适、闲逸、便利，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变得庸俗、冷漠和无意义。反之，顺畅、有效的沟通行动才能维持传播的持续性，也才能达成相互理解。
历史变迁不曾停息，古诗词中充满诗意的生活无法让现代人亲身经历，但在常人的视角下，但愿我们平凡人能够索引性地表达平凡事的不平凡之生命意义，社会传播的合理价值就在这里——最真实的就是再平常不过的琐碎生活，终极意义的追寻和体悟就藏在生活里。重拾社会传播的初衷，我们须关注经验世界，回归日常生活，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与人交流，这种人文关照要比仅仅探讨干涩的传播学理论或是沉浸在轰动刺激的新闻里有意义多了！
参考文献：
[1] （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李昕泽.传播学视域下的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D].长春：吉林大学，2012.
[3] （法）涂尔干著.汲喆，付德根，渠东译.乱伦禁忌及其起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加）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 赵方杜.身体社会学：理解当代社会的新视阈[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27-35.
[6] 胡兴荣.大众传播的功能与社会发展[N].中国新闻观察中心，2009-10-16 .
[7] （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 何满子.聊记旧事代感慨[J].新闻记者，2000（5）：44.
[责任编辑：艾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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