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移民的媒体形象\表达与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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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月21日，上海一知名记者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帖子：“破案了。杀害普陀区金汤路八旬老夫妇的凶手被抓获。残忍的凶手竟然对80多岁手无寸铁的老人下手!凶手杨某29岁，外地来沪务工，曾到老人家里做装修工。年底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样的人禽兽不如。”瞬间就引来40多条评论，其中不乏这样的留言：“禽兽不如的坏道YP!”，“YP统统死了滚”。或许由于敏锐地捕捉到网民开始涌动的激动情绪，该记者随即补发了一条微博：“请大家不要针对外来人员，上海人并不排外，上海的建设离不开各地的人才。同样，我也不会排外。”
　　这样的场景与对话在上海、乃至国内许多城市并不罕见。传媒(包括新兴媒体)如何报道与再现城市新移民在城市的活动，如何标签化该群体，是否交代其身份、地域等背景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本地居民对新移民成员的认知、态度和情感，影响两大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影响到关于移民群体的公共政策。因此，在对上海主要报纸城市新移民报道总体状况和基本特征的分析基础上，本文将重点剖析传媒对新移民群体形象的呈现与再现(representation)，具体包括三个问题：第一，上海四份主要报纸总体上呈现了城市新移民以及新移民的不同群体怎样的形象?各报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第二，以报道引用为标志，新移民群体在主流报纸中，能够获得充分的主体表达空间，表达其自身的生活和文化经验?第三，传媒在报道新移民时，采用怎样的“标签”(label)?这些标签的运用，在不同群体问是否存在差异?
　　
　　一、上海报纸中的城市新移民形象
　　
　　我们参照前人的研究，从新闻叙事角度将城市新移民的形象分为如下10种类型。其中4种为基本类型：(1)受难者――反映新移民在城市里遭受的困境与苦难，常见的叙事方式如遭遇事故、被骗钱财、被歧视等；(2)负面行为者――表现新移民带有负面性的行为与特质，特别是对城市秩序造成的冲击和破坏。例如违法犯罪、破坏治安，或者贪小便宜、观念落后等；(3)受爱护者――强调新移民受到城市社会和主流人群的关心和照顾，常见叙事方式如领导看望外来务工者、好心的上海人给外地人捐款；(4)正面行为者――表现新移民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具有优秀品质和现代意识的一面，典型叙事方式如“新上海人”热情争当志愿者、积极追求上进、抢救落水儿童等。
　　另外5种是以上基本类型的混合，如：(1)受难者&负面行为者――如表现农民工在打架斗殴中受伤；(2)受难者&受爱护者――如患病得到上海人救助；(3)受难者&正面行为者――如新移民自身遭遇事故仍然挺身救人；(4)负面行为者&受爱护者――如上海警官送外来违法少年返乡；(5)正面行为者&受爱护者――如新移民兄弟苦读上进感动企业家捐助。最后一类是中立／不明确――即报道中并无针对新移民形象的明确叙事。
　　按照这样的分类体系，内容分析发现(见表1)：就上海报纸总体来看，28.9％的新移民报道中并未呈现明显的群体形象，而在有明确叙事的报道中，最频繁出现的形象是“负面行为者”(占25.3％)，其中比较集中的具体叙事类型包括：盗窃(38篇)、抢劫(18篇)、杀人(18篇)、诈骗钱财(14篇)、伤人(12篇)等；位居第二位的形象是“受难者”(16.4％)，主要包括被骗钱财(12篇)、工伤(12篇)、患病(11篇)、煤气中毒(11篇)、工资被拖欠(10篇)、被强奸／被迫卖淫(9篇)等；第三位的再现形象是“受爱护者”(15 3％)，主要是接受资助与慰问(38篇)、政府推动户籍／社保改革(16篇)等。可以说，“负面行为者”、“受难者”与“受爱护者”构成了，上海报纸所集中呈现的新移民群体形象(若加上混合型叙事，三类比例之和达到60.9％)，而“正而行为者”形象比例仅为7.8％。
