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支持政策该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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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普蓂喆 郑风田
摘要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粮食支持政策是粮食安全国家战略的核心抓手。过去以托市收储为主要特征的粮食支持政策曾经有效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和粮食供应能力，但国内市场矛盾累积和多边贸易争端加剧将托市收储推到改革关口。在改革窗口期，跳出国内研究以经验判断、逻辑推演的传统，采用国际农业政策分析中普遍使用的量化评估方法，精确考察和预测粮食支持手段的政策效应，具有迫切必要性、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借鉴Wright&William经典商品储备模型（CommodityStorageModel）分析框架，构建一个考虑社会福利动态最优的小麦市场模型，对调低托市价格/取消托市、实行生产者补贴、“托市+生产者补贴”双层政策和补贴私人储备四种改革措施进行了数值优化和模拟分析，从市场稳定、农民保护、粮食安全、财政成本和黄箱限制五维评价指标，详细刻画不同改革措施的改革效果和政策空间后发现：①取消托市、降低托市价格和补贴生产者均会不同程度冲击市场稳定、农民收益和粮食安全。②“托市+生产者补贴”能够以黄箱限制内的成本达到可观的增产增收效果，私人储备补贴高效率与低效果并存。③托市政策具有优良的稳市效果，双层政策则在产量、收入支撑上效果突出。这意味着不应贸然取消托市，改革取向也不应囿于非此即彼式的政策抉择，而应建立多层次粮食支持体系，收缩托市范围并将其后置，增加生产者补贴力度，适度引入私人民间收储以强化效果、降低成本、培育市场，从而在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削弱的前提下，進一步释放市场活力、降低多边贸易争端风险。
关键词托市收储;WTO黄箱;商品储备模型;数值模拟;量化政策评估
衣食足，仓廪实，天下安[1]。粮食永远是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庞大、农业资源约束偏紧、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而言，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2]。粮食支持政策是粮食安全国家战略的核心抓手，2004年以来中国形成了以托市收储为主要特征的粮食支持政策。托市曾经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保障能力，却在2013年以后给国内粮食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政府希望采取“稳框架、增弹性”的渐进式改革，但国际多边贸易争端已直接动摇托市根本。2019年2月28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发布美诉中主粮国内支持的专家组报告，对中国做出不利裁决，6月12日中国接受裁决并承诺2020年3月31日前按要求完成整改。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以托市收储为特征的粮食支持政策走到必须要改的紧要关头。目前国内对托市收储改革方向的争议较大[3]。学术研究仍以定性分析或一般实证分析为主，这些研究难以将政策效应从纷繁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抽离出来，也尚未形成未来改革策略的预判研究。相比之下，国外研究从WaughOiMassell分析框架起步，经过一系列反思和修正，逐渐形成了以商品储备模型（CommodityStorageModel）为基础、动态规划为思路的量化政策分析方法[4]，广泛应用于粮食市场政策分析和评价，值得国内研究借鉴。
基于此，借鉴Wright&William经典商品储备模型的基本框架和研究经验，根据国内外改革经验提出多个改革方案并进行多维评估。先对单个改革方案分析不同调整程度下的可能后果和进一步的调整空间，然后横向比较多类改革方案并分析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差异，最后根据我国改革需求提出未来改革取向。通过这一研究，试图将国内大宗农产品政策分析与国际分析方法对接，拓展国内粮食政策研究方法，也期望为当前托市改革提供精确的量化研究支撑和政策参考。
