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与徐陵《玉台新咏》关注诗人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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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钟嵘《诗品》与徐陵《玉台新咏》都是齐梁时期的著作，通过对二者所关注诗人加以比较可知钟嵘和徐陵的诗学观念的异同。从关注诗人的朝代来说，《诗品》更关注汉魏，《玉台新咏》更钟情于齐梁，前者“尊古”，后者“尚今”，但都对晋宋青睐不已。从个体诗人来说，两者青睐点相去甚远，但对陆机、曹植、古诗，都大加衷爱，可二者对其的审美出发点又是异中有同。
　　 关键词：《诗品》;《玉台新咏》;诗人;比较研究
　　 钟嵘《诗品》，中国第一部诗歌专论著作，所论对象为五言诗歌，撰于梁武帝统治时期（513前后），是谓论战著作，对当时诗坛竞用新事偏典，过分讲究声律等问题加以批评。徐陵《玉台新咏》，梁时所编（534前后），梁以前诗歌的选集，一部“宫体诗”发展史。两部作品成书时间相差不远，虽一是诗歌专论一是诗歌选集，但仔细加以比较，二者关注诗人异同之处颇值得探究。
　　 一《诗品》与《玉台新咏》所选诗人之朝代对比分析
　　 《诗品》虽早于《玉台新咏》几十年，但两者所关注对象皆为梁以前的诗歌。把《诗品》上品、中品诗人与《玉台新咏》所选诗人，按朝代来作一个划分，制成表格，如下：
　　 我们首先把上述朝代划分为三个时间段：汉魏、晋宋、齐梁。这样划分一方面便于分析论述;另一方面从文学发展的时代规律来说，这样的划分确实具有说服力：汉魏是古诗繁荣时期，崇尚朴质，齐梁是新诗崛起时期，崇尚文采，而晋宋恰又是两种诗风的过渡。
　　 首先看齐梁时期。钟嵘虽身处齐梁时期，但齐梁时期的诗人无一家进入上品，中品所选齐梁诗人也只6家，占中、上品诗人总数只有11.8%。钟嵘虽言：“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但不免客套话之嫌。齐梁时期的文学，士族化、宫廷化倾向明显，大多诗人的创作沉溺于个人感情的玩味，迷醉于形式的精雕细琢，宫体诗流行。对时下流行，统治阶层又偏爱的文坛风气、文学风格，钟嵘站出来明确反对：“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 、“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反对过分用典、用事、用律。与之相反，钟嵘更为强调诗歌的自然之美，“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认为诗歌应该直接由心而生。钟嵘对于当时整个文坛风气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标新立异者。
　　 《玉台新咏》恰与《诗品》相反，所选齐梁时期诗人多达61家，占所选诗人总数55.0%，所选齐梁时期诗歌437篇，占所选诗歌总数69.8%，单单就梁代一朝就选了诗人54家，诗歌406首。徐陵是站在时代的文学大潮中踏浪而行，积极参与当下的文学思潮新变，正如其序所云：“撰录艳歌，凡为十卷”。多是辞藻艳丽，悲美幽怨的作品。正如罗根泽先生解释道：“此书的编辑，不帷显示了徐陵的文学观，而且显示了当时的文学观，因为伟大的总集的编辑，每是时代的结晶，况且《玉台新咏》所收入又大半是魏晋以及齐梁的作品，则香艳文学的创作.是当时的普遇现象了。”③
　　 由此可见二人虽同处一代，但对其当下的文坛态度却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大概有如下数端：其一，新的文学审美趋向的认同需要一定的时间，钟嵘之时，新的审美趋向还并为在文坛上占绝对的主流。而文学经过短暂的发展，齐梁新的审美趋向迅速占领了文坛，故稍后的徐陵对齐梁的尊崇就不难理解。其二，钟嵘《诗品》是一本真正独立的作品，完全代表了钟嵘个人的审美趣味。而徐陵编《玉台新咏》之时，其身份是“馆阁文人”。关于徐陵编书背景，不少文献均有记载，刘肃《大唐新语》曰：“梁简文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为《玉台集》以大其体。”④可见徐陵编撰《玉台新咏》是奉命所为，推崇齐梁诗风就可想而知了。钟嵘一定程度上是“薄今”的，而徐陵恰是“尊今”。
　　 再看晋宋时期。对于晋宋诗人，钟嵘是很有好感的，上品选有5人，中品选有28人，共33人，占上、中品诗人总数达64.7%之多。在文学发展史上，晋宋已有崇尚柔靡之音的苗头，但是钟嵘关注晋宋诗坛的视角却锁定于“中兴”之意。《诗品序》有言：
