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事变”组合嘻哈说唱的文化解读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本文以“天府事变”组合的嘻哈说唱作品为研究对象，对具有代表性的网络社区——百度贴吧、网易云音乐、微博等进行网络民族志观察，基于文化研究、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等相关理论，重新审视青年亚文化的嘻哈说唱，对其进行符号再现与解读，探求“天府事变”说唱文本中的话语秩序，并对嘻哈说唱风格背后的意义进行解读。同时，通过嘻哈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互动，探讨嘻哈亚文化的生存与发展。
　　 关键词：嘻哈说唱;青年亚文化;认同;情感宣泄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2-0056-03
　　长期处于“地下”层面的嘻哈文化是一种典型的青年亚文化。近年来，嘻哈文化通过大众媒介的呈现进入人们视野，引发全民讨论热潮。但一些有关嘻哈文化的负面事件，使得刚刚崭露头角的嘻哈文化又有“下沉”的趋势。同时，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大众的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增强，主流文化在叙述其自身合法性时，会吸收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展现出更轻松、更贴近年轻人的姿态。嘻哈文化本身的特点使其能承载更多的经验和表达，潜移默化地影响主流文化的优势。然而，真正可以利用嘻哈文化进行有效的中国化表达的少之又少。因此，对这一领域进行挖掘、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对嘻哈文化的研究述评
　　 （一）嘻哈文化的产生
　　 嘻哈是指由黑人和拉丁裔青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东海岸开发的关于音乐、艺术、媒体、文化运动和社区运动。嘻哈音乐最初包括以下艺术元素：1.吟唱和旋转主义;2.说唱和主持的传递和抒情;3.霹雳舞和其他形式的嘻哈舞;4.涂鸦艺术和写作，以及将他们统一起来的知识体系。然而，在嘻哈的上述几种元素当中，只有说唱乐依靠发行唱片，涌现了大量的著名歌手，产生了远比其他几种要素大的社会影响力，演变成为嘻哈文化的代名词。而嘻哈文化中的其他几种元素，则成为说唱乐的陪衬元素。因此，下文笔者将以“天府事变”组合的嘻哈说唱作品为对象进行研究。
　　 （二）对现有研究动态的述评
　　 目前，国内关于嘻哈文化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大部分还停留在嘻哈文化的历史梳理、现状发展和浅层次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典型的青年亚文化，嘻哈文化风靡全球，尤其近年来，通过网络综艺节目，嘻哈文化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力量。由于嘻哈文化热度增加，学界对嘻哈文化的研究较往年也有所增加，但总的来说，学界对嘻哈文化的研究尚未有足够深入和完整的成果产生。笔者重点统计了中国期刊网（2002～2019年）中关于嘻哈文化的文献后发现。
　　 第一，国内最早关于嘻哈文化研究的期刊文章在2002年，是赵芳发表于《当代青年研究》的《从Hip-Hop运动看青年文化》，该论文主要是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市青年中流行的一种新的文化形式：Hip-Hop运动及其文化表现、文化定性、文化归因。
　　 第二，有关嘻哈文化的著作数量不多，如《20世纪后的草根艺术：嘻哈文化发展史》，学位论文也多为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较少。期刊论文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多，但存在研究问题相对单一，偏向于浅层次的文化研究等问题，这可能与中国嘻哈自身较弱的影响力有关。总之，国内对嘻哈文化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力度欠缺。
　　 二、风格的建构：中国化的自我表达
　　 本文以“天府事变”的嘻哈说唱作品为研究对象。“天府事变”成立于2015年10月1日，是成都的一个说唱组合，组合四人能独立完成包括作曲、编曲、填词、演唱再到混缩的全部过程。“天府事变”用说唱形式表達爱国主题，摒弃暴力与谩骂，关注社会话题，融入传统元素，用自己的方式传递正能量，成为说唱圈独特的存在。2017年获得第六届中国嘻哈颁奖典礼最具国际影响歌曲奖。