1文献回顾
托市收储出台后，曾有效保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扭转了1999年以来粮食产量连续下降的走势。随后持续托市刺激产量连年增长，库存规模高企[5-6];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收储调控空间遭“天花板”“地板”双重胁迫，农民种粮积极性降低[7-8];粮食市场高度政策化[2]，市场风险加剧;国内外粮价倒挂加剧[9]，我国农业支持力度不断逼近WTO黄箱上限，贸易制裁风险增加[10]。从托市的“同胞”政策——临时收储——改革的经验来看，两次改革走入了两个极端。棉花目标价格政策仍然“大包大揽”，并带来新的风险和财政成本[11]。玉米“市场化收购+补贴”政策尽管有助于恢复市场机制，但农民完全暴露在市场风险下，种粮积极性遭到打击，局部地区出现大户跑路、小户撂荒现象。在口粮应用场景下，过去两次改革经验不仅难以缓解多边贸易争议，而且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粮食安全风险。
国内关于改革方向的提议多囿于目标价格、取消托市等现有改革经验，也多陷入“非此即彼”式的政策抉择，缺乏对新改革方案的探索，也缺乏政策间协调配合的融通思考。关于改革以后可能带来的影响评估方面，国内研究主要基于经验判断和逻辑推演。对可能的政策效果和改革风险仅给出一个笼统的主观判断，难以将政策效应从纷繁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抽离出来，判断结果不够精确和量化[4]。部分学者采用简单的供求曲线分析福利变化，这样的分析方法不仅在更为贴合实际的动态背景下不成立[4，12]，而且无法直观刻画价格、种粮收益、财政成本、粮食安全等政策指标，缺乏实际指导意义。个别学者采用PEATSim等模型做了探索[13]，但主要探讨最低收购价内部调整，忽略了被取消或者被其他政策取代的可能性。
国外有关农业政策改革的研究大多基于量化政策分析（QuantitativePolicyAnalysis）方法，并迅速发展到基于社会福利最优化思想的动态规划方法。相比CGE、PEATSim等基于庞大模型体系的分析方法，以动态规划方法为基础的量化政策分析方法的模型设定更为灵活，更为聚焦地刻画大宗农产品市场的动态静态特征、短期长期演化规律，且形成了若干成熟的模型分析体系。其中，Wright&William的商品储备模型（CommodityStorageModel）普遍用于预判各类农业支持政策的政策效应[14-15]，包括缓冲储备（BufferStocks）、托市价格政策（PriceFloor）、价格上限（PriceCeiling）、价格带政策（PriceBand）、私人储备补贴等等[16-2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Deaton也用Wright&William的商品储备模型捕捉农产品价格走势和市场参与主体行为的特点[24-25]。商品储备模型对市场的刻画并不是根据竞争性均衡理论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理解问题背后潜在的随机动态规划问题建立起来的[26]。动态规划的目标是实现社会总福利的跨期最优，此时各市场参与主体行为方式最优，政策带来的社会福利最大。Glauberetal.[17]、MirandaandHelmberger[27]注意到，经济学含义上的社会总福利最优并不意味着政策上是合意的，所以利用商品储备模型进行分析时，更关注模型模拟结果中价格、产量、收入等能直接反映政策效应的变量。 国外这类研究多以发达国家为分析对象，对发展中国家的分析也多基于一个假想样本，研究结果显然无法为我国直接应用。但这一研究方法和政策分析思路能够给我国粮食支持政策改革研究提供一定思路。借鉴商品储备模型量化评估的分析思路，不仅有利于推动国内粮食政策研究进一步深化、与国际研究接轨，而且能够回应政策改革的当务之急，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2模型构建、改革取向与评估方案
相比以往国外研究，该研究采用了有供给反应的模型设定，增加新的改革措施修正模型，构建多维评价框架，并应用于我国口粮情境。相比国内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克服国内研究以主观判断为主、难以抽离粮食政策的单独效应等不足，在跨期社会福利最优模型的框架下精确计量改革措施的政策效应，并采用对比“实验”的方式进行比较。第二，综合考虑价格、农民收入和产量等关键指标的绝对水平和波动程度，而国内研究仅关注绝对水平。第三，充分考虑储备在我国粮食市场中的作用，尤其是政府储备和私人储备互动，这是我国粮食政策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但国内研究几乎没有涉及。第四，在WTO黄箱限制背景下分析改革方案的补贴空间。