　　
　　不过，若分媒体来看，各报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两份市民报纸《新民晚报》和《新闻晨报》再现“负面行为者”的形象比例(分别为27.3％和31.4％)明显高于党报(《解放日报》，17.7％)，也略高于同属市场化阵营、但具有一定专业主义倾向的《东方早报》(23.8％)；三份市场化报纸对“受难者”形象的再现频率均显著高于党报；而《解放日报》再现“受爱护者”(23.0％)和“正面行为者”(10.2％)的比例则明显高于市场化报纸。更确切地说，《解放日报》与其他三份报纸的显著差异在于――其所呈现的新移民形象主要并非“负面行为者”，而是“受爱护者”。如果说市场化报纸呈现出的新移民形象可以概括为“行为不端又饱受苦难”。党报呈现的新移民形象则是“行为不端却备受关怀”。
　　接着，我们比较三类不同的移民群体在上海各报中是否具有差异化的形象再现。依循上篇论文中的分类方式，我们将报道中的新移民划分为三个群体――精英移民(高层)、白领移民(中层)和底层移民(低层)。并为简化起见，在统计时将混合型叙事平分到四种基本类型中，得出如下研究发现(见表2)。
　　
　　首先，相对于精英和白领移民，底层移民具有明确叙事的比例最高(85.7％具有明确叙事)；其次，无论是哪个群体的新移民，最频繁出现的形象都是“负面行为者”；第三，白领和底层移民出现“受难者”形象的频率显著高于精英移民；第四，底层移民被再现为“受爱护者”的比例显著高于精英和白领移民；第五，精英和白领移民再现为“正面行为者”的比例显著高于底层移民。概言之，在上海报纸中，精英移民有诸多不端行为，但也呈现一定的光彩形象；白领移民行为不端，充满苦难，却也有闪光点；而底层移民行为不端、充满苦难，他们缺少闪光点，但是备受关怀。
　　如果说底层移民被呈现为“负面行为者”和“受难者”较易理解，那为什么精英和白领移民也有如此高比例的“负面行为者”形象?而白领移民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呈现为“受难者”呢?我们具体分析了不同群体“负面行为者”形象，以及白领和底层移民“受难者”形象的叙事类型。从表3中可见：一方面，尽管精英与白领移民“负面行为者”形象的比例也较高，但其负面行为主要集中于某些子群体和少数议题上，且这些行为对社会的直接破坏性和威胁度远较底层移民的“负面行为”为低。就精英移民而言，由于本来报纸中对该群体的报道总量就少，而在抽样时段内，恰好发生了“力拓案”侦结的新闻，涉嫌商业犯罪的新闻主角――力拓公司上海办首席代表胡士泰等人属于“新上海人”行列，关于这一议题的新闻就达8篇，客观上带动了该群体“负面行为者”形象比例的升高；就白领移民而言，“负面行为者”主要集中于不法医生、违法老外和无良店主三大群体，与一般白领职员关系不大。另一方面，就受难者叙事而言，不同阶层可谓“各有各的不幸”――白领移民主要受制于高房价、伦理纠纷和意外伤害三大类型，多集中于生活层面，与底层移民所遭受的普遍性、制度性苦难(如工伤事

故、工资拖欠等)不可同日而语。
　　
　　
　　二、上海报纸中城市新移民的主体表达
　　
　　如果说媒体形象主要反映新移民群体是否在媒体中得到客观、公正与全面的呈现，那么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报道引用，将更直接反映该群体是否在媒体中发出声音，面向公众表达他们自身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因此，本研究中我们特别分析了新移民报道的引用情况。我们通过直接引语(如“XX说”)或间接引语(如“根据XX的介绍”)线索，按每篇报道中引用篇幅的长短顺序编码最多五个引用。藉此希望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有多大比例的新移民报道引用来自新移民群体自身的声音?第二，哪些题材的报道中更倾向于引用新移民的声音?第三，哪些新移民群体更容易在报道中得到引用?
