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死亡诗歌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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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通过比较阅读的方法，通过对比陶渊明代表作《拟挽歌辞三首》和狄金森代表作《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分析中西方死亡诗的异同，进一步理解中西方死亡观和传统文化的相似与差异之处。
　　关键词：死亡诗；狄金森；陶渊明；对比
　　中图分类号：I106.2；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129-02
　　“死亡”与“永生”历来被看做诗歌永恒的主题，古今中外不乏以死亡为主题的诗歌。我国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作品，死亡意识就很突出，《拟挽歌辞三首》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艾米莉・狄金森是美国的传奇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现存的1775首诗中，有三分之一是关于死亡这一主题的，其中以《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最为著名。虽然两位诗人年代相差甚远，但他们死亡诗歌的描写角度却有很大的相似性。下面，本文就此此问题展开分析。
　　一、隐逸诗人与遁世诗人的经历异同
　　（一）相似的生活经历。陶渊明和狄金森早年都经历了亲人的生离死别，人生的最后几十年又都在隐居中度过，他们大部分的死亡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陶渊明8岁时父亲去世，12岁庶母辞世，中年丧妻、丧母，40多岁又遭庶母之女和从弟早逝，50岁那年又身患大病与死神擦肩而过，可谓亲身历经了生离死别的痛苦。晚年辞官归家，陶渊明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并在生命的尽头写下《拟挽歌辞三首》，抒尽他对人生的感怀和对生死观的态度。狄金森14岁时目睹表姐妹兼密友索菲亚・霍兰德患伤寒离世，首次接触死亡。之后，她的父亲、挚友、侄子和情人查尔斯・沃兹沃斯的的相继去世，促使她对死亡进行深刻思索，从此不与世人交往，甚至谢绝家庭至亲的来访。《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是狄金森描写死亡的代表作，也是在她隐居生活中对死亡与永生的思考之作。
　　（二）不同的时代背景。陶渊明出身于晋宋时期没落的仕宦家庭，而《拟挽歌辞三首》正创作于晋末宋初年间，那时战乱频繁，时局动荡，宗室内部斗争和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也使社会上层不安感大增，对死亡的威胁恐惧成为晋末宋初的时代心理特征。狄金森出身于19世纪一个富足的美国家庭。狄金森有别于陶渊明的时代感怀，她的死亡诗作仅仅是出于个人层面对死亡的观察和体验，显示了个人的情怀。
　　（三）隐逸诗人与遁世诗人。隐逸诗人和遁世诗人看似胸襟怀抱相近，实际他们归隐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就二人而言，陶渊明显然是隐逸诗人，狄金森则为遁世诗人。首先，隐逸与遁世的原因不同。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隐逸诗人之所以隐逸，源于他们对统治阶级抱有消极的不合作态度，或是担心战乱纷争，避祸保身。陶渊明所处的晋末宋初是社会动荡时期，陶渊明出身没落家庭，在门第阶级极严的晋末宋初极易受到歧视和排挤，空有政治抱负却无法施展，无奈下只得归隐避世。如《拟挽歌辞三首》“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中“贤达”一词透露出作者对官场的无奈之情。遁世诗人则不同，他们的遁世与政治清浊关系甚微，狄金森个人并无任何仕途的失意，仅仅是在人生旅途中对所见、所思、所感的顿悟，因而遁世多见于女性。其次，隐逸诗人多与乡村农樵合群而居，他们的诗多描写群居生活及其动态，反映的也是现实生活；遁世诗人则故意离群索居，他们的诗多描写生活中的静态，多反映诗人内心的顿悟。狄金森从25岁开始弃绝社交闭门不出，在文学史上亦被称为“阿默斯特的女尼”。
　　二、中西方宗教不同，死亡观同中有异
　　总体来说，西方死亡诗的宗教色彩浓厚，信仰末日审判之说，善有善报，得登天国；中国死亡诗受宗教影响较小，也不太为读者所重视。
　　（一）陶渊明和狄金森死亡诗作所体现的宗教观。陶渊明诗歌的死亡意识是由当时的社会和他本人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而构成这种思想的材料主要来自道家。纵观中国古代的宗教哲学思想，儒家强调入世，标榜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墨家虽有强烈的死亡意识，但他们更推崇和敬重鬼神；佛教对六道轮回、无常、成住坏空的论述非常详尽；道教强调“任真”，这也是陶渊明死亡观的主要来源。“任真”即“守真”或“保真”，取自《庄子》，意为隐居避世，谨守本性而无违。狄金森从小在基督教盛行的新英格兰长大，她的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她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却非常矛盾。在青少年时期她曾极力反抗基督教的教义和教规，并在自己心中构建了一个没有基督教的上帝。她的死亡观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虽不信来世，但相信灵魂永存。
