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呈现出的文化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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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尽管《罗密欧与朱丽叶》与我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母体上存在相同点，但二者毕竟属于两种迥异的戏剧体系，差别很大，突出表现在主人公的人格特点、悲剧精神以及最终的结局等方面。毫无疑问，中西方悲剧呈现出的不同特征与其背后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二者都反映了隶属于自身文化的独有特点。两部作品中男女主人公在性格等方面的差异实质上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具体反映。对悲剧结局的处理，罗朱强调逼真地还原，歌颂人在面对命运摆布时的坚强不屈，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集中体现，实际上是希腊文化传承的结果。而在梁祝中，伦理道德的约束贯穿其中，二人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在维护着道德圆满的形象，为此他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实质上烙上了儒家文化的印记。
　　 关键词：比较文学;戏剧体系;文化背景;抗争精神;《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7-0087-04
　　 莎翁的代表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与中国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以爱情抗争为主题，描绘了男女主人公凄美的爱情故事，宛如相互辉映的两颗明星，闪耀在戏剧舞台上。此二者的母体大致相同，都与“爱情”“殉情”有关。一对恋人尽管情投意合，但爱情的道路上却充满荆棘。为了使自己的爱情得以永存，这两对主人公与长辈亲属等进行了坚决的抗争，在明白自己无法挽回后双双殉情。不过，尽管两部文学经典有很多共同之处，但由于出自不同国籍的大师之手，培育其文化的土壤也完全不同，处理手法上有很大差异。
　　 一、两部作品中男女主人公性格上的不同
　　 同样是对爱情矢志不渝，莎翁笔下的罗密欧、朱丽叶与梁祝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异。罗朱二人直率大方，天真烂漫，富有青春气息，敢想敢为[1]。明知道对方的家族与自己是世仇，仍然勇敢表达爱意，相爱后更是毫不畏惧。为了看到自己心爱的人，罗密欧毅然跳进朱丽叶家的花园里。为了和自己心爱的人永不分开，他宁愿舍弃自己的家族姓氏。最终，他面无惧色地接受了死亡。同样，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朱丽叶坚定不移地追求着自己的幸福。尽管她一开始也愿意听从礼法的教诲，但当她发现礼法与自己的爱情不可调和时，她坚决选择与礼法告别。对个人的肯定，对自身感受的重视使礼法显得微不足道[2]。尽管她也能隐约感受到这场爱情可能埋下了祸根，但她依然选择了昂首向前。真挚而热烈的爱情也令她放下了贵族小姐的矜持，急切地向心上人诉说自己对婚礼的向往，无论天涯海角，她都要完全地将命运托付给罗密欧。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显露，没有一点迁就，把自己的个性特征充分地展示出来。
　　 与之相比，梁祝二人同样渴望着属于自己的爱情，但他们不敢显露，只能将其埋藏起来，表现出屈从于社会伦理的无奈。梁山伯恪守古训，熟知圣贤之道，但缺乏一种聪明有趣的气质，这也使他在人际关系中丧失了本该有的判断力。梁与祝3年同窗，梁居然不知晓祝的真实性别，足见其迂腐之气。此外，在梁身上看不到一般青年具备的朝气和活力，当他对祝英台的事恍然大悟时，祝已经被许给了马氏。面对这样的现实，梁也不是如罗密欧一样奋勇抗争，只是边叹息边无奈地接受这样的安排，对于外来的阻挠除了怨天尤人，就是悔恨当初，最终卧病不起。相比之下，祝英台多了一分活泼伶俐，这从她女扮男装可以看出，使她在封建女性当中有一些鲜活的个性。然而这种个性只是短暂地存在，在封建纲常伦理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当她踏上求学路，也只能摘一朵榴花，对天祷告，祈求得到上天的垂青，把个人的成败交由上天来决定，实际上仍然表现出在封建道德面前的退避。在和梁同窗共读时，虽然对对方产生了爱慕之情，祝也不敢主动向梁吐露，因而她的爱情挣扎在理想和残酷伦理间，长期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为了避开世间的非议，她把自己深深地掩埋起来，自然本性得不到展现。在社会道德控制下，生命自觉显得非常卑微。
　　 以上可看出，罗朱和梁祝在性格上存在很大的差别，罗朱深刻地表现出文艺复兴时期人性的光辉，梁祝却是一种被封建伦理压得喘不过气的属性。