　　首先，内容分析发现(见表4)：在所有1314篇新移民报道中，1010篇(76.9％)有引用，其中438篇(43.4％)对新移民至少有一次引用。也就是说，大多数(56.6％)有引用的新移民报道中并没有让新移民群体表达他们的声音，新移民的表达空间不容乐观。在报纸差异方面，《新民晚报》等三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报纸明显比党报(《解放日报》)在报道中给予新移民更多的表达机会，即读者更容易从市场化报纸而非党报中看到新移民群体自身的声音。
　　
　　那么，大多数新移民报道中的引用来自哪些主体?我们通过对最主要引用(操作化为引用篇幅最长)的分析来说明。结果显示(见表5)：无论是总体，还是具体报纸，最主要引用的来源均为上海的政府或机构(包括代表政府、机构发言的人士)。它们超过新移民群体本身，成为新移民报道中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对新移民群体自身声音
　　 的引用比例。结果发现(见表6)：引用最多的三类题材依次是体育、社会关系和法制。体育新闻本身数量较少(18篇)，其中报道的“新上海人”又主要是体育界名人(如上海男篮前任外教邓华德)，因此其被引用的几率较高；社会关系和法制题材的新闻主要涉及家庭、伦理、犯罪、治安等，报道对象中底层移民较多，其中的引用多为交代冲突、案件发生过程中的对话细节，还有一些以案件审理时“XX交代”的形式出现。相对而言，与新移民在上海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几类公共议题――如医疗、人口、教育方面，新移民群体自身的声音并未得到充分的反映，仅有9.4-15.0％涉及这些议题的报道中引用新移民的意见或观点。
　　
　　第三，哪些群体的新移民更容易在报道中得到引用呢?分析发现：所有报道共出现能明确识别职业身份的引用1193次，其中精英／高层移民被引用446次(占37.4％)，白领／中层移民被引用444次(占37.2％)，底层／低层移民被引用303次(占25.4％)。若与报道中新移民的构成比例相比(高层、中层和低层分别占7.9％、28.6％和63.5％)，底层移民在引用中的被抑制特征非常明显。
　　
　　三、上海报纸中城市新移民的标签
　　
　　新闻报道采用何种标签(1abel)来描述某个群体，构成报道框架的一部分，并将影响受众对群体形象的认知、态度和情感，进而影响群体认同、群体关系及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就城市新移民而言，“新XX人”(本研究中即“新上海人”)、“外地人”、“农民工”、“流动人口”等名词，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和感知形象――例如“新上海人”意味着将移民纳入本地群体范畴，而“外地人”仍强调其“外群体”身份，“农民工”则强调其独特的职业身份，因此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被运用，是分析新移民群体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因为新闻报道的标题具有重要的提示意义，我们统计了新闻标题中新移民标签的运用情况。结果显示，总体上，上海报纸比较不会在标题中透露任何与城市新移民相关的标签――仅有17.4％(229篇)的报道标题中包含某个标签。标签的主要构成方式有三类：第一类是强调新移民来自“外地”(含海外、外围)的“外”群体身份，其中一些仅包含地域信息――如“来沪外国人”，一些是“外”与职业信息的混合――如“外来务工者”、“外地生源”，另一些则是“外”与社会属性的结合――如“外来妹”、“外来媳”、“国际妈妈”等。总体上第一类标签在所有带标签的报道标题中比例最高，共有142篇，占比62.0％；第二类标签的构成方式是交代职业信息，其中主要以“农民工”(45篇)和“农民工子弟”(15篇)为主，此类标签总数72篇，占31.4％；第三类标签强调同属“上海人”的“内群体”身份，如“新上海人”、“新上海娃”、“美丽上海人”等，此类标题最少，仅为15篇(占6.6％)。
　　由此可见，在上海报纸中，新移民群体主要还是以“外地”和集中的职业概念(如“农民工”)的标签被呈现，而“新上海人”作为与城市新移民密切相连的话语概念实际上在新闻标题中并不多见(仅有11篇)。这一规律同样体现在新闻的主体内容上，内容分析发现：逾半(52.3％)新移民报道在其报道中使用了标签，其中使用最多的仍是强调“外”群体的标签类型，如“外来务工者／来沪务工人员”(占18.6％)、“外来人员／外地来沪人员”(13.1％)、“老外／外籍”(8.7％)等；其次是“农民工”(11.9％)、“农民工子弟”(6.7％)等；而“新上海人”仅占4.2％(29篇)。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标题中使用“新上海人”的11篇报道中，10篇报道的新移民为泛指，1篇对象为白领移民；在报道内容中使用“新上海人”的29篇新闻中，21篇不特指哪个阶层的新移民，8篇指代精英或白领移民。也就是说，“新上海人”这一标签主要与泛指或中高层移民群体相勾连，当报道对象为底层移民时，无论标题或内容均不会出现“新上海人”标签，出现较多的是“外来务工者／来沪务工人员”、“农民32'’等。与此同时，值得指出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的“外地人”标签，在上海报纸新移民报道中的出现频次并不高――新闻标题中没有出现过，新闻内容中也只出现10次(其中7篇报道对象为泛指，3篇报道对象为底层移民)。
　　这一结果与本课题组的其他研究也可相互印证。我们2010年8-10月在上海进行的“新生代打工者媒体使用”抽样调查(N=869)，调查发现，新生代打工者感知中别人对该群体最常见的标签是“外地人”(53.6％)，而他们理想中的称呼则是“新上海人”(30.5％)，但这一标签恰恰在报道和感知中均与他们无缘。
