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丽丝.莱辛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李 聪

　　摘要: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以其女性作家特有的笔触刻画了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本文拟从莱辛不同创作时期的众多代表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入手,揭示女性在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中表现出的极强自我意识。随着“性解放”的进一步发展,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社会深度和影响力也得以增强。本文试图通过探讨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当代社会下的男女两性关系。
　　关键词: 多丽丝・莱辛女性形象种族主义母性意识“性解放”
　　
　　 “人们逐渐明白在我们中间这么多年一直生活着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而我们大家竟然谁都没有察觉。”英国作家毛姆的这句话,正好能用来形容我们逐渐熟悉的多丽丝・莱辛。从1950年问世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开始,作者虽曾多次公开宣布自己对待女权运动持否定态度,但她仍被女权主义者冠为典型的女权主义作家。诚然,多丽丝・莱辛的小说基本上是以描写女性形象为主,男性形象为辅的。
　　作为继伍尔夫之后最负盛名的英国女作家之一,多丽丝・莱辛的创作题材涵盖了种族矛盾、两性冲突、美苏争霸等20世纪中期的众多焦点问题。进入60年代后,由于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问题已悄然潜入众多作家和评论家的潜意识里,成为了不可回避的一个主题。本文以历史文化的角度为背景,分析多丽丝・莱辛不同创作时期的女性形象,分析其女性形象中的种族主义、母性意识与“性解放”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多丽丝・莱辛创作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不仅为了塑造女性形象,更是为了寻求一条男女两性关系的和谐之路。
　　
　　一、种族主义下的女性形象
　　
　　“女性批评假定,所有的写作都打上了性的烙印。正如阿莉西亚・奥斯特莱克(Alicia Ostriker)指明的那样:‘作家必然表现出性的经历,如同他们必然表现出民族、时代、语言之精神。’”[1](P22-54)根据这个假定,所有作家作品中的性的描写必须在历史、民族、种族和性别等语境中加以解释,也就是说任何一位女性作家在表现性的问题时都应有所依托,都应有其所想表达的深层意义。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兴起并高涨的背景下,为数不少的女性作家重获话语权,即在不同语境下将性的描写架构于与时代背景相契合的大到历史问题、民族关系、种族主义,小到性别之争、男女两性关系等语境中。其中以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尤具特色。
　　多丽丝・莱辛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1950)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南部非洲种族主义制度的情况,深刻地揭露了种族主义对殖民地的残酷压榨,殖民统治下白人之间、白人与土著人之间被扭曲的关系。小说采用时序颠倒的手法,辅以意识流的技巧描写了主人公玛丽悲剧的一生。主人公成长在扼杀人性的殖民统治下的非洲,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相互交织,如一张大网将其生活根源破坏殆尽。小说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情节是白人妇女玛丽与黑人奴仆最终发生了不伦之情,这也是小说悲惨结局的直接诱因。作者在小说中曾指出这种情形(白人家庭主妇与当地黑人奴仆发生不伦之情)已在非洲为数不少的白人家庭中发生,白人夫妇的关系被当地恶劣的生存条件、扭曲的人际关系、殖民主义的压迫与种族主义的隔离政策等破坏,因此发生这样的悲剧是必然的。在小说中,女主人公玛丽无疑是白人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最大牺牲品和受害者。她在殖民地的成长过程也正是她的人性被逐渐扭曲而最终走向毁灭的过程。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作者用大段的篇幅描写了黑人奴仆在杀死玛丽前后的内心冲突,着力体现出了两人之间的真爱。然而,根植于每个人心里的种族歧视,注定了这最终是一场殖民主义的悲歌。
　　有评论家称,玛丽可以说是莱辛作品中唯一的“生活缺乏斗争”[2]的女性形象。笔者对这一观点不敢苟同。玛丽尝试多次但均以失败告终的“出逃”与对美好生活和爱情的追求不正体现出她逐渐觉醒的女性意识?小说以悲剧收场,其主题最终落到对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抨击上。多丽丝・莱辛通过对殖民地白人与黑人不伦恋情的典型性描写,将女性意识完美地融入到反抗种族主义主题之中,展现了作者所坚持的用“细微的声音”表述自己对种族主义的强烈反抗和对女性群体的真诚关注。
　　
　　二、充满母性意识的女性形象
　　