2.1口粮市场基准模型
我国政府对口粮自给率的要求极高，且有严格进口配额限制，国际市场冲击较小[28]，可简化为封闭市场。市场包含消费者、生产者和储备者三大主体。首先考虑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假设在第t期，整个市场需求量为Qt，Qt是当前价格Pt的减函数，见式（1）。
2.2改革策略及模型调整
选定四类改革措施，相应调整基础模型及背后对应的随机动态规划问题。
2.2.1策略1：下调托市价格或者取消托市
降低托市价格是各国价格支持政策的普遍趋势，很多国家设置托市水平仅考虑“保成本”而非“保收益”。我国托市“稳框架、增弹性”的第一个改革措施就是调低托市价格。2018年我国小麦托市价格下降0.03元/500g（降幅约2.5%），粳稻托市价格下降0.2元/500g（降幅约13.3%）。可设置不同的下调幅度，分析其政策效应。托市收购中关键的设定是托市价格（FloorPrice），表示为Pf。粮食市场中有两个储备主体，除了私人储备Sp之外，政府建立公共储备Sg确保托市收购顺利进行。托市政策下，市场价格不会低于托市价格Pf，进而会影响模型中的价格预期形式。所以求解模型最优解得到的私人储备准则变为[17]：托市价格下的市场需求量为Qf，政府储备数量可以根据总消费、私人储备之间的关系推算得到：
在有政府调控政策的情况下，在t期期初的社会总供给量由当期产量、私人和政府储备三部分组成，市场出清条件变为式（11）。
2.2.2策略2：补贴生产者
生产者补贴有多种形式，可按面积或按产量。中国政府在玉米上实行的补贴相当于面积补贴，对棉花和大豆上试点的目标价格政策相当于产量补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水稻生产者补贴，可考虑分析生产者补贴在口粮上的适用性。为了便于与托市政策比较，模型设置采取按产量补贴的形式。根据上一部分的托市价格水平设定补贴标准，补贴额度为托市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假定补贴以后农民每一单位产出获得的价格为Pd，补贴额度是Pd-Pt。所以在第t期，对每单位产量的补贴数量可以表示为：
2.2.3策略3：托市+生产者补贴
不同政策组合或许可将各个政策的優势也组合起来，多个政策组合使用是主要国家农业支持政策的主要经验。在这种思路指导下，增加“托市+生产者补贴”双层政策的设置。当价格刚开始下跌时可先启动生产者补贴政策，下跌幅度特别大时再启动托市。为了便于比较，生产者补贴沿用产量补贴的形式。此时模型设置相当于整合了以上两个政策。注意到，托市收购和生产者补贴会影响农民接收到的价格，两者同时影响生产者预期价格形成。生产者补贴与储备者没有关系，只有托市会通过影响市场价格来影响储备者价格预期形成。
2.2.4策略4：补贴私人储备
2.3模型求解与模拟策略
政策效应分析采用“对比实验”的分析思路。第一，对基准模型进行参数赋值和模型校准;第二，求解各模型中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各行为主体的最优行动方案;第三，以最优行动方案外推未来市场走向、模拟未来市场表现;最后，采用实验中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分析方式，比较不同政策下的模拟结果。
2.3.1参数赋值与模型校准
为了避免粮食品种间替代降低分析准确性，按照以往研究惯例[20，30]，只研究一个品种，以小麦为建模对象。小麦是中国两大口粮之一，自给率高，常年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粮食总量的25%和22%左右，几乎每一次粮食价格改革都会涉及到小麦[29]。其耕作制度较为简单，便于定量分析其生产行为。