　　 “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虛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
　　 不难看出全段“复兴”的语气：对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郭璞、刘琨、谢混大加赞赏，认为他们是文章中兴者，以元嘉年间出现的大家谢灵运为文坛的拯救者。钟嵘认为诗坛在经过玄言诗歌的“摧残”之后，诗坛终于在众人的努力之中开始中兴。在此番论述中，诸如“彼众我寡，未能动俗”的论调，不难看出其明显的“战斗”意识。而这种战斗意识是完全立足于“尊古”倾向的，而所谓“古”即谓“勃尔复兴，踵武前王”，即继承“建安风力”，汉魏风骨才是钟嵘内心最为重要美好的诗歌审美。可见，表面上钟嵘异常关注晋宋时期，实则上其视点最终锁定于那些继承了汉魏诗歌传统的晋宋诗人，其审美理想直指汉魏诗歌审美。
　　 徐陵对晋宋时期的诗歌也是倍为关注的。晋宋时期诗人入选《玉台新咏》30家，占所选诗人总数27.0%，入选《玉台新咏》的晋宋诗歌共122首，占所选诗歌总数19.5%，特别是钟嵘大加赞赏的谢灵运，《玉台新咏》只录取其诗歌1首。《玉台新咏》关注晋宋文坛恰又是着眼于其新变，徐陵的审美指向仍然是新起的齐梁文风，表现出对巧词丽句，表现男女之情诗歌的偏爱。可见，钟嵘与徐陵虽然对晋宋诗坛都有关注，但立脚点完全不一样，前者尊古，后者则崇今。
　　 最后看汉魏时期。正如前文论述，钟嵘心目中诗歌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以汉魏诗歌为代表的诗风。汉魏诗人占据上品位置为最多，达7人之多，远远超过了晋宋和齐梁时期。钟嵘认为此时期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特别对建安时期推崇备至：“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在诸如“彬彬之盛”的言论中，透露的是钟嵘对建安年代诗歌的向往与推崇。而《诗品》论诗自然或不自然地经常以“建安风力”作为坐标，如评论玄言诗为“建安风力尽矣”。不难看出，在钟嵘的诗歌审美批评体系中，汉魏时期的诗歌是其批评之准绳。 　　 徐陵则大不一样，对汉魏时期的诗歌明顯冷淡的多，所选诗人只有20家，诗歌67首，是入选《玉台新咏》诗歌份额最少的一个时间段。汉魏时期的诗歌多是质朴之作，其审美趣味和新诗审美趣味相差甚远，已很难进入徐陵入选视野。但历代文论家也关注到了徐陵对于汉魏诗坛有利方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言：“虽皆取绮罗脂粉之词，而去古未远，犹有讲于温柔敦厚之遗，未可概以淫艳斥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六·集部三九·总集类一）这一评价还是比较允当的。
　　 二、《诗品》与《玉台新咏》所关注的晋宋诗人对比分析
　　 正如前文所言，大相径庭的两种文学主张，都对晋宋青睐不已，表面上看其中似乎有矛盾之处，但矛盾之中恰集中体现了各自的文学审美趋向，“同”中仍然存在的是“异”。故而我们认为对此应作进一步的分析。把钟嵘《诗品》上品和中品的晋宋诗人在《玉台新咏》中被选诗歌篇数加以统计，列表如下。
　　 可见，《诗品》所关注的诗人，大多不入《玉台新咏》。反过来徐陵所选的晋宋诗人大多数在钟嵘看来都不入流。但根据上表，我们发现其中有三人是例外：陆机、张华、鲍照。前者在《诗品》中位列上品，后二者位于中品，而《玉台新咏》选此三人诗歌也颇多。
　　 陆机，钟嵘认为其发展了曹植的词采华茂一面，“其源出于陈思。才高辞赡，举体华美。”认为陆机的《拟古》诗是“五言之警策”，色彩华丽，“缀辞犹繁”（《文心雕龙·镕裁》）。陆机诗歌大多是有感而发之作，比如家国之痛的《门有车马客行》、人生进退维谷的《猛虎行》、故人相隔落寞的《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等等。所以钟嵘认为“陆才如海”，发出“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张公叹其大才，信矣！”的感叹。另外一方面，看《玉台新咏》所选的陆机诗歌，也多是描写繁复具有繁缛之美的《拟古》诗。可见，钟嵘和徐陵对陆机文采华美一面，都持肯定态度。
　　 张华，钟嵘《诗品》对其诗歌评价云：“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张华的诗歌，风格华艳，巧用文字，以赋作诗。钟嵘不免发出感叹：“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语气颇有批评之意。但《诗品序》列“茂先寒夕”为“五言之警策”，即张华《杂诗》中的“繁霜降当夕”一首：“繁霜降当夕，悲风中夜兴。朱火青无光，兰膏坐自凝。重衾无暖气，挟纩如怀冰。”伊人远去、黯然独坐、身心皆冷，诗歌意境苍凉。《玉台新咏》取张华除了“儿女情多”的《情诗》之外，还入选了《杂诗》其它。仔细评读这些选诗，其共同的特点是：风格华艳、意境苍凉。故对于张华，徐陵仍是支持其儿女情长之作，而钟嵘对此种审美恰加以批评，但是不难看出，二者对张华的文采、意境苍凉的风格都赞许颇多。