　　展现母性意识也是莱辛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她的创作风格和题材再次回归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后,这一主题体现得尤为明显。《第五个孩子》(The Fifth Child, 1988)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这部小说的创作本意是通过探讨处于社会边缘一类人的生存问题,警醒人们对于当今社会的恐怖的认识,唤醒人们的良知以及对边缘人的同情。
　　在《第五个孩子》中,作者转换笔风,从一对十分古怪却般配的恋人彼此深爱并组成完美的家庭开始。建筑师大卫与海蕊结婚,他们试图一同打破常规,建立一个多子女的幸福家庭。最初几年里,前四个孩子的降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比的快乐,然而,第五个孩子班的到来却使原本美满的家庭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与前四个体态、相貌出众的孩子相比,班却天生跛足、驼背又贪吃;在哺乳期将母亲的乳房咬得青一块紫一块;一岁时徒手杀死一只狗;在房间里大喊大叫以至于招来警察,致使全家陷入极大恐慌。面对这个恶魔似的孩子,父亲坚决不承认这个孩子是他的。最后班被送到收容所。
　　在班被送走后的日子,大家经历了一段平静的日子,“这个家庭就像纸花浸到水中,整个绽放开来”。[3](P53)但母爱是天性的、伟大的、无私的、神圣的,母亲海蕊的母性意识愈加体现出来,最终她不顾一切找到将死的班并将其带回家。她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以顽强的意志和母性般的慈爱将班养育成人。莱辛刻画了一位“受难的圣母”。小说的中心人物不可否认的是班,但贯穿故事始终的是海蕊的母亲形象,以母亲的视角带领读者透视班的一切。当然这种母子关系的描写也没有逃离传统的塑造母亲形象的常规手法,但与小说中其他几对母女关系形成鲜明对比:海蕊与母亲朵拉丝,“蒙古儿”艾米与萨拉等。她们的关系更多地是一种给予和受与的母女关系,而海蕊与班的关系却像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如此的一位母亲不顾一切地将家庭的弃儿一次又一次从毁灭的边缘拉回来,直到自己无能为力,我们不得不感叹母亲形象中所折射出的敢于自我牺牲的光芒。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同样充满了女性意识,在以男性话语权为主体架构的社会中,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不顾丈夫的竭力阻挠、其他儿女的疏离、亲朋好友的横眉冷目,我们不得不为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所折服。
　　莱辛的作品中诚然有“受难的圣母”般的母亲形象,而在其代表作《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1962)中的安娜・伍尔夫却向读者诠释了另一种母亲涵义,即以其大海般宽广的胸怀包容、理解人世间的一切,以冷静、锐利的眼光审视着分裂的世界。在小说的前言部分,作者表露了自己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在英国,人们很难找到一部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司汤达的《红与黑》那样全面描写‘时代的精神和道德的气候’的作品。”[4](P4)因此,作者创作这部小说是为了填补英国小说的空白,描写“20世纪中期整个世界的风貌”。《金色笔记》可以称得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4](p9)
　　这部小说内容包括两极格局下动荡的世界局势、非洲的殖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影响下的个人感情纠葛、濒临崩溃的精神世界等。小说中的安娜完全是莱辛笔下独立的母亲形象,她一反当时盛行的女人“相夫教子说”,积极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密切关注社会制度与世界风貌,抨击当时英国不人道的殖民主义;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始终找不到能满足自己感情需要的男人,她不能像其他传统女人那样充当男人的附属物或看孩子的保姆,但是时代背景决定了安娜作为“自由女性”的失败。安娜既是一位才华横溢、思想独立的作家,但又是迈克尔的情妇、简妮特的母亲,她必须在这三重角色下挣扎。但是安娜对女儿细致入微的照顾,对好友儿子的悉心教导,这种女性形象一反传统小说中男性笔下的“家庭天使”的形象。这正是莱辛赞美伟大的母性与母职的手法。

　　
　　三、“性解放”下的女性形象
　　