模型中最关键的参数是供给和需求弹性。以往有关供给和需求弹性的研究很少单独研究小麦的供给和需求弹性，仅有的几个研究在估计方法上有一定问题，因此，选择自行估计（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估计得到小麦短期供给弹性约为0.3，需求价格弹性为-0.128。借鉴Bigman[19]的做法，把没有储备下的自由市场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均设置为100。其他指标借鉴以往研究经验[17，23-25，30]，结合我国现实情况相应折算。赋值后运行基础模型、调整、校准部分参数后得到的参数见表1。需要注意几点：第一，小麦弹性估计基于面积数据，为了能使初始均衡产量维持在100，把单产标准化为1，假设天气等随机扰动的影响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0.1的正态分布;第二，根据2017年全年Wind数据库中小麦收购价格数据求得2017年小麦平均收购价为2498.85元/t，大约相当于1.25元/500g，同年小麦的最低收购价为1.18元/500g，大约比市场均价低5.6%，根据这个比例设定托市价格。
2.3.2模型优化及数值求解 文中5个模型分别对应5个随机动态优化问题。随机动态优化问题的求解思路是Bellman最优化定律，求解得到的St（At）和Ht（At）是最优的储备准则（StorageRule）和生产准则（ProductionRule）。但是商品储备模型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得到解析解，只能采用数值算法通过递归方法实现[17]。参照Wright&William的多项式近似法求出模型的数值解，采用MatlabR14a软件分别求解5个模型的最优储备准则和生产准则。
2.3.3数值模拟及效应评估
基于各模型的最优行为准则，可进一步用数值模拟方法模拟未来市场。对每一种改革措施，采用MonteCarlo方法模拟运行30a、1000个模拟序列，得到30000个市场状态，然后分析政策效应。设定2类共5个维度的指标：第一，市场稳定程度，用市场价格水平、价格变异系数衡量[19，30];第二，农民保护程度，用农户大门价格及其变异系数、种粮收益及其变异系数衡量;第三，粮食安全程度，分别采用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系数衡量，借鉴Bigman的研究[19]，将粮食安全系数定义为市场总供应量不低于自由市场均衡情况下市场总供应量95%的概率;第四，财政成本，政府储备规模衡量政府的实物成本，财政支出衡量货币成本;第五，WTO黄箱限制，用政策财政成本与当年总产值之比表示。前三个指标为收储政策三大目标，后两个指标衡量制度调整空间。
3改革方案的政策效应评估
基准组为2017年的托市水平，此时长期均衡价格和产量均高于初始值，说明托市确实起到价格支持和刺激生产的作用。市场价格变异系数为0.31，农民收入变异系数为0.25，托市显著提高了种粮收益的稳定性。粮食安全系数在95%，满足谷物基本自给的要求。政府储备规模是私人的3.7倍，此时政府支持总量与产值之比高达34.1%，远超WTO规定的8.5%（见表2）。
3.1策略1：调低托市价格/取消托市
托市价格逐级下调，结果整理为表2。下调托市价格虽然有助于缓解制度约束、释放调控空间，但三大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明显下降，对农民收益影响较大。以托市价格下调15%为例（见第5列），这一程度相当于托市价格降低为1.00元/500g，是以往调研中农民普遍反映打算放弃种植的临界价格。此时政府与私人储备之比下降到0.31，财政成本大幅下降84.25%，补贴总量与产值之比下降到5.6%，在WTO黄箱范围内。但市场价格降低3.43%，价格波动系数增加12.90%。农民收益水平降低4.17%，收益波动系数增加8%。产量减少0.20%，粮食安全系数下降为89%。从三大政策目标实现程度上来看，产量受托市价格降低影响相对较小、具有一定粘性，市场波动显著增加、市场价格降低。托市能有效化解一部分波动向农户收益传导，但加剧了价格下跌对农民收益的负向影响。
取消托市完全释放了制度空间，但也将市场置于大幅波动和减产的风险下（见第7列）。取消托市后市场波动系数增加35.48%，农民不仅要承受收益下降3.81%的损失，还要承受收益波动增加24.00%的风险。受价格下跌和波动的影响，产量下降0.60%，粮食安全系数下降到71%。在现实情况中，取消托市带来的市场预期可能会加剧减产和波动效应。玉米取消临储以后，个别地区的市场价格减半，农民退租弃耕情况时有发生，口粮领域如果发生类似情况，将严重打击农民种粮积极性。过去1999—2003年粮食连续减产的教训也说明，农民种植积极性一旦受损，恢复起来的成本将非常高昂。
3.2策略2：补贴生产者
如果以生产者补贴取代托市，政策效果会如何？如果补贴力度與2017年托市水平相当，能够确保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稳中有增，显著节约财政，但补贴额度仍远高于黄箱限制（见表3第2列）。农户价格下降2.72%，但产量在补贴刺激下增长3.40%，综合来看农民收入增加0.47%，农民收益波动变化不大。财政成本比托市降低32.89%，政府负担能得到有效缓解。生产者补贴不直接干预价格，但其间接影响不可忽视。由于产量持续增长，市场价格降幅达25.05%，市场波动程度也增加58.06%。较低的市场价格与农民收入间的差额完全由财政负担，政府补贴与总产值之比仍高达29.5%，远高于WTO黄箱上限，贸易争端风险较大。生产者补贴实现了“价储”分离，直接影响价格形成的因素被剥离。然而政策的生产引导作用依然很强，结果导致生产过剩、价格下降，反过来又需要政府强势补贴介入。所以，直接用生产者补贴替代并未实现真正的市场化。
