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载道”在近代中国的新变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社会动荡变革的历史背景下，以“文以载道”为代表的传统价值理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以近代国人办报先驱——王韬新闻思想为例，介绍王韬报刊思想中的“文以载道”意蕴，以及王韬报刊思想特色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分析“文以载道”在近代中国的新变化。他强调报刊论政的重要性，认为报刊要“立言”“御辱”“尚简”，要通过文章来反映社会现实，推动变革，救亡图存。这是对传统“文以载道”观中“代圣人立言”、宣扬封建纲常伦理价值取向的极大突破。
关键词：文以载道 近代 王韬 报刊思想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24-0088-02
“文以载道”，从广义上讲，就是写文章要为政治现实服务。在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道”的主要内涵是仁义道德、纲常伦理、风俗教化。直至近代，西方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西方文明随之涌入，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开始从中思索救亡图存之道，“文以载道”的内容与形式都开始有了新變化。而报纸，则以舶来品的身份成为此“道”之重要载体，呈现出以往本土报纸所未有特色——文人论政。本文将以近代国人办报先驱——王韬新闻思想为例，分析“文以载道”在近代中国的新变化。关于“文以载道”的研究，前人成果颇多，但大都局限于文学领域，如《“文学的自觉”与“文以载道”的错位——从郭绍虞的相关研究说开去》《儒家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与“文以载道”》《儒家“文以载道”文学观对古代小说总体构思的影响》等。关于王韬报刊思想及其政论特色的研究亦多不胜数，如《王韬：中国历史上首位报刊政论家——中国新闻社会史的视角》《中国报刊政论的前驱——谈王韬报刊政论的思想意识》《转型知识分子新的言说方式——我国第一个报章政论家王韬及其报章政论浅说》等。文章分析全面、见解深刻，但这些研究往往侧重于王韬报刊思想中的西方成分，对其中学思想渊源则稍有忽略。所以，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论述，可以对近代西方文明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及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地有一个更全面的窥见。
一、王韬报刊思想中的“文以载道”意蕴
王韬（1928—1887），是一位较早亲身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是我国近代最早创办报刊印刷企业的一位具有实业家身份的报人，其报刊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立言、御辱、尚简。
首先，王韬主张报刊要“立言”，他曾说：“韬虽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阙，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记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王韬所谓“立言”就是议论时政，与中国古代“三不朽”中的“立言”既不同又相通。相通之处在于都提倡知识分子要针对现实提出真知灼见之言，以文载道。不同之处在于王韬强调的“立言”主要以“重民”为思想基础，他认为清廷最大的弊病是“君民相隔”。“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至秦始。于是堂帘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地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办报应“义切尊王”，起到上传下达，教育民众作用。王韬的办报思想，既体现了他君民共主的政治理念，也是他君民平等“载道”观的重要反映。
其次，从王韬的报刊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强烈的御辱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二是倡言改革和变法。他认为，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创局”，正处于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我之刀矛与彼之枪炮相比，强弱之形立现;以彼之进与我之退相比，盛衰之势判然。彼之所有，在我则全无。而我之所长呢？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图也，虚骄也。”若要救亡图存，必须“变”。“变”的内容除了洋务派提倡的坚船利炮以外，还包括政治制度和文化事业。王韬认为，圣人之道“贵乎因时制宜”，并以孔子为例，为其“变”之言论提供依据：“试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焉。”总体来看，王韬的政论文章主要强调了报刊在促进改革、救亡图存方面的作用，使传统“文以载道”观融入了新的时代特色。
再次，在王韬看来，报纸的文风应直抒胸臆、辞达而已。他在《弢园文录外编》自序中讲到：“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这不仅是对桐城派繁冗空洞文风的抨击，也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文以载道”内容的概括和充实。“时文不废，人才不生”。国难当头，撰文之人应以反映社会现实为己任，传达思想实质为目标，不可拘泥于形式。尤其像报纸这样的传播载体，更应以简洁明了为尊。传统儒家思想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王韬则进一步将其概括为：“质胜则饰之以文，繁极则御之以简。”他认为，自汉至清两千多年，人情诈伪极其严重，繁文缛节多不胜数，大大阻碍了社会进步和发展。所以，王韬主张“尚简”，这是他对传统“文以载道”思想继承发展的结果。