　　 “天府事变”被粉丝们称呼为“红歌代表”、为国发声。他们较少唱口水歌和情歌，大多作品都与中国、“正能量”有关。2016年年初，由他们创作的一首《红色力量》作为帝吧出征台湾Facebook的战歌，将中国的领土主权誓言，豪迈地带给了全世界。同年，天府音乐发布的歌曲《This is China》，试图打破西方媒体捏造的偏见，重塑对中国的印象。此歌及视频一经发布，引爆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受到了来自世界知名媒体的采访报道。
　　 其作品《No Thaad》告诉全世界“我们”关于萨德的态度以及理性爱国。这首歌曲既有嘻哈的戏谑感，表明对萨德的质疑和对韩国的不满：“Trynna avoid the sight of me and install a camera in my room？”，又立场鲜明：“Now I’m telling everybody all over the globe about THAAD，we say no no no”。批评国人“不理智爱国”行为的同时，表明我国和平发展的愿望。《Present Fascism 》揭开了日本右派者的伪面纱，“Ya Japs wanna re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ar，They say they own the Diaoyu Island”，并重申了钓鱼岛的主权：“So Diaoyu is ours，Know the truth”。《南海，南海》《厉害了我的国》等一系列嘻哈说唱作品旗帜鲜明地表达爱国主义精神，传递中国声音。
　　 三、从“抵抗”到“突围”
　　 在传统的亚文化里，青年亚文化具有非主流性、边缘性特征，就其本质而言，它反映的是永恒矛盾与张力关系，是“迷失一代”的身份焦虑。“对抗权威”是亚文化的最大特征。随着亚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为迎合市场与大众的需要，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性有所收敛，但并没有彻底摆脱亚文化特质。在后亚文化理论中，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更加多元，其抵抗性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消解”。马中红认为：“现代网络时代的青年亚文化已经脱去了‘正面冲突’的色彩，变得更加‘自我宣泄’和‘自我满足’”。 　　 （一）说唱的话语艺术和情绪宣泄
　　 嘻哈文化时刻强调“keep real”及“自我表达”（Self-presentation），说唱者试图用音乐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天府事变”说唱者抱着与世界交流、减少误解的目的，在歌中讲了不少中国的现状。在话语策略上，《This is china》不止于赞颂，歌词中表达了对中国的骄傲与感恩，如高铁、手机支付、青蒿素，但同时也提及了中国存在的污染、医疗安全等现实问题。
　　 “天府事变”的说唱摒弃了西方嘻哈说唱中暴力、谩骂等元素，融入中国地域色彩和中国风元素，重构说唱话语体系。《This is China》中融入中国琵琶名曲之一《十面埋伏》的前奏，戏曲经典唱词“报上名来”等传统元素，赋予其作品民族文化的内涵。《来成都，看成都》中“盖碗茶”“油碟”“捏面人儿”“点点头，来碗龙抄手”等融入成都地域色彩，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形成中国风说唱，展现了中国文化带来的自信。同时，融入地域色彩的嘻哈说唱也促使其参与者将自身想象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一部分。集聚起来的青年共同体实现在社会背景下的身份辨识，构成了一种对于社会世界的独特的介入模式。
　　 （二）身份认同与自我表达
　　 身份认同 （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起源于美国黑人街区的嘻哈文化，自诞生以来就伴随着团结一致的传统，自我身份和群体认同感在嘻哈文化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在“天府事变”嘻哈说唱作品中，“中国”和“国际事件”主题占多数，他们通过强有力的说唱，表达对“中国”及一些“国际事件”的看法，试图为世界呈现出中国的真实模样，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实现身份认同的渴望。针对台湾某艺人涉嫌“台独”事件，“天府事变”创作《红色力量》，立场鲜明地向反华势力和台独分子宣告“我们爱好和平，但我们不是鸽子”。针对DG辱华事件，说唱者用音乐进行回击，“Lets boycott disrespectful brands out of china foever”。
　　 “天府事变”在音乐文本中将西方视为“他者”，重新描述其特征，试图解构西方文化的话语优势。在《Cariema》中，说唱者“我”对抗恶势力——名为“Cariema”的“无比邪恶的九头蛇”“勾结虚妄的人，把枪口对准平民，来自无厌的贪婪蒙蔽和平”，在它的统治下，家园生灵涂炭，而我“绝地反击还击为我世界”。文本中的“Cariema”字母倒过来意为西方霸权国家。