　　除身份标签外，我们也考察了新移民报道标题中对地域的透露情况。结果表明：仅有5.8％(76篇)的报道在标题中提及新移民来源地域，其中，提及最多的地点是台湾(8篇)和日本(6篇)，而最经常点明的内地地点则是安徽(5篇)。标题中提及台湾的新闻主要呈现在沪台胞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在沪女台胞签名祝福世博》《上海举行台商新年音乐飨宴》等；提及日本多涉及突发事件或负面新闻，

如《日本男孩14楼坠落，险!保安、司机接力相救，赞!》《拖欠工资近200万日本商人被限制出境》等；提及安徽的新闻则多呈现受难或负面行为，如《租借农民房开设赌场安徽男青年被判拘役》《沪现手足口病死亡病例――患儿年龄2岁5个月，3个月前从安徽来沪》等。总体上，目前上海报纸较少在标题中直接点明新移民的地域来源，减少了直接在新闻标题中建构地方形象的可能，但在某些地域(如安徽)上仍然无法避免。实际上，不仅标题，在报道内容中，来自安徽的新移民形象也比较刻板化――“负面行为者”比例为42.3％，“受难者’’比例为36.3％，两者相加达78.6％。
　　
　　四、小结
　　
　　本文通过详细的内容分析，集中展现了上海报纸对城市新移民的形象呈现、主体表达与标签运用。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上海报纸中的城市新移民形象主要集中于三类――“负面行为者”、“受难者”与“受爱护者”。尤其是“负面行为者”，无论对哪个阶层或群体的新移民而言，都是最主要的再现形象。党报和都市报在形象呈现上具有显著差异――党报对新移民最主要呈现的形象是“受爱护者”，其次是“负面行为者”；都市报呈现的最主要形象是“负面行为者”，其次是“受难者”。通过“负面行为者”的形象再现，新移民群体被描述为一群不守法纪、并对城市生活有破坏和威胁的群体――其中的精英商业犯罪，中层欺行霸市，底层抢劫偷盗，这样的负面形象无疑会对城市居民心目中的新移民形象产生影响和冲击，对本地居民与移民两大群体之间的沟通、交流产生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报纸给予新移民更多的“受难者”形象再现，报道他们在城市生活所遭受的苦难，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公众客观、甚至同情地理解新移民群体，减少双方的隔膜与误解；但与“负面行为者”形象的相互交织，则降低了“受难者”形象可能引发的对移民问题和移民政策更深层次的讨论；而党报侧重的“受爱护者”叙事则将该群体再现为得到城市主流社会关心的群体，同样消解了对该群体城市生活困境的深入探讨――似乎他们的问题已经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机构的关心，并正得到解决。总体上，上海报纸对新移民的正面形象呈现不多，新移民的媒体形象存在刻板化、片面化、简单化的趋向。
　　第二，从报道引用来看，新移民在上海报纸中获得的主体表达机会与空间相当有限。尽管是有关新移民的新闻，但其主要的引用来源却是上海的政府或社会机构，这就意味着新移民常常是作为政府与机构行为的对象／客体，而非作为表达自身生活经验与感受的主体出现。同时，这种表达的机会在题材与群体上具有不平等分布――在社会新闻上表达的机会多，在关乎群体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议题上表达机会少；精英和白领表达机会多，底层移民表达机会少。本课题组对城市新移民的抽样调查曾显示：移民对上海报纸对该群体报道的充分性评价较低。因此，加强对城市新移民的报道，不仅是提高数量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新闻中有更多的自我表达机会，让他们不仅作为党和政府、社会机构的关心对象发言，作为犯罪分子在陈述案件时发言，而且在关乎他们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讨论中发言。只有让新移民群体更多地面向公众表达心声、陈述困难、阐明立场，才有助于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良性沟通，避免双方的歧见与偏见。
　　第三，虽然进入上海的城市新移民在政策话语中常被称作“新上海人”，但在媒体报道中，其主要的群体标签并非“新上海人”，而是袁征来自外部的“外”地域标签或指代职业身份的“农民工”标签。这意味着，至少在媒体话语平台上，进入上海的城市新移民尚未被作为“内群体”、作为“上海人”的一分子来对待和建构。无论是“外来”还是“农民工”，都象征区隔与差异，而非整合或同质。我们在上海进行的诸多调查与访谈都表明，目前城市新移民、特别是新移民中的底层(农民工)，基本不会将自己认同为“新上海人”，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他们的认知中“新上海人”无法由移民进入上海自动获得，而是附加了诸多的政治经济条件――如必须有户口、有房有车等，从而将自己排除在“新上海人”之外。这一点无疑与媒体报道有暗合之处――新闻中的“新上海人”。标签不仅量少，而且主要与中高层移民相连。但是，哪怕是最底层的农民工，也渴望获得“新上海人”的身份认同。那么在媒体报道中，如何界定与框架“新上海人”的概念内涵，是否能将底层移民涵盖在内，并激发对于这一标签的社会讨论，将影响着城市新移民的形象建构与群体认同，影响着未来上海的城市和谐与社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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