　　（二）对死亡的认知。首先，陶渊明和狄金森都认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陶渊明是不大信命的，他觉得有生则必然有死，这是自然规律，《拟挽歌辞三首》开篇便将其对死亡的认知点明。《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诗的标题即摆明狄金森对死亡的坦然，全诗运用拟人手法，将死神幻化为一个殷勤的绅士，狄金森认为经历死亡是每个人必须走过的路。其次，在死亡和永生的关系上存在不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死了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尸体回归了大自然，变成大山曲折处的泥土尘埃。“同山阿”的思想是道教思想在死亡观中的集中体现。道教不修前世来生，讲究修今生，朝闻道，夕死可矣。因而，陶渊明的死亡诗不考虑永生，不考虑来世，他认为人生的尽头就是死亡。而《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中“还有‘永生’同座”，狄金森将“永生”拟做一名乘客，诗人、“死亡”、“永生”三者相伴而行，几个世纪飞逝过去后，“马头，朝向永恒”，诗人发现自己正乘着马车驶向永恒。“永恒”和“永生”相呼应，诗人终于发现，死亡就是永恒的开始，死亡即永生。
　　（三）对死亡的态度。大部分学者都将《拟挽歌辞三首》视为陶渊明视死如“归”的旷达、超脱之作，笔者却认为该诗表达了陶渊明对死亡的无奈与恐惧。如：“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又如：“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这几句基调低沉，近乎绝望，一反旷达飘逸的风貌。自此，我们可以看出本该诗所表达的不是视死如“归”的超脱，反而体现出诗人内心对死亡的无奈与恐惧，尽显凄凉悲哀之感。再如“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这两句饮酒的诗句恰恰描写出陶渊明的恋世情节，诗人表面抒发生死由命，死亡在所难免的感怀，实则却想要在人生在世时饮完酒，一尽欢愉。综上，陶渊明对待死亡充满了恐惧和无奈，且对尘世十分眷恋。而在《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中，狄金森一反传统文学中恐惧、悲伤的情调，开篇就欣喜地迎接“死神”的来临。“死神”是如此的彬彬有礼、温雅谦和，让诗人不再畏惧，欣然登上马车，自愿与他同行。上车后诗人欣喜地发现还有“永生”同座，对死亡的平静更进一步上升为对死亡的向往，因为“死亡”即“永生”。正是基于对上帝的信仰，狄金森在写下死亡诗歌时毫不恐惧和悲伤，甚至具有些许梦幻色彩。诗人的隐居处所的窗外是一片墓地，这使得她与死亡无时无刻都面对着，也造成她面对死亡的平静淡然。 　　三、中西方死亡诗表达方式的异同
　　（一）“悼己”的描写角度。伤逝悼亡之作多为“哀悼他人”，而《拟挽歌辞三首》和《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两诗都独特地“悼自己”，将自己想象为弥留之际的死者，使用第一人称陈述，虚拟了自己由弥留到死亡再到下葬的全过程。《拟挽歌辞三首》第一首写诗人“死”时的情景：“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第二首写诗人设想众人给自己祭奠入殡的情景：“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第三首写诗人设想众人给自己送葬的情景：“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诗人把自己的死亡想象为一段旅程，以“我们”的口吻叙述故事发展的过程：死神驾车载着她和“永生”一路经过“学校”、“田野”和“夕阳”，正如经历了人生的三个主要阶段：童年、中年和晚年。这是从生到死的必然过程。两位诗人通过虚拟自己的死亡过程，带领读者共同感受生者不可经历的死亡体验。
　　（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中国的死亡诗往往就事论事，不及其他，多局限于写“身边事，儿女情”，比较狭窄而直率。在《拟挽歌辞三首》中，诗人在描写自己死亡情景时，多用直陈的方式，提到了“娇儿”、“良友”、“亲旧”甚至是“饮酒”和“肴案”，子女、亲朋、佳肴和佳酿均为普通生活中的普通事物，诗人借这些意象来描绘自己离世时周遭的现实景象和人物情感，故而诗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多于浪漫主义因素。西方的死亡诗多富于幻想，有着寄意遥深的宏旨。在《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中，诗人将人生幻想为一辆行驶的马车，将来世的天堂幻想为幸福的归宿，多使用“孩子”、“田地”、“夕阳”等“大词”而非与个人身份相关的意象，通过拟人的手法，借用空间景物的变换把时间空间化了，是超脱于现实的浪漫主义手法。
　　（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中国的死亡诗在格调上是低沉悲伤的，反映出一种唯物主义的生死观。读罢中国的死亡诗，读者多沉浸于哀婉和忧思之中，即便《拟挽歌辞三首》似要表达对生死的超脱，却不可避免地透露出诗人的恐惧和无奈，读来仍有凄凉哀伤之感。另外，“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一句，表明陶渊明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也证明了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西方的死亡诗则表现出唯心主义的生死观，相信灵魂永生，因而，在描写死亡的场景时，诗人认为死亡只是肉体不存于世，但灵魂已经到达了天堂，故而可以坦然面对死亡，将死亡视为一种解脱，给读者一种情致温和的实感。
　　基于一定的宗教信仰和历史环境因素，中西方诗人的生死观同中有异，异大于同。普遍来讲，中国死亡诗歌宗教色彩淡薄，西方浓厚，中国死亡诗集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于一体，西方死亡诗集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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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姜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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