　　 在“天府事变”组合的嘻哈说唱作品中，他们通过对“家乡”的强调，以及不断地反思，试图回答我是谁？我来自哪？无形中以实现对自我身份的不断确认，增强了身份认同感。在《DISCO中国》中“我出生在90年代的成都，经历了太多变化这一切都历历在目”，“我慢慢长大，新锦江处处美好风光”，记录“我”和成都一起成长。《This is our generation》中“战车万乘人杰百万，沃野千里所谓天府”，展现历史赋予成都的“天赋”。2016年，G20会议分会于7月下旬在成都举行，天府事变“为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来到这座城市，献上一首歌曲”，发布说唱《来成都，看成都》，“我出生在CD城，那里有一只大熊猫坐在竹椅上”，向世界诉说着成都，“你不妨看西部经济谁当仁不让，举办着双创于之你我是双向，看多少任梦想种在这芙蓉上”等，展现成都的风采。
　　 四、对嘻哈文化的反思
　　 本研究发现，“天府事变”的嘻哈说唱本身代表着一部分青年群体在时代、现实、自我之间的一种选择，不是激进的反抗，而是温和的“转身”。他们试图用说唱打破西方话语，为世界呈现出中国的真实模样，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客观评价中国，实现身份认同的渴望。
　　 同时，嘻哈亚文化模糊其边界与主流文化进行拼贴，在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的参与下，与主流文化产生互动，成为传递主流价值观的一种途径。在建国70周年中，“天府事变”和李谷一推出《我和我的祖国》新版本，在经典中加入说唱元素，“忆往昔，弱小的你，受人欺凌，衣衫褴褛”，“到如今，你的眼神依然带着那份坚韧，牵起你的手伸过头顶转个圈，今天的你如此光彩照人”，干净利落的嘻哈曲风加上振奋人心的说唱，使嘻哈亚文化以说唱的形式融入主流文化。
　　 “天府事变”嘻哈说唱促使它的参与者将自身想象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一部分，集聚起来的青年共同体富有认同意识，构成了一种对于社会世界独特的介入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只是對作为青年亚文化的嘻哈说唱进行了初步描述，这一青年亚文化形式有待进一步研究，以便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青年亚文化在传播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采取何种话语策略来进行最为有效的传播。
　　 参考文献：
　　 [1] Afrika liambaataa of the Zulu Nation introduced knowledge as the fifth element of hip-hop， though some argue that it is beat boxing （vocal percussion）. For further discussion， see Emmett G. Price* Hip Hop Culture （Santa Barbara， Calif.： ABC-CLIO， 2006）.
　　 [2] 赵芳.从Hip-Hop运动看青年文化[J].青年研究，2002（12）：15-20.
　　 [3] 马中红.青年亚文化：文化关系网中的一条鱼[J].青年探索，2016（1）.
　　 [4] 高春常.文化的断裂美国黑人问题与南方重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编.美国黑人生活[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6] 李若瑾.Freestyle背后嘻哈文化的商业突围——浅析《中国有嘻哈》的商业模式[J].大众文艺，2017（21）：177-178.
　　 [7] 陈敏.当代青年话语权势的后现代文化特征[J].中华文化论坛，2014（12）：120-125+192.
　　 [8] 李会转.嘻哈文化特质探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3，8（1）：68-69.
　　 [9] 王嘉军.《中国有嘻哈》与嘻哈的文化政治[J].文艺研究，2018（6）：113-123.
　　 [10] （英）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著.孟登迎，胡疆铎，王蕙译.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11] （美）迪克·赫伯迪格著.胡疆铎，陆道夫译.亚文化：风格的意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2] （法）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3] 陶东风，胡疆锋.亚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杨楚珺]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7/view-1512723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