　　 二、不同悲剧作品在生命力感与崇高感上的区别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曾说，悲剧不仅仅会带给人怜悯及恐惧，更会使人体会到生命力感及崇高感。这两种情感来源于既清楚地知道现实的残酷性，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又义无反顾地去追寻自己的幸福，在挫折中奋勇反抗。细读两部作品会发现，两部爱情悲剧都有崇高感，但在层次上和意味上差距较大。
　　 罗密欧和朱丽叶一见倾心，在进一步了解中发现双方家族为世仇，却依旧不退避，勇于向命运抗争。对于结婚的事，他们没有犹豫，私下确立了终身大事。其后罗密欧因此遭到放逐，凯普莱特又逼迫朱丽叶嫁给帕里斯。一贯表现出言听计从的朱丽叶此时选择了听从自己的心声，她顾不上考虑家族尊严，对父亲拟定的婚事断然拒绝[3]。凯普莱特因此火冒三丈，威胁她如果不按自己要求做就不再认她做女儿。面对这些，朱丽叶毫不退让，毅然决定出走并找到神父寻求解决之道。这位看似弱不禁风的女子为了获得自己的幸福毫不犹豫地喝下了麻醉药，躺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墓穴里。当这一切都安排妥当，命运却给这对恋人开了个无情的玩笑：罗以为朱已为自己而死，毅然结束了生命。当朱发现后，她立刻选择了以死殉情。一见钟情却为世仇，用计假死却遭到命运的戏弄，然而这对恋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向世俗和命运低头，他们勇敢无畏、坚毅果敢，积极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向阻碍他们爱情的家族及命运勇敢斗争，应该说尽管在肉体上已经香消玉殒，但在对爱情的守护上却没有留下任何遗憾。因此，他们旺盛的生命力不会因失败和死亡而消逝，一种壮丽绚烂的美丽突显出人格的崇高和伟大[4]。
　　 和他们相比，梁祝同样是以死殉情，但其选择是一种被动的无奈。对封建礼教的阻隔，梁祝二人只是唉声叹气，完全接受命运的安排。对他们而言，礼法、古训、伦理是不可逾越的大山，爱情只能屈从于其淫威之下。尽管梁祝的死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但生前却总是把命运交给他人。在阻挠面前选择隐忍逃避，不能显现出伟大的生命力，也使爱情悲剧中的人物缺少了崇高感。然而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梁祝的选择也是出于对完美道德的追求，希望能兼顧爱情与道德礼教，这种崇高感也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因此可以说罗与朱的崇高感以自由、独立为基础，梁祝的崇高感来源于道德的完美[5]。 　　 三、爱情悲剧结局的不同
　　 两幕戏剧中的男女主人公最终都以死亡告终，但仔细分析还是有所不同。罗见了情人最后一面后，就选择了服毒自杀。朱假死醒来后得知丈夫已不在人世，果断选择用匕首自尽。加上背后阴森恐怖的墓地，这幕剧更增添了很多悲壮气氛。梁祝虽然也双双殉情，但故事的结局却设计在一个天朗气清、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两人化为翩跹蝴蝶，双双飞舞。抛开世仇的和解，罗朱二人是更为纯粹的悲剧，而梁祝的结局能给人带来一丝慰藉。
　　 四、两种爱情悲剧背后的文化成因
　　 相近的母体，同样是爱情悲剧，中西两部戏剧却有很大区别，这归根到底是不同文化成因的影响。从社会学角度看，人一出生就会受到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的日常行为、思想活动都与文化有紧密的关联。文学就是对人性的研究，作品中的人物都会反映出当时的文化背景。不同地域的悲剧作品存在差异，主要是由培育其发展的文化土壤决定的[6]。
　　 罗朱成长的文化环境可追溯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个人主义是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属性。国学大师钱穆就曾指出，西方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要素即为个人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普罗塔哥、伊壁鸠鲁等人就极力宣扬个人主义，把个人看作是一切事情的中心，这也为后来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兴起做了铺垫。人文主义强调人性的彻底解放，人格尊严、个人地位的神圣不可侵犯，莎翁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其作品中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也就随处可见[7]。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朱二人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把个人的愿望及尊严看得至高无上，不被其他社会因素所干扰和阻断，这种生命自觉就来源于当时的文化背景。相反，从梁祝所读经书就能看出，二者所接受的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仁”的重要，克己复礼，把人完全看作社会性的存在，严格抑制个人自由表达。董仲舒、宋明理学在此基础上更加突出了社会伦理的牢固地位，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道德范式及基本准则，使个性光彩消磨殆尽。这些文化因素在梁祝身上均可找到，比如做事循规蹈矩，对伦理古训一味服从，不敢突破道德的藩篱追寻自己的幸福。