　　在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妇女大都没有性自由,她们的性权利一直被限制在婚姻中。完全根源于男权社会的女性“性禁忌”,作为一种道德传统长期存在于人类意识形态之中,使妇女承受着男人的性压抑和性奴役。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性解放”。“性解放”强调妇女的性自由和性快乐,争取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当然,妇女的地位不是仅仅通过“性解放”就能获得的。二战后,在西方国家的重建过程中,男性劳动力的大规模匮乏,为妇女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提供了客观条件。这样,妇女在经济地位上开始独立,继而人格方面获得独立加之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全球范围内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等将妇女的社会地位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性解放”的思潮对莱辛的创作有着重大影响。其众多作品一直大胆而直接地表现妇女全部真实的生活领域。作者一直试图表现女性的性意识,并且大胆剖析女性情感和性生活。她以严肃而真诚的女性作家态度探索这个分裂世界中的两性关系,并以此来建构自己关于两性和谐的理论框架――寻求灵与肉的平衡。这里讲的灵与肉的平衡不仅指存在于男女两性之间的一种和谐,更是女性自身的有了性活动以后的自我平衡。莱辛笔下的人物大都体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和谐的两性关系应以平等的男女关系与真心相爱为基础。在《野草在歌唱》中,与丈夫毫无感情的玛丽在新婚之夜觉得“这件事对于她根本无所谓,一点儿也没有什么”,[3](P56)因为他们之间完全不存在爱,在她看来自己不过是把身体施舍给“这个低声下气的男人”。而在《金色笔记》中关于性的描写更加直白大胆,如爱拉“如果他不爱我,她不会有这种体验的”。[4](P9)作者以其自身女性经历为基础,说出了爱拉在获得性高潮后的心声。换句话说,女性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风向标,当发现自己与性伴侣一起再也无法获得性愉悦时,应当考虑到是不是二者之间已经不存在爱了。莱辛的后期作品《又来了,爱情》中(love,again ,1995),女主人公萨拉虽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她也和年轻人一样渴望爱情。但是由于年龄关系,她被剥夺了爱与被爱的权利。小说中大段篇幅的深入描写是“为了维护这最基本的人权,莱辛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发出痛切的呼吁”。[9](P11)她以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睿智的辩证思维方法,为各种处于边缘地位的人呐喊疾呼:人类对于性快感的追求不仅仅局限于年轻人之间,年老的人无论从身心各方面更需要人们给予更多的关怀。莱辛从女性独特的性别视角去刻画女性形象从而探讨女性真实的性感受,但她不单单禁锢在性这一领域,而是将性推向更深的意义,去探索男女之间的和谐关系,即“男女的世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男人少不了女人,女人也少不了男人”。作者关于性的描写意图很明显:女权主义思潮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况且是离开男人来讨论女性对立的问题,这种运动思潮不可能帮助妇女获得彻底的自由。
　　莱辛在众多作品中同时也塑造了大量男性形象,通过男女形象的对比使得女性形象更加突出,作者创作的女性世界更加丰富。尤其是将女性形象建构于时代背景或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上,更深化了作者创作的主题思想,扩展了影响力,也践行了作者所坚持的“用自己细微的声音表达自己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创作使命感”。文学作品的分析,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在于欣赏作品,更在于给人以现实的指导意义。通过分析莱辛作品中典型的女性性象,笔者不禁想到了劳伦斯在其代表作《虹》中重点阐述的男女两性平衡和谐的论点。而通过对莱辛不同时期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析,不难发现贯穿莱辛作品始终的论点是主要在于探讨男女两性关系的平衡――灵与肉的平衡。她不是过度地夸大性在男女两性中的作用,而是从一位女作家亲身的性体验与性经历入手,准确地把握两性关系中男女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女性自身灵与肉的和谐统一。这不仅表明了莱辛作为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特殊关注与理解,而且从整体上反映出了其对女性形象的准确把握。
　　
　　参考文献:
　　[1]王宁.文学理论前沿[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夏琼.扭曲的人性,殖民的悲歌[J].当代外国文学,2001,(1)
　　[3]多丽丝・莱辛著.一蕾译.野草在歌唱[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4]Doris Lessing.The Fifth Child [M].New York: Random House,1988.
　　[5]多丽丝・莱辛著.何颖怡译.第五个孩子[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多丽丝・莱辛著.陈才宇,刘新民译,金色笔记[M].译林出版社,2000.
　　[7]黎会华.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的现代主义技巧分析[J].外语研究,2003,(6).
　　[8]王丽丽.寓言和符号:莱辛对人类后现代状况的诠释[J].当代外国文学,2008,(1).
　　[9]多丽丝・莱辛著.翟世镜,杨晴译.又来了,爱情[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905415.htm