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自然英旨”与苏轼“文理自然”观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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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钟嵘的“自然英旨”与苏轼“文理自然”的自然文论观，反映了古代文论中自然观的发展流变。从创作上看，内容均追求真情真感，但钟嵘更强调个性抒发，苏轼强调对客观世界“道”的把握;形式上二者均认为应打破拘束，钟嵘批评过度用典、重声律，苏轼则认为应追随物之应然。审美上看，钟嵘“英旨”重藻采，反映了南朝审美特色，苏轼“平淡”取淡泊，体现佛道思想的影响，而二者在对“美”的内在追求上又是相联系的。
关键词：钟嵘 苏轼 自然观 自然英旨 文理自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0-0103-02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了“自然英旨”，重视个人感情抒发、辞采华美;宋代苏轼则在《答谢民师书》中提出“文理自然”的文论，认为文章是应然之道的表现，并将审美原则推进为“绚烂之极的平淡”。二者自然观有很多可比性，从钟嵘到苏轼自然观的变化，体现了魏晋至宋的文化文学演变。魏晋政治动荡，激发了强烈的个人意识，在文论中体现为对个人情感的重视;魏晋南北朝玄学兴起，佛道发展，“枯淡”“空寂”作为正面特点进入审美中;而唐代诗歌高度繁荣，宋代谋求诗词进一步发展，新的论说应运而生。
一、创作层面的异同
从相同点来说，二者均追求性情之真，不见雕琢。诗歌内容应来自人的真情实感，是发自内心的。从形式上看，二者均认为应不见雕琢。
《诗品》序中提出了“直寻”的审美标准，“观古今胜语，非多补假，皆由直寻”，要求诗人直接地、敏锐地感受外物之美，并且直接地、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他反对无病呻吟的诗风，“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反对文辞堆砌。钟嵘“真美”说对形式提出了要求，“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对声律限制诗文提出批评。钟嵘还批评过度用典，“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认为如《古诗十九首》抒发性情之诗，均描写目击身历景象，根本不需用典。这与刘宋以来清新明丽的山水诗、描写自然风物的诗大量出现有关。
苏轼写诗主张直抒胸臆，无所顾忌。苏轼曾言：“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思堂记》）“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歌咏”，同样强调了诗歌源自“触于中”的感觉。苏轼有“好诗冲口谁能择，俗子疑人未遣闻”，情有所感，便脱口而出，不需虚伪矫饰，因好诗是不能“择”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也体现了对诗文自然流畅的重视，要让情感有自然而然的表达。“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同样说明文章是才性自然流淌，是“随物赋形”结果。
从不同方面看，二者文论动静相异，并能体现物我之辩。
钟嵘是主“动”一派的代表。追求“个人情感强烈抒发”，其所崇尚的“自然”，是指提倡吟咏真实情性。《诗品》序开篇即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歌是诗人情感激动的产物。自然景物或社会生活激荡诗人的心灵，刺激诗人写作。如钟嵘评《古诗十九首》“意悲而远，惊心动魄”，诗的创作当如此，突出情感与文字結合的“惊心”效果。这与六朝突出“个人性”的思想潮流是有关的。
苏轼虽也赞同韩愈所主张的“不平而鸣”，诗歌出于“情炎于中”，但他的创作心态又受佛道思想影响，具有静的一面。“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苏轼拈禅家“空”“静”二字而加以运用，“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即是以有距离的冷静心态去观照对象，透过表象洞察其内在意义;“空”则是荡涤杂念，以纯净之我展现宇宙之道。
二者虽均主张“不见雕琢”的创作观，但诗歌形式的标准上仍然有别。
钟嵘要求抛开典故声律，但并非对创作全无要求。他认为诗歌仍应能做到“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在文章文采之外，仍然有“风力”“骨气”的要求，有艺术手法要求。苏轼则更强调文不是诗人意志的体现，而是“道”的意志的呈现。这背后是承自庄的“物我合一”的观点，即人是可感知天地万物的，因此可以把握这层“道”的应然。“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诗人创作时不受个人限制，而是受“物”的限制。苏轼没有对诗歌形式提出具体要求，认为形式应是随物、随道而变的。也即“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魏晋时期重视作者个人性因素，钟嵘着眼于诗歌对个人的审美愉悦作用，在佛道文化下进一步演变。苏轼将文归于“自然”，是天地造化的产物，体现了作者观念立场的变化。
二、审美层面的异同
钟嵘的“自然英旨”，“英”即花，“旨”即美味，“英旨”喻美好之意。其中不仅强调了个人情感的真实真挚，而且对文采提出了较高要求，这与南朝人普遍的审美观点相关。苏轼“文理自然”则不仅认为文章内容形式应自然，文章整体风格意蕴还应达到一种“平淡”的效果。二者的审美层面差异较显著。
关于诗歌的审美标准，钟嵘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诗品》序）。好诗必须以风力为基础，再加以文辞润饰，那样的诗是最合乎理想的。这种重视藻采的特点与时代相关。从他对曹植、陶渊明与曹操的评价中，也可见其审美态度。曹植之诗，位列上品因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而曹操、陶渊明之诗后世评价很高，钟嵘只将其列为下品、中品，这与两位诗人诗歌的质朴有关，钟嵘时期对诗歌“质朴之美”并不是很重视。
苏轼的“文理自然”的“文”，指的是艺术形式，“理”指的是思想内容，“自然”即本来的样子。事物本来如何就写成如何，而不要人为地去改变它。审美上鲜明地体现了道家“法天贵真”的思想，同时追求一种“枯淡”的境界。其对韦、柳诗的有关评论中便阐发了这一观点，“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书<黄子思诗集>后》），苏对陶渊明诗评价应是很高的。
钟嵘与苏轼的审美境界还可从“滋味”“韵味”层面对比。钟嵘认为诗的极致应做到有“滋味”，“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以深厚的感情引起读者的激动、联想和咀嚼回味。而苏轼则有“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送参寥师》）。“梅止于酸，盐止于咸……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书<黄子思诗集>后》）。这是与司空图的“韵味说”相承的，追求“言外之言”“味外之味”，也即是苏轼所谓平淡中的“至味”。
三、结语
总之，“自然英旨”“文理自然”对诗歌审美提出了不同的标准。一求“英旨”，一求“平淡”，对诗歌文辞提出了近乎截然相反的观点，但其内在仍然是相联系的。苏轼所认为的“平淡”是“凡文字，少小即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与二郎侄》），是绚烂之极的结果，其中包含着“灿烂”的内涵，有“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韩柳集》）的要求。二者内在其实是相通相连的，反映了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对“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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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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