相较托市，尽管生产者补贴对产量有持续有效刺激，但一旦补贴力度下降，农民收益将迅速恶化。较低的补贴仍会刺激产量增加，但由于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导致价格降幅较大，增加的产量难以抵消价格降低对收入带来的负向影响。从表3可见，补贴力度下调3%以上时，农民收入不再增加、转而下降。和支持力度相同的托市相比，农民在生产者补贴下的损失反而更多。除此之外，伴随着市场价格放开，市场波动在增加，粮食供应的稳定程度也在下降。这表明，如果希望通过较低的生产者补贴来替代托市政策，将同时威胁市场稳定、农民收入和粮食安全。
3.3策略3：托市+生产者补贴
“托市+生产者补贴”双层政策中，将生产者补贴标准设置得比托市价格高，两者均参照2017年小麦托市价格调整，模拟结果整理如表4。双层政策有突出的成本节约特征，能有效规避WTO黄箱限制，与此同时还能维持较高的增产增收效果。表4中第2～5列的支持力度与表2第2列、表3第3列的支持力度相同，但财政成本节约达到76.49%～82.28%，而且补贴量与产值的比例在5.0%～7.6%之间，均在WTO黄箱限制范围内。更为可喜的是，双层政策能够给予农民充分的种粮积极性。第2～5列中农民接收到的实际价格、种粮收益、长期均衡产量高于2017年托市水平。
双层政策对市场价格的直接干预减少，市场波动变得更加明显，增加了农民收益波动和粮食供应波动的风险。双层政策取代托市后，市场价格波动系数平均增加约100%，农民收益波动平均增加74%，粮食安全系数降低13～18个百分点。波动促进私人储备恢复、政府储备减少，促进政府收储与私人收储良性互动。可以看到，双层政策形成了市场高价格与高波动并存、农民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粮食高供应量与高波动并存的局面。 3.4策略4：补贴私人储备
国外普遍采用的私人储备补贴政策确实能够大幅节约成本，但在中国小麦市场情境下会带来较大的粮食安全风险。私人储备补贴的财政成本节约能达到95.74%以上，补贴量与产值之比也在2%以下，给黄箱政策留下较大的调整空间（见表5）。但该政策会降低长期均衡产量，而且随着补贴力度增加、粮食产量降幅增大。原因主要是支持政策完全从生产中撤出，农民预期得到的种植收益减少，加上生产收益波动更增加，生产者激励价格下降，种植面积相应减少。由于市场波动增加，粮食供应的不稳定性增强，粮食安全程度下降。
农民保护效应只有在较高补贴力度下才能实现。只补贴私人储备成本的20%时，市场均衡价格反而会下降，此时私人部门没有足够激励存粮。当补贴比例达到40%及以上时，私人部门才积极入市，减少市场流通量，拉动价格提高。但价格提高幅度仍难以抵消产量下降的负面影响，农户收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均比2017年托市水平要低。只有在补贴达到100%时，私人储备部门拉动价格上涨的幅度才使农民收益增加0.43%。但私人储备以逐利为目标，现实中其购销行为有一定不可控性，“囤积居奇”等情况会加剧政府调控难度，并增加市场波动和粮食不安全风险。
4改革方案的比较优势分析
单独分析调整政策的效果之后，可借鉴Glauberetal[20]的分析思路比较四类政策的市场稳定、农民保护和粮食安全效果。财政成本和黄箱限制的分析结果非常相似，见图1～图5（受篇幅限制，此处仅展示黄箱限制的结果图，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4.1市场稳定、财政成本与黄箱限制
给定财政成本后，托市收购政策的市场稳定效果最好，“托市+生产者补贴”双层政策最差，总体来看是托市>私人储备补贴>生产者补贴>双层政策。从变化趋势上来看，托市收购政策、私人储备补贴的市场稳定效果伴随财政支出增加而变好，私人储备补贴效果有限，生产者补贴则加剧波动。WTO黄箱限制不影响四类政策在稳市效果上的排序，仅有托市、生产者补贴和部分双层政策会超出黄箱上限（见图1）。但是价格波动不是越小越好。过小（例如目前的托市收购政策）会影响市场信号传递，扭曲市场行为，使得市场丧失活力，变成“一潭死水”。适度放宽价格波动的容忍阈值，是托市收储政策需要调整的重要部分。
4.2农民保护、财政成本与黄箱限制