　　 对于鲍照诗歌，钟嵘一方面认为“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是险俗之调，另一方面又强调“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其诗歌骨气又强于谢混，行笔利落高于颜延之。陈衍在《钟嵘诗品平议》中直接对此评价道：“明远与开府在南北朝中，能创体格，故杜少陵独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可见，钟嵘非常赞许鲍照诗歌的骨力。但《玉台新咏》对鲍照的选诗，并不是后世认可的代表之作，而是一些儿女情长之篇。当然鲍照的情诗特点明显，如《梦还诗》写征人梦乡，诗风逸气俊朗饶有清骨，不入俗套。可见钟嵘与徐陵对鲍照的俊逸清骨都颇为认可。
　　 综上分析，对于一些个体诗人，钟嵘与徐陵关注点还是颇有类似的，如陆机的文采、鲍照的俊逸、张华的苍凉。但二人都对晋宋的关注应与晋宋时代风气有关。晋宋时期，祸乱迭起，文人内心充满矛盾，刘勰评价此时期的文人为：“晋世群才，稍入轻绮。”诗风多是在流糜中追求情感的表达，所谓“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⑤钟嵘在序中也明确提出诗歌表达情志的作用：“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认为诗歌应该以抒发感情为主，所谓“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而《玉台新咏》更是把“情”字发挥极致，整部书所选诗歌大多数是一些儿女情长之作。故钟嵘与徐陵对晋宋时期的关注，都立足了“情”字，只是前者更多是经过人生磨练升华出来的“情”（如“楚臣去境，汉妾辞宫”之情等），后者是儿女情长之“情”。但不论何种“情”，都是晋宋人的真体验，都汩汩流淌于晋宋文学之中。
　　 三、《玉台新咏》选录热点诗人与《诗品》论及诗人之比较分析
　　 张伯伟先生在《钟嵘诗品研究》中，把《玉台新咏》中选录三首以上五言诗歌的诗人，与《诗品》所论及诗人加以比较统计，但是未加详细分析，我们在此引用张先生之表格，进行一番对比论证。
　　 《玉台新咏》中选三首以上五言诗的29位诗人中，钟嵘的上品只有4位，约占上品诗人总数14%，中品8位，约占中品诗人总数28%，下品17位，约占下品诗人总数58%。正如第一部分所分析，两部书具有“尊古”与“尊今”的不同，这样的结果自然不出意外，但由此异中有同就格外值得关注了。《玉台新咏》中收录8首以上的诗人之中，有三位位于《诗品》中的上品：陆机、曹植、古诗。换句话说，钟嵘和徐陵对上述三者都是大为称许的。
　　 陆机以其文采与才情名列钟嵘的上品，徐陵也选达13首之多，上文已分析，不赘述。而对于曹植，《诗品》中极尽赞赏：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曹植诗风代表了钟嵘的审美理想：“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故“风力”与“丹采”兼具;壮志难酬、慷慨任气，故“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情感与内容兼有。“陈思为建安之杰”，钟嵘认为曹植真正代表了“建安风骨”，甚至拿出周孔、龙凤、琴笙、黼黻加以衬托曹思王。曹植作品符合了《诗品》诗歌评论的最高标准。 　　 《玉台新咏》中收录曹植《雜诗》五首，乐府三首，弃妇诗一首。在文学史上，此九首诗歌恰能代表曹植诗歌风格。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的《七哀诗》，感情委婉，意味深长;《杂诗》中的“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婉转百回，情思感人。其他如《浮萍篇》、《美女篇》、《种葛篇》等都在文学史上受到了诗评家的极高肯定。