二、王韬报刊思想特色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
王韬的报刊思想是中西文明交相汇融的产物，这是与大的时代背景相呼应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像王韬一样的文人士子多不胜数，何以王能为人先，突破传统“文以载道”之藩篱，开启报刊论政之先河呢？这与其独特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王韬多与西人接触，且多年在国外游历，1849年，王韬受聘英传教士麦都思所办的上海墨海书馆，协助艾约瑟、伟列亚力等译《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光学图说》等西方自然科学书籍，为国人打开了一扇近代西方科学研究的窗口。1862年，王韬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献计献策，不仅未受采纳，反遭清政府的通缉，被迫旅居香港。在旅居香港期间，王韬收集了大量的香港史料，著有《香港略论》《香海羁踪》《物外清游》三篇关于香港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记述了英国人侵占前后的香港概况。1867年，王韬应英国传教士之邀，旅英三年，两度访法。这次出行，极大加深了王韬对西学和西方时事政治的了解，触动良多。他还是第一个登上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演讲的主题是“中英通商”和“孔子之道”。当王韬提及中英通商、和睦相处时，“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他的手书成为西方人的收藏珍品，吟诵中华古诗文时，英国人为其击节作和，称他的吟诵就 像“金石和声、风云变色”。 王韬在英国给妻兄杨醒逋的信中概述了自己一生的五次思想变化：第一次弱冠时，仅“思得一通籍，博庭内欢，他非所知耳”。第二次考试不第，出外谋生，也是“但求得五百金，可作归耕计”。后来从上海到欧洲，又经历了三次思想变化：“初变而为征逐之游，几于术书不观，买醉黄垆，寄情青楼，直作信陵醇酒妇人想;再变而殉名利，不思以实学自励，妄欲以虚名动世，求于时下名士中厕一席”;最后才认识到，“士生于世，当不图以文章自见”，即不应为文而文，而当“文以载道”，经世致用。不难看出，这是王韬由汲汲于功名的传统士子向师夷以救亡图存的现代文人转化的过程，丰富的接触西方文明的经历及良好的先天素质，使其比同时代的文人士子拥有更开阔的眼界和更宽广的胸襟，能因时而变，迅速接纳先进的新生事物。
总体来看，王韬在其办报实践及其政论文章中所体现的“文以载道”观与传统“文以载道”思想内涵已大有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王韬并未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甚至很多时候都在其中寻找理论支撑，以办报方式立言正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担当。当个人变故与时代变局相呼应之时，像王韬一样的文人士子首先想到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智慧里寻找出路。他创办《循环日报》，便是以《易》《老》为哲学基础，表达其循环变易思想和古今变局的时局观。诸如此类中学思想痕迹，在王韬的政论文章里多不胜数，其办报实践本身更是对“文以载道”思想非常有力的阐释。
毫无疑问，王韬及其报刊言论和办报实践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影响是极其重大的。他开启的”文人论政”先河，无论对当时的政治还是后来中国新闻事业发展都影响深远。在那样一个剧烈动荡的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感受到的不仅是国破家亡的耻辱，更是一种文化上的痛感。陈寅恪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深，則其所受之苦痛愈甚。”当以“文以载道”为代表的传统价值理念已不足以支撑起信仰的大厦、推动社会进步之时，王韬主动承担起了改建这种价值理念的历史任务，用实际行动消弭此耻辱与痛感。
当然，王韬及其报刊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些时代局限性，比如他以“循环”二字为自己所办日报命名，在肯定变化的同时陷入了历史循环论的怪圈，认为世间万事万物变化发展规律就是天道循环、人事变迁、周而复始、返本归初，没有超出中国古代传统的变易观范畴。而且，王韬对于外国侵略者本质还认识不清，“其达彼此之情意，通中外之消息者，则有日报。”将中西隔阂归罪于语言文字不通，试图以办报为手段消弭矛盾。
但是，无论怎样，王韬都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先行者，他开创事业的智慧和勇气、救国救民的担当和信念、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值得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去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上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
[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3]周光明.近代新闻史论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黄开发.儒家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与“文以载道”[J].文学研究，2005（5）.
[5]林天宏.王韬：中国第一报人[J].传承，2010（2）.
[6]李丹丹.对中国新闻史的一点看法[J].大众商务，2009（103）.
责任编辑：孙瑶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7/view-1510758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