　　 在希腊神话中，神的威力是巨大的，人时常遭遇命运无情的捉弄，但这并不妨碍人为了理想、信念去抗争。即使最终失败，人的光辉是永不会消灭的。这样的悲剧意识形成了一种推动力，使希腊人善于表现像普罗米修斯这类的“殉难者”。在罗朱两人身上，莎翁糅合了这一文化元素，塑造了一对挑战厄运、不畏艰险的恋人，激发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其伟大与崇高之感，正是在观众内心无比悲痛时涌现出的一种由衷的赞美。然而，古代中国的命运观却有很大差异，“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规劝人们遵循社会的安排。梁祝二人不过是当时读书人的一个缩影，即使想要斗争，也总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守势。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了梁祝悲剧的崇高感：尽管二人缺乏西方文化里宣扬的自主意志，但他们追求道德的圆满也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两部作品中的结局也能够在自身的文化系统中找到根源。罗朱二人的爱情悲剧受希腊自然观的影响很深。希腊人认为，人和自然彼此对立，斗争是唯一的出路。因而他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到生存环境的艰险，在冲突中展现顽强不屈的性格，因此一种悲剧的结局才足以显现出其斗争的悲壮。甚至有西方评论家认为，唯有在主人公最终失败死去时，才能彰显他们的崇高感[8]。以莎翁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作家继承了这一衣钵，罗朱的悲剧结局也就在所难免。从美学角度看，西方美学注重模仿的真实性，强调“客观的再现”，对于作者主观的情感只能巧妙地隐藏在故事中。因此，这幕戏剧的结局固然让人难以接受，但这也的确是冲突自然的结果，没有加入主观的干预。而梁祝的爱情悲剧就有迥然不同的结局。传统文化强调人神协调、中庸有度，因此不习惯表现强烈的冲突。在悲剧的处理上，他们注意“点到为止”，当死亡不可避免时，也会借用作者的妙笔使结局相对圆满。从作品的社会功能来看，我国的儒家文化更为突出教导性，因此在悲剧结尾处总会给人一种希望，一种回报，尽管可能现世不能得到，也会在来世或者虚幻中得以体现。梁祝这对恋人最终化为蝴蝶，比翼齐飞，填补了读者精神上的缺失。
　　 不管是莎翁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传统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二者都反映了隶属于自身文化的独有特点。两部作品中男女主人公在性格等方面的差异实质上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具体反映。对悲剧结局的处理，罗朱强调逼真的还原，歌颂人在面对命运摆布时的坚强不屈，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集中体现，实际上是希腊文化传承的结果。而在越剧梁祝中，伦理道德的约束贯穿其中，二人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在维护着道德圆满的形象，为此他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实质上烙上了儒家文化的印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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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林丽.论爱情悲剧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基于主题学视角下《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比较研究[J].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29（3）：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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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吳晓玉.从中西文化观看《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联系和区别[J].北方文学（下旬），2017，（07）：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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