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政治和文学的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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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乔治·奥威尔的作品既有极强的政治性，也有显著的文学性特点。他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表达他的政治理想，政治意味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小说《一九八四》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政治和文学互相增强的辩证统一关系，体会这种辩证统一关系带来的小说中的张力，增强阅读感受，体会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政治性；文学性；辩证关系；张力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26-0198-02
　　一、研究背景
　　乔治·奥威尔的作品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他以文学隐喻的方式传达着他的政治理想，用虚构的文学语言表达了严肃的政治观念。他的写作形成奥威尔风格一词，成为政治与文学结合的代名词。评论家雷利（Patrick Reilley）认为，奥威尔是“人类责任和道德选择之伟大传统的主要捍卫者”。
　　近年来，国内外对奥威尔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多视角的综合性趋势。学者以宏观的眼光解读奥威尔的文学作品。在《〈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一书中，阿博特·格里森和玛莎·努斯鲍姆提出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五个话题。其中之一是：“这部小说在我们文化中的地位所引发的一个宏观性问题便是：虚构文学作品应该在政治上扮演什么角色？这是奥威尔终其一生都在考虑的问题。思考社会问题的人，为何要创作小说？小说又能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事件？”这给国内对奥威尔的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启示，使大家更加关注其作品中虚构与现实、文学与社会、政治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关系研究。
　　伊莱恩·斯卡丽在《为诗歌辩护》一文中，提出“现实和臆想并不是靠削弱对方而存在，而是相互增强的”。在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现实和臆想是如何相互增强的？政治和文学是如何共同演奏出美妙的协奏曲的？在《政治与英语语言》一文中，奥威尔写道：“如果思想可以败坏语言，语言同样也可以败坏思想”。在奥威尔看来，一部好作品必须同时关注思想和语言两个方面，既要有深刻的思想性，又要使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实现思想和语言的平衡。
　　《一九八四》中，政治性与文学性有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这种对立统一使整部小说充满张力，呈现出立体化的饱满效果，既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又有引人入胜的文学表达。在文学作品中，对政治思想的关注和政治现实的反讽与批判，给读者带来一定的陌生化效果。另一方面，这种关系促使读者思考小说与现实的关系，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审视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与政治氛围，审视人类所面对的未来，进而更加关注小说的现实意义。
　　二、政治与文学的对立带来的文学之美
　　《一九八四》中，政治与文学的对立主要体现在小说的情节和语言两个方面。从情节设定上看，既有对当时世界政治形势的隐喻，又充满想象和虚构的文学手法；从语言上看，小说既充满具有政治特点的语言表述，又运用丰富的文学手法。政治与文学的并存，产生陌生化效果，使小说带有一种两种力量并存的张力，实现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所说的“把政治写作变成一种艺术”的想法。
　　从情节上看，小说中政治臆想与文学虚构的对立关系，主要体现在故事时间和地点的设定。首先，该小说写于1948年，奥威尔当时45岁，他把48年颠倒一下成为84年，距写作时间仅仅相隔36年。与《美丽新世界》相比较，赫胥黎写的是福特纪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的世界，时间设定给读者一种遥遥无期和虚幻的感觉。而《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未来世界非常近，近到奥威尔认为自己以及当时社会中的人们会切身经历那样的时代。这样的时间从阅读上大大地减少文学幻想带给读者的虚构感受，增强人们在阅读中对现实的关照和思考，拉近小说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时间细节让人觉得这样的未来触手可及，所以很容易被当作即将发生的事实，提醒人们当下思考所处时代的政治趋势和变化。即将到来的时间点，具有当时世界和政治形势的特征，减弱文学作品中臆想的成分。可以触及的时间感觉，成为现实与臆想之间的桥梁和出入口，增强文学作品对社会政治的映射性和现实可能性。这样的时间设定成就了现实与臆想之间似连非连、似断非断的关系，成为社会政治形态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微妙关系。