从农民收益水平上来看，双层政策的支持作用最大，其次是私人储备补贴政策，托市和生产者补贴的作用有交叉。随着财政成本的提高，四类政策的收益支持力度穩步增加。但观察到，私人储备、托市和生产者补贴政策的支持力度集中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双层政策处于较高水平。托市和生产者补贴的效果有交叉，在财政成本有限的情况下，托市价格的农民收益支持作用更大。考虑WTO黄箱限制下，四类政策的排序比较清晰，双层政策>私人储备补贴>托市>生产者补贴（见图2）。
从收益稳定程度上来看，双层政策的稳定效果最差，托市和生产者补贴能够达到相对较好的收益稳定效果。托市和生产者补贴的效果有交叉，在限制了WTO黄箱限制以后，四类政策的排序为托市>私人储备补贴>生产者补贴>双层政策（见图3）。从走向上来看，随着财政支出的增加，托市、生产者补贴和私人储备补贴的稳定效果在变好。如果考虑财政支出的边际效果，私人储备补贴的稳定效果最好，但其作用范围仍然非常有限，无法达到变异系数降低到0.25以下这样的政策目标。
4.3粮食安全、财政成本与黄箱限制
从确保粮食产量上来看，双层政策的产量支持效果最大，私人储备补贴的支持效果最小。双层政策和私人储备补贴的横坐标范围更靠近原点，说明这两个政策能够以较低的财政成本实现粮食稳产的目标。考虑WTO黄箱限制，在8.5%的限制水平上，双层政策下的均衡产量最大，增产效果最好;私人储备补贴的黄箱空间最大，但增产效果最差（见图4）。从粮食安全系数上来看，托市最突出，其次是生产者补贴政策。四类政策的排序分别为托市>生产者补贴>双层政策>私人储备补贴，而且这一排序在考虑了WTO黄箱上限的情况下仍然成立（见图5）。所有政策随着财政支出增加，粮食安全系数越大。但只有托市和生产者补贴能够达到粮食安全系数达到在90%以上的要求。双层政策的粮食安全系数在80%上下波动，私人储备政策的边际效果大，但效果的绝对量却远低于其他三类政策。
5总结与讨论
在托市收储政策改革迫在眉睫的背景下，基于商品储备模型与动态福利最大化的设定，构建小麦市场随机动态规划模型，从市场稳定、农民保护、粮食安全、财政成本和黄箱限制五维评价指标出发，对四种改革措施可能带来的市场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与政策评估。研究发现：①直接取消托市会导致口粮市场大幅波动、产量显著减少，政府稳定粮食安全的压力显著增加。调低托市价格将降低三大目标实现程度，对农民收益的冲击明显。直接用生产者补贴取代托市仍然超出黄箱上限，如果试图通过降低补贴标准减少黄箱约束，将导致三大政策目标的风险同时出现。②双层政策能够以黄箱限制内的成本维持可观的增产增收效果，副作用是增大了市场波动。私人储备尽管能带来较大的制度调整空间，但存在粮食安全风险、私人收储难以监管等不确定因素。③横向比较四类改革措施后发现，如果考察对产量、收入等绝对量的支撑力度，双层政策的效率最高;如果衡量这些指标的波动程度，则托市政策的效率比较高。④相比之下，生产者补贴的效率比较平庸，私人储备补贴的效率较高，但政策目标实现程度逊于其他政策。
上述结论蕴含的政策含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目前关于托市改革措施的争论容易走极端，分析结果表明改革走极端的后果可能不堪设想。相比之下，建立多层次粮食支持体系对当前中国更为适用。②主要的政策体系可采用“托市+生产者补贴”模式，生产者补贴用于应对一般损失，托市作为政策铺底真正发挥兜底作用。双层政策下市场价格扭曲很小，有助于市场价格机制恢复，促使市场主体感受价格信号、提高其市场经营能力。③私人储备政策尽管效果有限，但政策实现效率较高。可以在主要政策体系之外，适当引入私人收储补贴，不仅有助于培育市场风险应对能力、缓解未来农民卖粮难问题，而且利于分担政府调控压力，促进粮食市场健康发展。 应当看到，该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不同粮食品种存在相互的替代或者互补关系，除了自然风险以外，市场风险的影响对粮食市场的影响也比较大。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进一步考虑粮食品种的替代对政策效应的影响，纳入市场风险分析体系，继续拓展经典商品储备模型的基础理论和应用范围，以便更加全面、精确地刻画中国粮食市场，从而更好地开展粮食政策量化评估。
致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业与资源经济系BrianD.Wright教授给予该文指导，第十九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与会专家对该文提出宝贵建议，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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