　　 由此可见，代表了不同审美理想的钟嵘和徐陵都对曹植深爱不已。究其原因，不难理解。首先，曹植的诗歌母题多是理想成梦忆、美人之迟暮，而其采用的表现方式基本上是传统的“香草美人”手法，诗歌表达具有多意性。《玉台新咏》中所选诗篇或叹盛年无偶，或自述无辜被弃，又暗自抒发自己的失意，恰与曹植诗歌特点不谋而合。而钟嵘认为五言诗歌应该是言之有意，富有滋味，曹植诗歌恰在此当仁不让。如《美女篇》，郭茂倩评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⑦曹植既符合了《玉台新咏》选诗的儿女主题，又符合了钟嵘的诗歌的审美标准。其次，曹植的诗歌文采富艳，情感悲怨。儿女情长也好，托寓身世、婉转述志也好，曹植的诗歌辞藻华美，感情悱恻，如“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长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等等。曹植又极具悲情诗人的气质，身世坎坷，可以“怨”而作诗，诗歌的情感表达百转千回，完全符合钟嵘与徐陵两人对“情”的重视。故对于曹植，一个使其名列上品不吝赞赏，一个对其选诗九首大加重视。
　　 《古诗》位于《诗品》上品第一，钟嵘评价其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赞赏了得，认为古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温婉雅丽，意味动人深远。而《文心雕龙·明诗篇》也谓“古诗佳丽”、“直而不野”认为《古诗》“丽”而直，不雕琢，浑然自成，非常符合钟嵘的审美标准。《玉台新咏》选了古诗八首，有“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等。沈德潜在《古诗源》谓：“《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中间或寓言，或显言，反复低徊，抑扬不尽，使读者悲感无端，油然善入。”⑧念妻怀友正是徐陵所关注的主题，再加上缠绵悱恻，自然受到了徐陵的关注和认可。钟嵘应该更关注“古诗”的语言气质，徐陵更关注“古诗”的内容题材。
　　 最后，中品、上品一共12人，事实上把上表分为三个段落的话，看这12人的分布，也会发现一丝有趣的现象：从《玉台新咏》选诗8首和5首两处画一条线，8首以上者有中品、上品共6人，8首到5首之间者就1人，而5首以下者又5人。由此产生了“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其根本原因在于钟嵘和徐陵代表不同审美标准。审美标准不一决定文学评判标准各异，故12人在《玉台新咏》中的分布并不是按倒金字塔形式分布。同时，一个优秀诗人的诗风并不一定单一，往往是多种风格的组合，这就导致两位持不同审美标准的评论家也许会看到同一诗人身上不同的诗歌风格，由此导致分布难以统一整齐。但对于某些确实很优秀的诗人，钟嵘和徐陵都认可，诸如陆机、曹植等。对于一些诗人风格极具风骨特色，钟嵘非常欣赏，但与文坛风气不符，则不会合徐陵胃口，比如齐梁时期的江淹等。由此显示出了以上两头大的特点。
　　 四、结语
　　 钟嵘《诗品》和徐陵的《玉台新咏》都是齐梁时期的作品，同处一世但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诗歌标准，总的来说，钟嵘是“尊古”的，反对流靡之音，而徐陵是“尚今”的，对诗歌的儿女情长格外专注。但两书相差甚远之中却又体现出了几丝相同之意来：对于某些个体诗人有共同的关注，如曹植、陆机等;对于某些诗歌风格有着同样的认可，如诗歌词采的讲究、情感的重视等;对于某同一时期诗歌的整体风格的又都比较认同，比如晋宋时期等。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同与异只是代表了不同的审美取向，不存在优劣之分，相信所有优秀的诗作都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有优秀的著作都应得到其应有的价值肯定。
　　注 释：
　　① 本表以向长青《诗品注释》，齐鲁书社1986版为统计，跨朝者以主要活动时期为计。下文涉及《诗品》的引言和统计数据，如无特殊说明，皆出自此版本，不一一出注。
　　② 本表以徐陵《玉台新咏》，成都古籍书店，民国24年影印版为统计，跨朝者以主要活动时期为计。下文涉及《玉台新咏》引言和统计数据，如无特殊说明，皆出自此版本，不一一出注。
　　③ 罗根泽：《魏晋六朝文空批评史》，上海书店，2003年版，第168页。
　　④ 刘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⑤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⑥ 本表来自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
　　⑦ 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12页。
　　⑧ 沈德潜：《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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