　　其次，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所谓的“大洋国”的第三大城市伦敦。一开篇，奥威尔就写“这就是伦敦”，写“曾经有几个月之久，伦敦发生了混乱的巷战”，全小说30多次提到伦敦的建筑、街景和战争等，而且凡是写到伦敦的时候，几乎用的都是带有明显贬义的词汇，如“犯罪、黑暗、肮脏、迷魂阵、破败”等。《美丽新世界》的故事发生在未来的世界国中。奥威尔就将故事设定在他生活的城市，对伦敦的细致描写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读者，这样的社会并不遥远，表面上远在大洋国，看似在暗示当时集权主义的苏联，更是告诉人们，大洋国不在彼岸，而是每个人生活的现实社会。奥威尔一再降低虚构的成分，警示人们思考所处的现实社会。所有的极权和对生活与思想的控制就将发生在伦敦，成为文学作品中“被当作事实的细节”，模糊了现实与幻想、当代与未来、政治与文学之间的边界，成为理解社会和洞悉生活的一种新的角度和方式。
　　从语言上看，政治性口号和文学性语言的对立是该小说张力的一部分。通过政治性语言和文学性语言的共同描述，奥威尔描述出一种非常生动的视觉形象。这种视觉形象增强小说的文学性，服务了政治目的。其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这三句口号集中地体现这一特征。表面矛盾的语言体现了政治性口号的荒谬，强烈的矛盾修辞法强化了文学性特征。貌似不合理的说法传递出难以言说的深意。口号性的表达和文学化说法的完美结合，产生出一种小说与现实之间若即若离的阅读感受，在语言上的不合理与政治上貌似合理的表达，给读者带来无所适从的矛盾感受，促使读者深思，形成文学作品中虚构与现实的张力。
　　三、政治与文学的统一带来的现实之思
　　奥威尔在他的宣言式文章《我为什么写作》中提出，“没有一本书是能够没有丝毫的政治性倾向”。 他认为，“你的政治倾向越是明确，你就更有可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动，并且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思想上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独特的个人经历，使他担心极权世界给人类带来的危险和不安。所以，他在文学性方面，不过度重视华丽的描述性语言，而是更多地使用直白简单的语言，或者诸如讽刺、夸张、反语等文学手法，这样更能衬托出他所关注的比较宏大的社会和政治主题，而不是将读者的体会带入对文字和语言的审美中。
　　在《一九八四》中，文学语言虽然成为表达奥威尔政治思想的工具和方式，但并未削弱政治主题。奥威尔一直主动关注政治主题与文学臆想之间的微妙关系，一方面明确表示形式服务于主题的思想，另一方面注重文学形象和语言的使用对政治目的的作用，使二者更为协调，相互服务，而非相互削弱，避免他提到的语言和思想相互败坏的情况。他对思想和语言之间关系的思考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一九八四》中对极权政治最直截了当的描述，对未来世界可能出现的思想控制的最简单陈述。简练直接的语言，加上绝对化的叙述、不断出现的反语和讽刺等内容，将可怕的未来世界的面纱毫不留情地撕开，将面纱下的世界真实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增强语言的力量和现实感，无遮掩，无过渡，将那样的世界展示给人们，唤起人们潜在的恐惧感，从而刺激人们要抵制如此社会的力量。
　　四、总结
　　小说《一九八四》是一首政治与文学共同合奏的协奏曲，文学是载体，政治是内容，奥威尔以自己独特的写作手法，将文学作品和政治理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奥威尔独特的思考方式，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展开他的文学幻想，将政治性语言特点和文学性语言统一在作品中，在现实和臆想的交织中，使读者在貌似虚构的文学中思考政治现实和社会方向，在阅读政治想象的小说中体会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Calder，Jenni.Open Guide to Literature：Aminal Farm adn Nineteen Eighty-four.Open University Press，Milton Keenness，England，1987.
　　[2]阿博特·格里森，瑪莎·努斯鲍姆，杰克·戈德史密斯.《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C].董晓洁，侯玮萍.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3]乔治·奥威尔.政治与英语[M].郭妍俪，译.宁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M].董乐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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